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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教授近日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一文后，读者多有呼应，似池水起涟漪，日见沉落的文学教育这一话题重又被提起。然所言者大都在一时难以更改的体制上大发感慨，有些虽也是提出了对策的，但也大都纠缠于细枝末节，甚至给出的是旁门左道，大概原本就是从事这一行当的，仅是试图保住饭碗而已。所以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今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对文学及其效应的长久失语和普遍漠视。 先知先觉者历来不乏其人，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振聋发聩地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确立了文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简而言之，就是“新民”，也即现在所谓的“新人”。如果再综合蔡元培、王国维等人在这一方面的观点，那就是文学的教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给予国人心灵的慰藉，情操的陶冶，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联系，进而拓展人的精神空间。于是乎，能者为师，使后学者如对真佛，心有顿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学者吴宓在清华大学给学生开设了一门“文学与人生”的课程。他在教案上列出了这门课程的目标，其第一条即是：“把我自己的——我的所读所闻，我的所思所感，我的直接和间接人生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给予学生。”从受教于他的后学的记述看，热忱而勤勉的吴宓教授显然是做到了。生性狂放的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曾“三易其地讲《红楼梦》”，一时传为美谈。而他回答学生所提的如何写好诗文时，更是出语惊人，说只要在乎“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明所以，他给出的解释是，“观”就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听闻之后，学生们无不应声叫好。所谓的“仙人指路”，也莫过于此。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知音》一篇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理应成为理解文学并进行文学教育的一个基本之点。新阐释学的奠基者、波兰哲学家罗曼·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未定点，只有读者一面阅读一面将它具体化，作品的意义才逐渐地显现出来。而蔡元培则说得更为具体：“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塑，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是使人人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之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地更加浓厚起来。”这样的使命和发自内心的热忱，这样的一种人文关怀，其实也正是文学教育所能达到的最为生动的效果。 但时过境迁，今天的那些从小学到大学的文学教育者们，是否还能像吴宓和刘文典那样胜任愉快地金针度人，从方方面面说，似乎都已有些勉为其难了。几年前曾读过摩罗的一则博客，题为《早已破灭的文学教师梦》，讲述他在北京某所高校的课堂上，“面对那些惨遭中学教育之糟蹋、基本上没有文学修养、甚至对文学有点不屑有点敌意的大学新生”，颇有“独怆然而涕下”之感。确实，在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学教育已越来越退避一隅，甚至变相地成为一种为应试所用或只是装点门面的枯燥乏味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文学教育者们的苦楚或难堪也是由来已久。自然，有些人在讲台上的味同嚼蜡与刻板无趣，往往也难辞其咎地成为了契诃夫笔下那一个只会说“冬天你得生火，夏天么，不生火也很热”的“文学教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如此陈陈相因和互相厌弃，当不难想见。 对于新文学的作用及其教育效应，鲁迅先生曾倡导说：“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们有关。”但路还正长，看来先生还得继续期望下去。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3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