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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之恋》，是作家澹泊的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长篇大著。作品所描绘的洞庭湖区平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蕴，无论经济、哲学、宗教、文化、艺术、风俗，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块土地曾经容纳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吸引过诗仙李白[1]，感动过诗圣杜甫[2]。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当代作家、诗人、画家纷纷来到这里，创作了不少社会主义时代的诗文佳构，可惜还没有给这块历史悠久的楚地留下一部可以传世的长篇大著。在20世纪末叶行将结束的时候，作家澹泊承继往昔优秀的文学传统，以他对现实生活深沉的爱和超人的文学才华，凭借这块土地上改革开放光辉灿烂的背景，用诗一般的激情，和写作的权威话语[3]，创作出这部反映湖区最新现实生活的长篇大著，填补了文学创作的一个空白。特别令人惊喜的是：正当文坛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时髦小说抢占广大读者阵地的时候，澹泊的这部煌煌50万言的长篇大著，未经任何炒作，不声不响地出现在读者中间。 从深层次上研究，《洞庭湖之恋》为什么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瞩目呢？ 最根本的，是因为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群有高新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的艺术形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认为，作家(文学作家)要通过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生活，就必须触及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洞庭湖之恋》描绘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一群大学毕业生主动抛弃自己的铁饭碗，到湖区勇敢开拓，艰苦创业的动人事迹。作品迥异于我国以往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学仅适应我国新时期文学由“伤痕”到“反思”的浪潮走向，早已成为历史的景观。《洞庭湖之恋》所描写的以于斯为首的一群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有社会主义觉悟和高新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社会历史舞台，以从未有过的蓬勃朝气，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中领尽了风骚。 作品的主人公于斯出身于老干部家庭，这个思想解放胸怀大志的热血男儿，先后当过县社队企业局长，省政协的副处长，把艰苦创业，看成是“幸福”和“痛快”。他一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门槛就意识到我们在经济战场上有了用武之地，“比起前辈来幸福多了”。他叩访洞庭湖区，不是“桃花流水认前津”，“远作怀沙吊古人”，而是进行崭新的经济考察，率先甩开铁饭碗，举起创业的大旗，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逐步把大片未开发的“废地”变为“宝地”，办起了别具特色的洞庭养鹅试验场。他所选择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可他从未在困难面前畏葸。他的信条是：“我们不能庸庸碌碌，毫无作为地过一辈子!”在事业与个人的矛盾面前，他总是坚持将事业摆在第一位。他并非没有平常人的思想杂念，他有七情六欲，但总能在关键时刻把握自己，政治上显得比较成熟。单位的各种矛盾都交织在他的身上，他能够依照轻重缓急，逐个加以解决。这个人物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选择崭新的富有特色的开发项目；二是他把人才作为公司的战略目标来抓，从四面八方招引了一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尽其所用；三是他有领导的谋略，许多事情都想在别人的前面；四是能够顶住社会上四起的谣言，藐视从各处黑暗中射来的暗箭。这些美好的领导干部素质，促使一个“白手”起家的高新产业，很快发展为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兼技、工、农、贸于一体的联合产业，被纳入省里和国家的星火计划。当高新产业大成，他仍觉得只是起步，谈起事来来仍像听“中流击楫”那样地慷慨悲壮!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著名的信中，关于人物描写有过精辟的论术：作品“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4]于斯这个人物，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他的身上有着作家熟悉的生活原型(包括作家自己的投影)，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优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于斯很重视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当自己的大学同窗好友认为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业已过时”，他一针见血地告诫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的观点是因为没有认真领会其思想内涵。作品中塑造出与于斯成相反对照的，男有马逞桥、女有白姣姣和钱芳等人。他们都是害怕艰苦流汗，追求安逸享受，一味强调感官刺激和贪图钱财的拜金主义者，有的必然地成为法律惩办的对象。历史和现代任何一次革命或社会转型，都是大浪淘沙。