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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文苑，阳光灿烂。文艺“湘军”，硕果累累。世纪之交，继《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之后，湖南省文联为庆祝省文联成立50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又推出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一自成体系的精品工程，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文艺“湘军”的整体实力和创作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一 文艺“湘军”，是新时期以来崛起于中华文坛艺苑的一支劲旅。首创辉煌，引起国人瞩目的是文学“湘军”，继之而起的，是以不少优秀之作而名重一时的戏剧“湘军”和电视、电影“湘军”……。依我看，所谓文艺“湘军”，决非单指某个时期曾在全国各类文艺评奖中获得大奖的某些名家，而是指新时期以来一直活跃在湖湘文艺战线上的一个作家艺术家群体。之所以称“军”，是言其阵容、实力和战绩之非同小可，不可小看，寓有褒扬之意。实际上，这种地域性的文化劲旅并非湘土所独有，拿文学创作来说，80-90年代相继奋起的还有“陕军”、“晋军”、“豫军”……，他们都各以其强大的军容和显著的实绩而蜚声文坛，早已与“湘军”并驾齐驱，甚至驰骋在“湘军”前头!不过文艺“湘军”厚积薄发，“扎硬寨，打死战”的实干硬干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锐气，毕竟成就了一番功业，因而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从今天看，文艺“湘军”大体上由三个梯队组成：第一梯队，是50-60年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于今已步入老年)作家艺术家，他们的生活根底厚实，思想艺术修养日趋成熟，又有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创作成果相当丰硕；第二梯队，是7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艺术家，他们文化素养较高，思想活跃，勇于开拓创新，具有旺盛的创造力，和第一梯队一起，构成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第三梯队，是90年代崭露头角的一些新秀(包括号称“晚生代”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一般更具才情和创新意识，思想上艺术上更富开放性，创作起点大都比前辈作家艺术家高，因而给湖湘文学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冲刺力，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新时期以来，正是由于这个群体的团结竞赛，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造成了湖湘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拿最负盛名的文学“湘军”来说，前期曾名噪一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80年代中期以后，虽因种种原因，一度在低迷中徘徊，但仍然呈现出以现实主义为主流，多向探索，不断向前发展的态势，新人佳作不断涌现。《百家文库》中的小说(主要收入显示“湘军”创作优势和群体风貌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文艺评论和民间文学诸方阵，就是这种发展态势和创作实绩的一次大检阅。至于80-90年代脱颖而出，为神州舞台增添光彩的戏剧“湘军”，辉耀荧屏、轰动全国电视界的所谓“湖南现象”，以及被誉为“潇影军”的1999年湖南 电影创作的成就，等等，更构成世纪之交中国艺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创作成果也较集中地反映在《文库》的有关方阵中。 二 文艺“湘军”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湖湘文化对他们的哺育和滋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不同地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湖湘文化等等。代表着东方文化最高成就的中华文化，正由于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才显得更加博大精深，绚丽多姿。以楚文化为主要源头的湖湘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总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湘文化这一概念中的“湖”(指洞庭湖)、“湘”(指湘江)二字，指代湖南省的整个地域。南宋时，杰出的理学家胡安国、胡宏、张等在湖南开创了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以其注重经世致用，主张理欲同体的理论而独树一帜，声名远播，人们便称之为“湖湘学派”，岳麓书院即其主要据点。但现在人们常说的湖湘文化，往往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既与湖湘学派有密切联系，又远远超越了它的范畴和时代范围。它不仅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是指生息在湖南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与其他地域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交融汇合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成果的总和。因此，它实际上涵盖了从古代到当代整个湖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及其总体上所呈现的文化形态(包括规范的、知识的、艺术的、器物的、精神的各个层面)。这自然说得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湖湘文化既是湖南文学艺术的土壤、温床和摇篮，又是其审美表现的重要对象。 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它不仅体现在艺术载体——作品的题材内容、思想文化内涵、语言和表现形式等外在形态上，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的灵魂中，对他们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成为他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自觉的文化意识。 从湖南现代和当代许多作家艺术家身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湖湘文化传统中那些优秀的人文精神对他们的人文意识的陶冶。那么，这种优秀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些什么呢？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它概括为如下几点：以天下为己任、与民族和人民共忧患的爱国主义思想；困知勉行、经世致用、求实务实、不尚空谈的实践理性精神；追求真理和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骡子”性格；革故鼎新的历史观、社会观，上下求索、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等等。