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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不能离开文学史，否则，一个批评家就连作品中哪些是前人的成果，哪些是作家自己的新探索都无法判断。的确，将一部新作品放置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加以审视，这是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了。在当前的文学批评中，此类做法不胜枚举。 可是，这一看似自明的道理，和谬误也就一步之隔。我们在借助文学史进行作品的评判时，是作品先行，还是文学史先行？很多批评者在不经意间就滑向了文学史先行的批评观念。正因为此，需要批评者对自己的批评提高警惕，因为批评是对作品高下的评判，同时也是对自我的评判。 文学史先行的批评，不过是又一种形态的理论先行，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批评方式。文学史是研究者的观念史，这并不是在克罗齐“一切真历史皆是当代史”的意义上来说的，而是偏重于从观念的复制与传承角度来做出理解。以现代文学为例，那些富有洞见的概括，譬如“国民的劣根性”、“乡土派”、“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等等可以当做现代文学研究的母题，它们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当下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反噬了当下的文学批评者。当批评者以文学史中一再使用且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概念框架去观照一部新作品时，就很难避免被文学史上那些既定标准所吸附，并以之为标尺，然后再拿着这把尺子去衡量新的研究对象。在很多人看来，这样一种做法可以美其名曰“为新作品找到它在文学史中的谱系”。但是，这已经滑入了文学史先行的批评观念中，难免有削足适履之疑，因为这样的操作程度，更多关心的是将新作品纳入已然建立的文学史秩序。这样的批评家是不愿意看到新作品溢出文学史的传统秩序，他会挥舞着手中的那把尺子，东砍一刀，西削一斧，让一部本来“不伦不类”的作品，或难以归类的作家，变得合乎文学史的叙事秩序。如果反思一下我们的批评历史，就不难在新时期的批评中发现上述弊病。翻开一部当代文学史，走进新时期小说的章节，除了伤痕、反思、寻根、改革、知青、先锋、新写实等，我们几乎很难见到一篇秩序之外的作品。一切都是那么整齐划一，井然有序。难道就没有一部小说溢出了上述秩序？显然，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作品，而是，要么它们已经被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想方设法地秩序化了，要么就被排斥于文学史之外了。新时期出现的这一批评弊病，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思，以至于延续到了当下的批评中。在当前，诸如“生态文学”、“底层写作”等批评话语，又一次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新一轮的文学史秩序缔造工作。 文学史先行批评即是以既定的文学史经验、理论话语作为归宿的批评，这样的批评难免会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而一个优秀的批评者，应该对自己的批评怀有敬畏，他只是构成提出问题，绝不预设答案。答案是他和作品对话的结果。文学史先行批评，虽然没有直接预设具体的答案，但是其答案的标准已经蕴藏在传统的文学史叙事秩序之中。这必然会损害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随机性。 文学史先行批评的产生和批评的学科化进程不无关系。20世纪被西方学者称为“批评的世纪”。在诸如诺斯罗普·弗莱等学者的努力下，文学批评从传统的文学依附关系中解脱了出来，成为了一本独立的学科。批评家再也不需要看作家的眼神行事，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概念框架去论述文学。所以诸如“新批评”、“历史批评”、“原型批评”、“修辞批评”等种种批评理论纷至沓来，批评家不再热衷于解释作品，而是将作品工具化，当做建构自己批评理论的案例。批评在走向主体化、学术化的过程中越来越繁盛，而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对话传统却逐渐萎缩。因此，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在带来了批评的解放和批评理论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对话传统开始失落，并逐渐分化为两个行业。职业批评家不懂写作，而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也常常宣称阅读批评理论有损文学灵感，于是便各自为战。我们还是期望批评家多一些“僭越”，不必躲在自己的行话里打鼾。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