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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999年、2002年，赵德发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作者毕十年之功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其恢宏气势、阔大视野、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在浮躁萎靡的当代小说潮流中卓然不群，无疑是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厚重之作，足以彪炳文学史册。 赵德发出生于山东莒南，其地接近儒教发祥地曲阜孔府，夙被周公、孔子之化。齐鲁文化熏陶的作家多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加以赵德发本人偏于理性思辨的个人气质，从而他的创作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伦理、政治、哲学思索的轨迹。“农民三部曲”的最大成功也正在于作者独特的历史思考与叙述。三部曲分别聚焦与农民休戚相关的三个问题——土地、道德、权力，围绕这些主题在较长的时间段中展开纷繁错杂的故事叙述，最终完成自己的主体性思考和历史重构。 提出一个巨大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使人的活动围绕该问题结撰历史、探讨解决途径——这并非赵德发独创的长篇小说写作范式。众所周知，茅盾的《子夜》就明白表达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意图。这种小说写作的可行性自新时期以来受到质疑，然而世界文学传统、当代成功的文本实践（比如托尔斯泰、米兰·昆德拉、君特·格拉斯等人的长篇小说）都为体现人类主体性思考的文学想象提供合法性证明。赵德发怀抱儒家传统的济世情怀，坚持现代文学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意欲借助文学想象剖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重阻力和两难困境，其凌云壮志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对土地、道德、权力的提炼选择，堪称慧眼独具的发现。古老的中华文明体现了农耕文明的最高成就，而土地、道德与权力就是书写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发展史中的三个关键词。土地是民生之本，国家之本，自古以来，围绕土地的血腥争斗从未停息。而道德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本，源远流长，融入民族文化血脉之中。同时，道德与权力结合，又成为统治者驾驭百姓的意识形态工具，与权谋文化一起，形成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文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必然是土地、道德与权力的生死蜕变，这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重构历史的独特思想发现，体现了赵德发张扬主体性思考的史诗性追求。 整体而言，“农民三部曲”凝聚叙事的主体性思考是精心设计的，至少在三个层面渗透文本。即：1、故事历时性演进，形成合乎逻辑的历史过程，此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本身就揭示了问题所在。2、贯穿叙事整体的主人公，以其农民本色感受、思考个体经历的人生，从而发现历史的真相。3、农民神秘崇拜的蔽塞、解蔽和解蔽的反面，作为意蕴生成的象征层面，是交融而又超越叙述的点睛之笔。 一 自现代以来，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整体社会进程，都无可退避地卷入了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漩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其实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号召农民革命的现实利益驱动就是土地。土地也的确是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现代化历史进程就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把农民及其生产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悠久的传统破碎之时，必然伴随着生活变迁、文化转型的剧烈震荡。在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古训仿佛只是阻挡历史潮流的腐儒之论，于是土地必然与血、战争、饥荒、家园紧紧缠绕，演出人世间沉痛悲怆的大悲剧。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也许只有经受历史的惨痛教训，人类才可能领悟大自然无言的昭示，土地才可能回复它作为人类家园的终极地位。在《缱绻与决绝》中，赵德发让宁学祥、封二、封铁头等几户农民前后四代人经历70多年的土地变革，他们的苦难、奋斗、命运转机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为保土地，宁学祥放弃营救被土匪绑票的女儿，使绣绣惨遭蹂躏。封铁头为争永佃权而闹农会，封大脚和绣绣在“鳖顶子”开荒累得流产。1946年，铁头的和平土改被腻味领导的“粗风暴雨”代替，招来还乡团的疯狂报复，土地再次为鲜血染红。1955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天牛庙出现退社风潮，宁学武等人“开黑会”、喝鸡血酒商议闹事，结果被民兵镇压，天牛庙红星高级社经过流血斗争得到巩固。1990年代，农民土地被所谓“非农产业长廊”、“天牛开发区”瓜分、征用，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封大脚的孙子封运垒与圈地警察对抗而判刑入狱，青壮年农民蜂拥踏上外出打工的路途。70多年的沧桑巨变，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土地和血总是分不开，农民永远不能安心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赵德发穿透性的历史思辨捕捉到一个渊源深厚的历史事实：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土地就渗透人类献祭的鲜血，也沉淀了农民对土地的深沉情感。但是，原始社会人类以鲜血祭土地乞丰收是出于巫术信仰和对大自然的无名敬畏，而现代中国的土地革命及其后围绕土地的一系列变迁却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斗争——从阶级斗争到公有制私有制斗争再到土地承包、“两田制”改革、经济开发区，土地经过流血斗争刚刚分到农民手中，又很快收归公有；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席卷而来的经济开发浪潮又剥夺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加以重税盘剥，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接受城市的直接压榨。