于斯所代表的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社会生产和社会创业)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洞庭湖之恋》浓墨重彩地成功塑造了于斯这个撼人的艺术形象，在今天的文学画廊中确实具有不平常的意义。 吴释道是另一个放射出强烈光芒的主要人物。他从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在洞庭湖区某畜牧试验站当站长。那个“寂寞的”畜牧试验站，本是没有试验条件的“荒凉之境”，是个“鬼都不上门”的地方。他为了和志同道合的青年在这里创造前人不曾设想过的基业，从停薪留职到最后辞职甩掉“铁饭碗”，能够克服一般人不能够克服的各种物欲，影响和带动同辈的年青人。他强调搞什么事情都采用科学的方法，有“吴夫子”之美誉。他苦心研究的“活拔鹅绒技术”，是现代科学上的进步，被西方国家称为羽绒生产上的一次革命。他的研究成功，是创建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洞庭鹅业跨国集团产业成功的重要标志。这个人物身上最闪光的，就是崇高的人生观。他藐视一心营造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每当他们的事业有了艰难之时，他总能想出好点子来。例如没有孵化配套场地，是他提出“借鸡下蛋”，以土代洋的办法，及时解决了难题。可以说，“扛旗的是于斯”，竭力苦心经营的是“吴夫子”。在于斯举旗兴办湖区企业时，是他，首先提出应该把培养、招聘人才“作为第一件大事来抓”。与此同时，他对产业技术项目也抓得很到位。和于斯比较，于斯是个能文能武的创业的帅才；吴释道则是一个心思缜密、竭力苦心的经营的良才。没有于斯，就没有谁来带头创办这个高新产业。没有吴释道，于斯就没有一个既擅长畜牧，又精于管理的好帮手。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社会主义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传统美德，并且又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理性思维和能力。这个艺术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启迪人们：要加快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改变我国经济贫穷和技术落后的面貌，光有激昂的热情还不行，必须像吴释道这样掌握科学技术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的精神。正是这个“吴夫子”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到自己的生活，都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摇摆闪失，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孙三遥，也是这群青年中性格特征突出的主要人物。他毕业于某工业大学化学系专业，被分配到一个街道办工作，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使他窝足了气。他敏锐地认识到小平上台只几年，生产力就解放了不少，生产关系得到许多的改善，他干起事业来，“心中像火一样燃烧!”他的起点没有于斯高，但进步和成长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的。他好读政治、经济、哲学的书籍，是跟于斯学的，在于斯的引导下，不但攻读了不少马列经典著作，还攻读过杜岗——巴拉诺夫斯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对曾经影响整个现代西方国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积极开发洞庭湖区的畜牧和荒草资源，其潜意识就是强调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用亚当·斯密《国富论》来试验他们的实践，影响我们社会财富的积累。他了解到“整个洞庭湖洲荒草地不下四百万亩，是个巨大的宝库”以后，兴奋得跳了起来。他绰号“大炮”，是创业的先锋。创业伊始，就被委以重任，安排他当主管供销的副场长。在建场的关键时刻，他负责草拟了鹅场的责任制。他容不得别人说他们创业的坏话，当农村赤脚医生史仁杰侮辱他们是“长沙呆不下去了跑到荒洲上过野人生活”时，他的回答是：“用污水泼我倒没什么，竟敢用污水泼我们的事业，看老子揍你不。”当县委宣传部长马沛清和县社队企业管理局长官诗重沆瀣一气，为了分得“一杯羹”，与马逞侨合伙算计鹅场时，他铁面无情地对马、官两个顶头上司吼道：“自古正邪如冰炭，我孙三遥就是豁出这把命也要马逞桥不得逞，请两位领导带信给他，必要时，别怪我拳头不认人啦!”他义正辞严，只冒叫“滚”了。在这次与上司激烈的较量中，他的主要表现是有理不让“大人物”，没有真的动起手来。在创办企业的不断实践和斗争中，认真锻炼了自己，也提高了自己。 《洞庭湖之恋》塑造了一个长长的人物画廊，描写有姓名的人物计80多个，令读者叹为观止!在这个长长的画廊中，除了于斯、吴释道、孙三遥这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排头兵外，还有众多志同道合而身份各殊的城乡创业青年，热心四化的教授专家，省市政府和科委银行外贸等有关部门领导，县里的一班父母官，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农村街道工矿形形色色的当权人物，和年迈退休仍胸怀全局的老同志。如果说作家对作品主人公于斯的描写，似乎意在打破以往塑造艺术形象的经验和规律，在生动地客观描写的同时，间或辅以人物强烈的主观抒情和瑰丽的幻想，抒发自己对理想的追求，达到主客观的描绘融于一炉的最佳效果的话，那么对于吴释道、孙三遥等主要人物和鹅场的其他颇为重要的人物——易椽、王为文、马逞桥、任湖生、李心桃、钱芳、蓝莹莹、秋菊，武岗鹅场场长文苇，梅渚鹅场场长古月香，和以田本根为首的一班县里父母官，都是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人物各自的动机、倾向和情感，都是严格遵循“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5]的越来越令人关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整部作品令读者欣赏复杂生动故事的时候，也欣赏到作家表现人物和生活的多样化。 《洞庭湖之恋》被广大读者瞩目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方面。《洞庭湖之恋》充分发挥了小说创作的主体性，它不是受政治性任意驱遣的那种“遵命”文学，不是政治的宣传物。小说取决于自身的思想艺术成就。 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创业与人生的艰难探索。