|
《左邻右舍》仍然保留了姜贻斌小说(乃至于散文)创作之固有的主导的艺术品格，那就是诗意的、感性的优点相当突出。自然，在这部作品中的诗意与感性，已与其以往的中短篇小说中这种东西的存在的情形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概而言之，似乎可以这样说：它更为客观和冷静，其一贯细腻而鲜活的艺术描写中又增添了丰腴与厚实；作为写实的高手，在这部作品中，其整体象征与意象化的色彩更为浓重，甚至还成为了有机的结构元素；其以往中短篇小说中所绝无的理性基因，在这部小说中甚至还升华为无形的灵魂，但它并没有破坏作品本身所给予人们的和谐而美好的艺术感觉；作者是不动声色的，在这方面，连他的幽默立场也出奇地从容不迫，但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触摸到他的心灵深处的强烈愿望，尽管它看上去的确是冷冷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精英文本。它具有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被习惯性地称为精品的小说中最主要、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艺术成分。甚至它还相对于一般的写实小说提供了更新鲜、更富有强力的东西，就此而言，它是写实、象征、寓言、讽喻诸色彩有机融合的一个审美统一体——这里值得特别加以肯定的是“有机融合”这一状态，以及这一状态所显示的作家的艺术功力：它使得上述各个色彩元素不仅自身各各显得极为圆融，而且彼此之间的交融确如水乳一般绝不给人以混合或掺合之感。说实在的，若只取上述“多元”中的某“一元”或“二元”，能使自己的艺术操作做得圆转和美的作家，确是大有人在。但姜贻斌此作的出色是在于，他让自己的这部长篇处女作，相当好地做到了“多”与“一”的统一。而我以为，这里除了作家的固有艺术才华的优势之外，亦应与他在这部长篇创作中所选择的文化目标与审美理想分不开。 我固执地以为，面对已经给人以全新之感的现代生活和世界文化/文学潮流，若再一味地固守传统的、带有古典意味的文化目标、审美理想、文学创作模式，只是依恃和拘守于自己在生活中的带有原真感的、朴实的生活感受与体验，并且只是希求以纯感性的方式把纯感性的生活情景“再现”出来，自然也可以有很优美的艺术图画被描绘出来，都未必甚至不大可能奉献出能够给人以强烈、深刻震撼的现代文学力作。我的意思是说，像“理性”这种过去一提及作为“形象思维”活动的文学创作时就果断地一概加以排斥的东西，对于现代人的文学创作与欣赏来说，已是不可或缺的营养。这在近几十年(至少是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文学发展潮流中，其实已是触目可见的毋庸置疑的事实。作家必须用理智来加以武装，文学创作必须以理性作为灵魂，作品所展现的鲜活、生动的生活情景之作为艺术图画的背后，必须有清醒的理念来“领起”，是现代艺术创作包括文学创作的一种大智慧；就此而言，学识、学向乃至学术，都应是作家们所必备的主体素质。他不仅需要有这方面的储备，也要有这方面的立场、眼光、视界和相应的思维方式与运作能力。作家当然不就是哲学家；但如果他同时或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他必定会是一个顶级作家。 姜贻斌的《窑祭》之所以虽有标准的艺术建构，终归还是让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读者：至少是某一类读者——多多少少地感到有一些不满足，除了作者创作那些作品的当时其“性格”方面的原因(已如前述)之外，他在当时的操作中缺少一种哲学的或曰学者的立场、眼光、视界、思维方式、动作能力等等，恐也是极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关键的缺失。这样来看的话，从《窑祭》到《左邻右舍》，他是前进了一大步，至少已经走在了从精品到力作的更有前途的创作道路上了。 《左邻右舍》的最可贵的同时也是首要的一个长处，是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他已经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也就是说，他不再只是“平视”(更不是像有的曾热闹一时的顽主文学那样“仰视”亦即王蒙所说的“蹲看看”)生活，而是高屋建瓴、居高临下地“俯视”生活。这不是什么虚狂，这是作家创作亦即文学作品表现生活时应取的一种正常状态——就此而言，我以为说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没有什么错，否则艺术就并无存在的价值了；而且所有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如此。 唯其如此，姜贻斌《左邻右舍》中的几乎所有生活场面都变成了意象。无论是那些以宋丙生、燕凤寅、唐庚午、金乙芬、齐申莲、吴丑卯、元汉、魏丁香、明癸、秦甲子等等来命名的人物的日常活动，还是由其相互关系、相互交往所构成的故事情节，乃至“那条约三十米长的狭窄的巷子”亦即“就是他们与外面世界来往的唯一通道”的“死巷”，或动或静，都是如此。