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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没成为作家之前，我把“作家”视为一种神圣；及至成为作家之后，更多的则把“作家”视为一种责任。对“作家”的解读，随着创作的深入与思考的成熟，我开始把内涵简单地归于两层意思，即“真性”和“责任”。 真性，是一种创作态度，也就是创作感情的真，艺术对生活提炼的真。最好的创作态度，就是用真情来写作。只有真情，才可能真实，才可能让文字承载一种深沉。2000年，我开始写作《天王圩渠》，跟着一个风水先生学习易经八卦、看相占卜，整整三个月之久。为了让小说中的一个婚礼情节写得真切动人，我还跟着一个民间的“师爷”七天七夜，学习当地特有的婚嫁民俗。之后，接着写《案中案》，我经常随办案刑警深入案发现场，身临其境，目睹公安战士如何根据蛛丝马迹、顺藤摸瓜侦破罪案。《案中案》出版后，公安机关一位领导给我写了封赞扬信，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公安干警的现实生活。2003年，我着手创作《羊城旧事》，为了了解乞丐的真实生存状态，融入丐帮，我编了个落魄的故事。乞丐头头见我一文不名、举目无亲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让我与一群乞丐同住了半个月。2004年8月，为了更好地在《程氏姐妹》中表现一种真实，我用20天的探亲假，一个人进入西藏体验生活。不幸遭遇车祸，同车的30多名“驴友”都不同程度受伤。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我住了五天。在这五天里，我想了许多，或许人只有遭遇不幸和突变的时候，才会有些顿悟。我将自己入藏遭遇车祸的情节，安排在主人公身上，写进了小说里。 文学作品是历史传承，所以真正的作品是应有历史感的。我在创作长篇小说《大变革》时，就为叙述角度作了许多的思考，始终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契入点。倒是历史责任感这个概念给了我启发。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华南虎汽车制造厂的艰难历程，如果从正面强写，不仅乏味，而且难以驾驭。最后，我从非常态入手，对工厂的生产经营方面几乎未去着墨，而是从社会小人物、历史大视角方面另辟蹊径，从青工陈强的个人故事铺陈开来。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开拓性强的“新体验小说”。能将一段真实历史、一个时代的缩影由作家的笔得以存世，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莫大的慰藉。 我的另一部长篇叙事作品《大海潮》，努力表达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民大于天”。民意问题、民生问题，正是我们关注的重大时代主题。说实话，当下这样的题材一般的作家是回避的。我知道我走的是一个“窄门”，然而，通过它，却可以很好地反映一个大千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生活化具象，并通过这具象的文学演绎，说明了民意不可拂、民可载舟的朴素道理，让读者在故事中，深切地体味到在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极强的民主意识。作为作者，我也深感一个作家社会责任感的重负。 在《大漩涡》这部小说中，我则用了较多篇幅，反映了都市黑恶势力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干扰。当然，作品并不是止于一种对社会秩序现状的描述，而是从更深层面上对这种现状作了人性异化本质上的探讨，将社会人物置于自然人性的前提下进行深度拷问，以起到振聋发聩的醒世作用。如果一个作品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作家的社会价值与使命就得到了实现。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3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