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小说了。我有不知悔改的好奇心，看到传媒上介绍什么小说好，便禁不住诱惑，急忙忙找来看，结果大多是失望。我想一定是我太落伍了，已经分辨不出优劣，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看。因为眼看着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迹象一天天展现在眼前，那种失落感会让人发疯。所以当周进把他的小说《恍如昨日》送给我的时候，我一面有所期待，一面又有些惶惑。期待者，因为我知道周进是个严肃的作家，不会拿作品同生活开涮；惶惑者，是因为我离当前的小说创作颇远，生怕看不明白，对不住他的一片好心。谁知我一打开此书，却放不下手，当晚就看过了一大半，两天就看完。看完却又不知说些什么好，书里的人与事在脑子里转悠，许多话堵在心头，不知该从哪里说起。 恍如昨日的1966—1976年，的确是难以言说的十年。啊，何止十年，细细想来，我们许多岁月都在为那十年打底子。那宝贵的岁月，和那疯狂的十年，真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休也欲说、说也无尽，“不思量，自难忘”啊。 周进的《恍如昨日》，写的是一群下乡的知识青年。不过和已有的“知青”小说不同的是，他写的不是“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新三届”们那第一批去广阔天地插队落户的老知青，也不是远离家乡故土奔赴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云南等地的北京、上海、天津的中学生。他笔下写的是最后一批在北京郊区插队的北京高中生。这两拨学生都是下乡，但心态却有不同。这中间的细微差别，只有亲历者才能说得明白。我在“文革”前，带一批师范学院学生在一所中学实习，就手也代教两个初中班和两个高中班。名义上好听：叫熟悉中学教材教法，改进师院教学，以利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师。其实是把我“下放”中学，因为我在系领导眼里是“另册人物”，不适合当大学教师的，虽然我的讲课被学生们一致评为“最受欢迎”。我叼光这次的“下放”，让我熟识了许多当年的中学生，他们大都上过山、下过乡，至今都是我的好朋友。事实证明，系领导对我的苦心，不是我的无端猜度。“文革”一起，我就成为系领导抛出来的“漏网右派”，成为北京市第一批被“打倒”的高校教师。这份荣誉让我铭记至今，以致常常在黎明朦胧的梦境中，回顾被批判的往事，在惴惴的情绪中出一身大汗而猛醒，呆呆地悟到“今天无事”，才又重重地倒下，睡个平安的“回笼觉”。我那时时刻刻戚戚复凄凄的感受，似乎是那十年飘荡在“革命浪潮”里，无往不在的悲凉潜流的一部分，是那岁月不可否认的时代氛围，连那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心存恐慌，不知何时就“呼啦啦树倒猢狲散”。那近乎世纪末的无奈和疯狂，仅仅靠一点心底依稀的期望而努力活下去的民族与人民，是那时特有的产物，所有书写那时代的作品倘没有这点悲凉而又心存希望的氛围，就失去了真实。这真实是所有人与事、言和行的根据，这就是生产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周进这部书的第一个长处就是真实。他笔下那萧索的乡村，那些为了芝麻大的权力而明争暗斗的乡村干部，那些各怀心事有点玩世不恭的知青，一切都真实，就像我们的子弟、我们的乡党、我们的邻居。所有的荒唐、麻木、狂热犹存的理想和对一切的不屑，都是那时代的特产。离开了那特定的时代，这一切就难以让人理解，而只有如此秉笔直书，才更加逼真地揭示了那荒诞年代我们和我们的父兄、子弟的生活。 周进不是描摹那大时代的大事变，因为至今那些变幻无常的事件，所来为何，依旧是令历史学家晕头的学问，那时他们大多都被关进了不适合做学问的地方。所以小说家周进只能将这些大事作为背景，书写这大起大落的时代，那大悲大喜给予人们心灵的撞击，特别是给予青年学子的历练，让读者在悲喜交集中回味历史，认识自己的民族。这种写法，既有现实主义的基础，又有现代主义的观念，让我感受到阅读的快慰。 为了真实，他选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将自己的体味融入“我”的生活，让读者有一种逼真感，这是周进聪明之处。然而“我”的年龄和学养使得他难以担当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的任务，多少减弱了一些作品的思想性。不然，一些精彩、隽永的感受和议论可能会更多些。不过这是微疵，不足以降低全书的优长，或许读者能从“我”的孩子气的论说中，感受到另样的悲哀和不应有的早熟。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紧紧抓住人物的性格、命运，而以看似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述说他们不能逃脱的宿命。那日复一日沉重的劳作，那凄惨、穷困的生活在近乎谑笑的笔调中娓娓道来，一个个颇为鲜活的人物在我们面前走过，让我们心碎，用含泪的苦笑回忆我们的学生、子弟曾经的青少年时期，回忆他们过早消失的青春；用他们幼稚的灵魂来抵挡那狡黠的权力者，这是怎样的群体的悲剧啊！感谢历史老人，让我们所有的孩子及早走上了新岸。当然，没有那段经历也没有周进们的今日，他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宽宏地述说往事，将苦辣变成调味品，让读者在轻松中揣着一颗沉重心，慢慢体会岁月的恩泽。周进已然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他稳得住笔，在似乎不经意中为自己的同龄人作出了一幅群像。其中胡玉岚、王树、明哲等知青，王振山、刘大把等农村干部、社员的形象更为鲜明。按邓友梅兄的标准：读这30万字的长篇，于不知不觉中阅罢，这就是好小说。 周进长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很有书写剧本的优长。这部小说把农村权力之争作为一条隐隐的线索，将王振山的卑劣有节制地写出，而将“我”的命运一以贯之。在小说结尾处陡然一转，将王振山绳之以法，将最后的光明给“我”，既给予读者以快慰，做一个喜剧的结尾；也符合时代的发展，在技法上又有陡起波澜的效果，是古典技法的今用，让人高兴。总之，这是一部近来少见的佳作。我为之鼓掌。 还有他的语言，京味儿，却又不特别显摆“地方特色”，特别是没有旧日北京江湖上的“春话”，如流毒甚广的“盖帽儿”之类的“臭春”。他使用经过加工的有北京特色的文学语言，这是“京味文学”的正路，我以为。这说明周进尊重我们优秀的母语，不拿它当玩意儿，只供显摆自己。小说是文学，而文学是通过优美、正确的语言文字来叙述的艺术。用通或不通的语言文字来说一个记住记不住不大吃紧的故事，就成为小说家，甚至自以为文学家的事，正如北京冬天的寒风，到处飞扬。在这风气中，周进坚持文学的正路，让人赞叹。他的路长远而广阔。 掩卷长思，忽然悟到：我们离一个繁荣、富强、民主、自由的现代和谐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是只靠GDP就可以的。恍如昨日的事实，在提醒我们，切不可头脑发热。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5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