小说深刻的主题思想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蕴藏在小说改革开放系列故事本身。自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企业内部实施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承包制、责任制和分成制。农村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承包制。就全国范围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起着深刻的变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的大地。国家空前大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取得新的震撼人心的成就，及社会上所积累的各种弊端，都在《洞庭湖之恋》中得到了艺术地真实地反映。以于斯为首的洞庭鹅业集团公司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的发展史，就是一群有为青年的创业史。饱和在作品里的不是刀光剑影的政治的、阶级的斗争，但尖锐的思想交锋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左倾思想者、教条主义者和抱庸人哲学的凡夫俗子，都藐视洞庭养鹅试验场是“三不像的经济组织”，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搞乱”，作品无处不在批判旧的生产力、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思想观念。在小说的故事中展示出一根极清晰的思想线索：这就是创业“非成功，即失败”。创业不是请客吃饭，非搞好周边的人际关系，就能坐享胜利。一切改革开放的仁人志士，必须流出大量的热汗，耗尽许多的心血，藐视、战胜各种困难，才能获得创业的成功。《洞庭湖之恋》在反映改革开放，创业和人生的艰难探索，有着相当的力度。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除了历史上屈原、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热情的讴歌这块光辉的楚地之外，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著名作家叶紫痴情地描绘出浓郁的洞庭风情和乡土气息[6]。对比起来，那只是“自然美好”，而社会和人事是一道道枷锁。如今澹泊煌煌50万言的《洞庭湖之恋》，谱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改天换地和改革开放的新乐章，写尽了青年一代和湖区人民壮志凌云的创业壮举，唱响了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 在小说的艺术上，小说从开卷起就很具艺术魅力。它以艰难的集体创业为主线，以6对爱情纠葛作穿插，彼此相互交织，按其自身的规律曲折向前发展。在创作方法上，《洞庭湖之恋》打破艺术上一般的白描方法，是城镇和农村题材上一部渗透着浪漫主义光辉的现实主义力作。在这里，浪漫主义的某些特色得到了巧妙的结合。例如故事开端假托梦境，描写主人公于斯幸会洞庭君，神游洞庭湖乾坤楼，斯刻揽景，如置身画图，意识到这里是“洞天福地之极”，导引人物加深对祖国这块锦绣河山的热爱，诱发出人物崭新的爱国主义情感。小说内质的主体是现实主义，而浪漫主义的奇特想像波谲云诡，笼罩住人物的情思和小说的时空。又如小说从开始至结尾，描写了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6个梦，其人物和一切景物亦虚亦实，亦幻亦真，变幻莫测。小说里故事中藏着故事，环环相扣。在一系列的故事情节里，和结合故事的描绘中，作品先后巧妙地引出屈子祠、濯缨桥、独醒亭、骚坛和潇湘八景，又引出千古名楼——岳阳楼和《岳阳楼记》。或拜谒，或吟咏，使人频频想起历史上先贤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和许多历史古迹，想起主人公斗室悬挂的《睡狮猛醒图》，想起这群创业青年手中摩挲的《国富论》……从而使小说进一步增添了严肃高雅的文化艺术氛围。让读者欣赏一个个故事的时候，脑海里铭刻着洞庭湖种种惊人的美丽，很难忘记改革开放以来蓝天白云下雨后春笋般的高新产业，和湖洲草丘上遍地白云般活泼可爱的鹅群；很难忘记小说中描绘一幅幅新的日出、新的渔村夕照和四季的自然景观；更难忘记洪波滔天、惊涛裂岸的时候，防汛大军为保卫湖区巨大变化那气吞山河的威武雄壮的抗洪场面。作品的又一艺术特色是，随着系列故事的曲折发展，常常伴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抒情诗篇，诗与故事紧密结合，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地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升华和变化。 《洞庭湖之恋》在创作上的开拓和探索，确实可喜，但也有它自己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演绎发展不够充分，作品结尾比较仓促。在小说语言的锤炼方面，有些地方尚欠火候。尽管如此，作品瑕不掩瑜。它在人物塑造和思想艺术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是一部很有人物和思想艺术魅力的小说，时间将检验出它是一部难得的长篇佳构。 注释： [1]见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陪侍郎叔游洞庭》、《陪族叔游洞庭》和《秋高登巴陵洞庭》诸诗。 [2]见杜甫：《初至巴陵与李十二裴九同泛洞庭湖》、《过南岳入洞庭》和《登岳阳楼》诸诗。 [3]当代文学逐渐形成四种话语系统：这里特指区别于新写实文学、先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具有社会教化功能的社会文学权威话语形态。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面，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面，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见叶紫短篇小说集《丰收》， 1933年上海宏光书局出版。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1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