[1]这些东西，是广大湖湘人民尤其是其文化精英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陶铸而成的湖湘文化的精魂，属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对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艺术精神的看法。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的规范，因而儒家“文以载道”的艺术功能观，“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以“中和”为最高理想的审美原则，也就渗透于湖湘文化的艺术精神中，成为其文学艺术的“正宗”的审美特征。但湖湘毕竟不同于中原，自古以来是远离京师的蛮夷之地，包括当时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都属于孟子所谓的“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者也。所以，楚文化——湖湘文化的艺术精神中也就必然有着离经叛道，不同于中原的一些先天的“遗传基因”，这就是研究家所说的“蛮夷的豪迈和浪漫”，“僻陋的自然和率真”。这些遗传基因孕育了原生的巫学、道学和骚学，它渗透在湘楚文学艺术中，便成了一种独具异彩和魅力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既不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也与西方近代的浪漫主义无关，“它来自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骚的绮思，三者交融，以至迷离恍惚，汪洋恣肆，精采绝艳，比寻常的浪漫主义更浪漫主义。”[2]由庄子、屈原所开创的这种浪漫主义传统，两千多年来，给湖湘文学艺术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其艺术精神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一直到现代，伟大的政治家诗人、诗人政治家毛泽东那些气吞山河、雄视百代、壮美雄奇的诗词乃至他那独树一帜的书法艺术，被誉为20世纪戏剧大师的田汉的一些早期作品，都可以视为楚文化——湖湘文化艺术精神中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和新的时代精神与作家艺术家个人气质相结合的产物。而80年代兴起于湖南的“寻根”文学热，也应视为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语境中，一部分青年作家试图将西方、拉美的现代主义和湘楚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嫁接、融合，以重构楚文化——湖湘文化的神话系统的一种实验。湖湘文化艺术精神中另一重要特质，是其特别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自唐宋以来直至近代、现代，由众多文化前驱和文艺家(包括湘籍的和非湘籍的)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所开创和赓续下来的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艺术精神。它上承屈原、贾谊大悲大悯、关怀国运民瘼，试图以理想改造现实的入世精神，特别是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面向社会现实、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而又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加以扬弃、改造和更新，从而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更富时代特征也更为波澜壮阔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思潮。建国以后直至新时期，由于省文联、作协历届领导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因而可以说，它一直是湖湘文学艺术中最鲜明也最富生命力的一种审美特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艺术思潮。这在新时期先后出版的几套作家、剧作家、评论家选集和《文艺湘军百家文库》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当然，湖湘文化传统的人文意识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不好的东西。人们谈得较多的，是安土重迁，乡土观念太重；偏执“夷夏”之别，保守、排外，自我封闭；自大虚骄，比较偏激，好走极端；还有过于热中政治功利，好讲裙带关系，以及丑陋的“窝里斗”，等等。这些东西，与湖南自古为“四塞之国”，和外界交流比沿海少，而湖湘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说到底是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小生产者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是分不开的。它们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等许多方面，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因素。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仅“俗人”不能免，“雅人”也不能免。因此，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我们要发扬光大湖湘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就要努力探索如何进一步弘扬湖湘文化传统中的优秀人文精神(包括艺术精神)，从中汲其丰富的思想文化营养，用来修炼我们的人格，提高我们的艺术素养，这是基本的、主导的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勇于扬弃湖湘文化传统中那些保守的、落后的东西，解除它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精神负担和心理障碍，从其负面影响中大踏步走出来。 三 湖湘文化对湖南文学艺术影响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作为湖南的文艺家，往往都有一种天然的难以排遣的乡土情愫或曰“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化为氤氲在艺术形象和艺术氛围中的色彩、情调、思绪、声波和光流，在他们的文艺创作特别是那些带有乡土题材性质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浓烈。 人们观赏一些湖南作家艺术家(包括湘籍和非湘籍的)的优秀之作，常常能感受到那弥漫在作品中充满湖湘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和自然风光的艺术氛围，领会到那“湘味”浓郁、令人感到格外熟悉和亲切的艺术语言，也往往能感触到那体现着湖湘人民固有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的某些艺术表现形式、手段和手法等等；而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作品中所塑造的那许许多多浸润着湖湘文化深厚内蕴，体现湖湘文化斑斓色彩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透过其鲜明个性，常常可以窥见湖湘儿女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比如，他(她)们总是那么勤俭、朴实、憨厚、正直，讲究情义，敢爱敢恨；认准一个目标，就拚死拚活，一往无前，带有湖南“蛮子”特有的勇悍、坚韧、倔强，乃至某种执拗和刁蛮，有“骡子”一般的犟脾气；他(她)们为国为民，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如此等等。