一方面，在姜贻斌的笔下，生活是毛茸茸的，原汁原味的，“杂色”的，如王蒙所说过的那想象刚刚从大海里用手掌捧掬起来又苦又咸又涩正在从你的指缝间一滴一滴地往下渗漏的，在这方面，姜贻斌显示出其极出色的才华，他把秦、燕、魏、齐、吴、唐、宋、元、明——还有一个周(竹子)，她是一位女驼子——诸位各自以及共处在这条“死巷”深处其实也就是“终端”的一个大院中时的种种“生态”写得真个是丝毫毕显、活灵活现，无论是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还是由这些细节共同组织起来的情节、场面、故事、氛围，都令你觉得它的确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还在发生于你的周围和你自己过去、现在，可以触摸到和感觉到的未来的现实空间里；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死巷”本身是这样的一个所在：它“偏生的怪，不知坐落在何省何市何县。我想查它个水落石出，弄清楚这死巷确切的属辖，无奈翻遍历史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各个年代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地图，都没有查出可靠的依据。这使得我对历代的地图的绘制者多多少少产生一些怀疑，是吝啬版面，还是一时疏忽？抑或是不想把死巷这不雅观的地名标上去？后来我又一想，死巷是否在那些地图上堂而皇之地标出来，或者属于哪个管辖之内，已无多大的意义，只要它的的确确地存在着也就足够了。或者说，死巷只要在我心中存在着也就足够了，至于别人相信与否，且随他去吧。”也就是说，它的确存在，但又寻常看不见，不仅查无实据，而且一旦要你举证，你也会感到很难说得确切，但你又决不肯因此就承认自己是在作白日梦或者患了妄想症，因为你的的确确曾经时时刻刻地感觉过这种不容置疑的存在——于是，你反而会更加固执地认定：这“死巷”其实正因此而是一个“大存在”；因为写实技艺的高超也因为作者的确对他所描绘的这种生活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所奉献给你的那些鲜活、生动、具体、逼真的生活场面，之所以又使你找不到真凭实据感到莫名的困惑不得不对某种很实在的东西比如说“历代的地图”及其“绘制者”有所怀疑，乃是因为它已经融化了你的“心中”变成了印象与记忆，因而不但幻化成为某种象征同时也被抽象了的缘故，所以这“大存在”在这里就只是一个意象。而这个意象，你称之为“意中之象”也好，“意识到的景象”也好，总之它是“的的确确地存在着”的，这“也就足够了”：就我而言，当姜贻斌笔下这些似乎绝无现代生活气息或者说几乎绝无一点“活”气的人类“生”态自然而然地唤起了我的惆怅与痛感的时候，尽管我知道他在这里所描写的一切人物、情节、环境的“本体”都是虚构的，我仍然坚定而牢固地相信其真实性，我知道其中的那些纠葛、矛盾、冲突，境况、遭际、命运，没有开始的开端、没有结果的结局，其中的悲剧性、喜剧性、正剧性，都是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过程，它们即便不就以书中这样的情形呈现出来，肯定也会以与之“异构同质”或“异形同神”的样子演出在我的眼前。毋宁说，作为“戏剧”，这故事的令人眼花缭乱缤纷莫测的演绎，应在“当下”，也还正处在火火爆爆轰轰烈烈之中呢。 但它的确令人困惑和怀疑。不只是“剧中人”亦即那条“死巷”中的人们是如此：他们不知自己是何方人氏，从何处、在何时迁徙而来，而此处又是一个怎样的所在，这所在中的一切又是缘何而发生的，这些发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这故事的大结局在小说的末章中已经写得很明明白白，即那位精明能干的宋丙生呷了一口茶，自言自语道：“死的死了，癫的癫了，死巷这下好看了!”但这究竟只是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不是还有没死没癫的人在吗？而且，不是还有新的生命的诞生吗？燕胖子生了，果然是个崽。但是，齐申莲惊讶不已，心情极为复杂，带着很深的疑问；那个唐庚午也是怪了，见有了个崽，一边嘿嘿笑，一边又愁容满面；宗丙生心里自然高兴，坚决肯定是自己的种，但又在秦甲子的暗笑里，借只管与吴丑卯说话来掩饰自己的心惊肉跳，唯恐“日后会弄出个什么麻烦来”——原来死与癫固然让人悲哀，而与死俱来的生，其实也正是大恐惧呢! 这是怎样的一个既现实而又超现实的故事？它想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什么？既然连明癸、秦甲子都终于弄不清楚，那么我们，作为“观剧人”，又能够弄得清楚吗？ 但也许金乙芬是个例外？她疯疯癫癫地成天成天地望着高墙上头那个古怪东西，心里怀有一种极清醒的而其他人一概都不了解的自信：“他们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怎么看得见呢？唯有我看得见”。她的确看得见并且也看见了：“人生一世，细想起来也没多少味道，吵呀争呀打呀闹呀笑呀哭呀，偷鸡摸狗，尔虞我诈呀，欺左骗右呀，要死要活呀，厚颜无耻呀，出尔反尔呀……”然而她所看见的东西，我们也看见了；而她从所看见的东西中得出的结论是“依我看，人生一世到底为了什么呢？简单地说来，左不过是男人为了两巴，嘴巴巴；女人为两口，上口下口。我看就是这样的。实在，没有什么能逃脱它的”，在我们看来又并不怎么高明。所以她实在也并不是一个称职的“解谜人”。也许唯其如此，她忧郁、痛苦、“疯癫”了一生一世，最后终于也还是凄凄惨惨戚戚地死了，悄没声息默默无闻地死了，而且死得极不清醒：她明知“人生一世，细想起来也没多少味道”，却还是禁不住内心执着地沉吟：“几个人愿意去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同时因而也就极不情愿：“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她“不甘心”什么？是“不甘心”没有“赖活”够？还是“不甘心”这一辈子终归只是“赖活”着？假如属于后者，那么像明癸一样，她和他都还能算得上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的终归还是“不甘心”的，有理想的，想“活好”的，其实这“也就足够了”。 姜贻斌之所以设计明癸、金乙芬和秦甲子这样的人物，这样几个在一群纯感性的“高级动物”中，多少还有着很明显的理性意识和理想追求的人物，当然是为着表达他自己心中某种强烈的理念。只是这理念本身的内涵还不够明确，内容还不够具体——有些业已被明确、具体地表达了出来的东西，又过于空泛，过于无力，因而也就事与愿违地缺少应有的弹性与张力，也即是说，它们既未能暗示给人们以明晰正确的思维方向，有时又“凿实”得让人无法拥有足够的让想象纵情驰骋的艺术空间。而这里多少有一点显得尴尬的是：恰恰这种部位，又是作者在营造意象时，让人一眼就可看出是他最为“用力”的部位，其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以6个独立成章的单元出现在整个故事中的金乙芬的“理性意识流”，而这也许正是姜贻斌自己艺术构思中的得意之笔。 但老实说，即便如此，姜贻斌在这里也并未失败：因为这6个“独立”单元，不仅自身自然而完整，它们之“插入”整个故事，又与其他的“情节”融合得非常好：既默契又和谐。而且它们虽然在性质上的确很“理性”，终归又是以原真感很强的“意识流”的形态出现的；至于其内涵与内容上的问题，对于这部小说的艺术素质来说，并无损害与妨碍：我们其实是不能够要求一个作家一定要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哲学家的——能够是当然最好；但在目前的中国，恕我直言，像姜贻斌这样能够有这种自觉而积极的追求，就已经是相当难得的了。 所以我的确很乐于肯定他的这个试图：用诗意的笔触，通过绝对感性的描写，将写实与象征、具体与抽象统一起来，营造出具有寓言品格、讽喻意味的意象，努力表达某种理念，并且在这种理念中渗融进现代人对于生活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与思考。同时他的这一文化目标与审美态度也是很可取的：他想要从对民族生态的观照中，寻找出某种不仅耐人寻味而且发人深省的东西，来警策尚处在浑浑噩噩的愚昧和半愚昧状态中的当代中国人，并且怀着极殷切而诚恳的心情，期望着他们的“猛醒”；唯其殷切与诚恳，他的笔触，于细腻锋利中不无辛辣的嘲讽，但这种嘲讽，因为被严格地控制在“客观/中性”的范围内，一点也不伤人，甚至连很爱兜售“幽默”的人们所常有的那种贵族化痕迹都看不见。我想，这或许仍然与作者那种天生的、惯常的善良与厚道有关吧。 但也得承认，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姜贻斌的这部倾尽了心力之作，虽然其情可感，在艺术上也的确可圈可点，到底还是在力度——沉重感上稍有欠缺。以我个人未必准确的印象而论，他通过成功的意象建构和积极的理念追求所造成的最为明显的效果，是向人们表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个人愿望，这是一种充满了终极关怀、渗透着人文精神、洋溢着现代气息、反映了健全人性的愿望：希冀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与我们作为人本身的生命存在，有一种迥异于“传统”的非常美好的状态。别看他好像的确是在那里发出恐怖的预言，这预言中透露了一个悲观主义者深度的绝望，但毋宁说，他是在向绝望进行“最后”的抗战，而这种抗战的精神的驱动力，就是他的爱，他的温情，他的人道主义的大悲悯与大关怀。 因为如上的原因，我并不以为这本叫做《左邻右舍》的书是完美无缺的。相反，它不仅证明了作者要圆满地解决自己的困惑与怀疑，还有一段不短的生活与思想的路要走(然而谁又不是如此呢？)；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在作品业已完成的这个艺术图画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时代之间，要真正寻找到一个能够科学地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真正合适的契合点，的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此而言，我倒是觉得他的《窑祭》里的篇什，差不多每一篇在艺术上都堪称相当完美——但是我们难道能够作这样荒唐的比附吗？一座有某种不足的大厦与一个个精美的小工艺品之间，能够作出这种荒唐的结论来吗？姜贻斌在《左邻右舍》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家的气度，确实今非昔比。 而且我们还必须正视如下的事实：就当代湖南文学而言，有《左邻右舍》这种追求的作品，即便曾经有过，也并不多，而况它是一个成功的长篇。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它的确为当代湖南文学提供了新鲜的贡献，哪怕只将它算作是一种尝试，也比因袭旧路好得多。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5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