作家艺术家们创造的具有不同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既有历史人物，如小说家任光椿笔下的谭嗣同、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杨度等；但更多的则是那些土生土长，由湖湘山川灵气、人文精神所孕育出来的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读者从杰出的老一辈作家沈从文、周立波、蒋牧良等的传世名作中，从文学“湘军”宿将谢璞、孙健忠、周健明、古华、叶蔚林、谭谈、萧育轩、张步真等的代表作中，从中青年作家韩少功(主要是其早期作品)、水运宪、蔡测海、萧建国、彭见明、何立伟、刘舰平、陶少鸿以及“小说方阵”其他作家的优秀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血肉丰满，具有不同时代特征和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湘女”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欣喜地发现，随着时代的前进，一些中青年作家艺术家对大千世界、悠悠人生、社会现实和人的命运等等问题的思考已更加深入，更具有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的犀利目光，也更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敏感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审美的重点已不拘囿于农村生活，而扩展到了都会市井，到了商海、校园、知青圈、文化界乃至官场；主题也不再只是表现纯朴、善良等人性美的一面，不只是停留在对传统美德的开掘和张扬，而且对乡风民俗、社会时尚、人际关系和人性中那些落后、丑陋的一面，也敢于深入剖析、揭露并狠加鞭挞。他们的创作方法，也从一枝(现实主义)独秀嬗变到多元(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交融；艺术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这种走向，在韩少功、孙健忠等的后期作品，在残雪、何顿、王跃文等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显目。它标志着湖湘文学艺术审美视野的日趋开阔，艺术思潮的更加开放。 四 我认为，湖湘文化对于湖南的文艺家来说，始终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它是一座蕴藏丰富、具有极大开采潜力和广阔前景的精神文化的宝库。但实践证明，越是有着深厚传统的地域文化，如果人们抱残守缺，不思开拓创新，那么，这种文化也越有可能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种负担。湖湘文化传统的深厚，究竟是成为我们的财富，还是成为我们的包袱？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将这种传统深厚的文化，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独具特色的文艺产品的优势？这里的关键，全在于我们作家艺术家的“内功”，也就是取决于我们的学养是否丰富，视野是否开阔，气魄是否宏大，观念是否先进。 作为湖南的文艺家，不管是湘籍的还是非湘籍的，对生我养我知我的这片湖湘热土，对生息、奋斗在这片热土上的广大人民，不能不有一种由衷的依恋之情，热爱之情。我们理当带着这份深情，去学习、研究、探索凝结在历史里而又涌动在现实生活中的湖湘文化优秀传统，力求尽可能多地了解湖南人民及其先哲前贤求生存、求解放、求前进、求发展的漫长而艰巨的战斗历程和光荣历史，使自己具有比较广泛、丰富的有关湖湘文化的历史知识和现实感悟，真正读熟读懂“湖南”这本大书，心中藏有“湖南人”(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一份大家谱。人们常说，有大成就的文艺家，往往都是学问家、思想家。因此，我们不但要熟悉湖湘文化的表层文化形态，诸如它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它的经济物产、民俗风情、方言土语等等，而且要对它的深层文化内涵，包括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乃至宗教信念等等，也有较多较深的了解，务求更好地把握湖湘文化的整体结构。而要对湖湘文化的整体结构特别是其深层文化内涵真正看得比较透彻，把握得比较准确，就须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即立足于21世纪新的时代制高点，努力拓宽自己的视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湖湘文化放在整个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以其他文化(包括其他地域文化以及外民族的文化)做参照系，对它进行高屋建瓴的审视和科学的分析。这样，才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真正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洞其幽微，悟其真趣，辨其精华与糟粕，知其优势与不足。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创作实践，努力将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的优势转化为文艺产品的优势，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纯粹意义上的地域文化，那种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是很难找到的，除非这个地方真正与世隔绝，如同《桃源梦》中的“天外天”[3]。任何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长河中，总是融会着多种文种，历史上如此，今后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的文艺家既不能离开脚下的这片土地，要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又不能蛰伏一隅，固守一种本土文化。而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熔铸百家的气魄，广泛地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以至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用来丰富、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文学艺术。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避免民族的地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独具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瑶树琼花。 我想，这也许是跨入新世纪以后，人们对文艺“湘军”所寄予的最殷切的期望吧! 注释： [1]参见拙著《大气·理想人格·艺术探索精神——湖湘文化与文学断想》，载《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4期。 [2]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楚文艺论集》第4页，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3]“天外天”是莫应丰的长篇小说《桃源梦》中虚构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古老王国。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