在现代化恶果已经赫然显露的当下，站在贯通古今纵览东西的人类学立场，方可领悟《缱绻与决绝》以血肉丰满的中国农民生存图景和历史命运发出的警示：所谓“现代化”不应当是普遍贫穷，但也绝不意味着高楼大厦进军下土地的流失，也不意味着对农民家园情感漠视不顾。为现代化默默奉献牺牲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安宁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中国的现代化能够顺利进行吗？ 《缱绻与决绝》中封大脚形象最能表现传统农民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深情。他怀着庄户人扩大土地的发家梦开荒置地，孰料合作化运动将一切席卷而去，收地收牛、管制劳动，气得他索性不再上工干活。既便如此，他对土地的热爱仍然埋在心底。当生产队集体上工无法维持的时候，他用播种时节的喝溜声呼唤人们上工；改革开放年代，他种地致富的梦想复活，劳动热情高涨，然而没想到土地再次被所谓“两田制”改革夺走……小说对大脚老汉唱吆牛号子的抒情描写，以诗化的语言倾诉了农民对土地的缠绵情愫：“正是这种没有词儿的唱，越发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印象，激发起人们的种种联想：有的高亢激越，像一支赞美五谷之神的颂歌；有的缠绵婉转，像是对土地倾吐的心曲；还有的萦回悠远，一唱三叹，像在诉说庄稼人世世代代的悲欢……在这种响遍山野的喝溜声中，则是男女老少挥汗如雨不遗余力的劳作，是让每一个真正的庄稼人看了都会深深激动都会自觉投入的场面！”有论者认为赵德发的农民情结和现代意识构成情与理的冲突，造成叙事文本话语结构的失衡和潜在的悖论式困境。[2]实际上，历史在悲剧中前行，自庄子始人类就开始思考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质疑文明的呼声在文艺史上不绝如缕。他们揭露社会黑暗，描述现实苦难，批判社会不公，对历史的发展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解毒和制衡作用。李泽厚先生曾多次申说历史的悲剧性，他认为这对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很有意义。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正以惊心怵目的形态展现在今日人们的面前。”[3]避免历史前行中的矛盾虽不可能，但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却可以缓解严重的悲剧对抗，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理性选择。如果当初所谓现代化设计充分体察中国农民在几千年土地文化滋养中形成的深厚的土地情结，中国的现代化实验或许可以减少许多弯路。几十年来，中国抛弃农业文明传统，先后以苏联、美国为现代性样板，盲目追逐现代性，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等严重后果，前景堪忧。目前对现代性理论的合法性、工业社会主导范式的反思不仅是人类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思想文化领域新一轮破除愚昧的文化自觉运动。而且目前我国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生存问题往往是决策性失误导致的，比如土地政策缺乏稳定性。《缱绻与决绝》高屋建瓴地透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土地变迁，同时又能切身体会传统农民的恋土情结和创伤记忆，对土地革命（广义上的）的历史进行创造性的改写，无论在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的层面都是意蕴深广的。 二 《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是最能体现赵德发文化素养的作品之一，其深厚文化底蕴不仅见于儒家经典、理学精义的通达运用，还见于人名安排的细微之处，如许瀚义、许正芝、许景行、许景言、许合心等姓名，既合乎儒家教义，又切合各自品行。比较《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线索略有收敛，尤其是第一卷、第二卷相对集中于许正芝和许景行嗣父子整治人心、引人向善的非凡业绩；第三卷写到许家第三代一村之长——许合心，但礼崩乐坏的概况描写分散了大量笔墨，而且许合心一向着力抓经济而无意于精神建设，略有警觉后制定的《律条村村规民约》又无法落实，成了一纸空文。因而这一卷结构涣散，正对应于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的时代风貌（见《论语·里仁》）。从许正芝、许景行到许合心，这实际上是中国从政教合一的千年传统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漫长开端。从孔、孟开始，由汉儒到宋明理学绵延而来的中国传统统治体系的特点是：“礼”“法”交融，儒法互用，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在这种泛道德主义宰制下，公德与私德往往交融混同。作为法治社会客观要求、公民必须遵守的他律性群体规范，经常以自律性道德“绝对律令”的身份与名义出现。本来是个体追求的心之安宅、道德信仰、最高价值，却最终变成勒在每个社会成员头上的紧箍咒。这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为复杂完备的制度规定、理论体系和心理习惯，“从而，一方面它使中国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的法规体系；另方面它也使中国无独立的宗教心理和追求意识；二者都融合在‘伦常道德’之中，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开来。此所以假道学、伪君子、马列主义老太太永远以绝对律令的伦理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而横行天下也。”[4]从1935年到文革，白云苍狗，世事更替，然律条村前两任领头人所行“事功”一也：“治心”而已。族长许正芝在世风颓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势利世界，逆水行舟，希冀以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引领“一族人皆善”，使一族一村成为中流砥柱，给社会做个典范。他不忍像前任族长那样以“刑”治礼，伤人性命——虽然“刑”本是礼制的一个部分，孔子也讲“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是用极端的方法——自残来警醒族众。每一次族人出了非礼之事，他都以烙铁自烙，标记此耻。在他看来，养不教，父之过。责人之心责己。族人有了不对之处，就该先责问族长。这种“尚阴”之道其实是上古氏族首领以自己作牺牲侍奉神明之遗风余韵，早已化为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治世理想。在上古氏族统治体制的时代背景已然消失的情况下，许正芝悲壮的自残怎能带来“有耻且格”的礼制之风呢？他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复古的空想，正如儒家所谓“内圣”一直未能开出“外王”一样。最后，许正芝面对日寇的暴行，只有再次自残，抱着雹子树弃世而去。这是儒家自宋明理学以来崇尚心性空谈、轻视事功实务的必然结果，由此也暴露了把政治化为道德的伦理主义绝境。当然许正芝自身的道德修养、高风亮节堪称君子，足以自傲；而《缱绻与决绝》中以閫范懿德受人称颂的费左氏，把操纵他人命运作为自己博得美誉的棋子，像上帝一样夺人性命，完全是残忍的变态狂，倒是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力揭批的“礼教杀人”之典型例证。在《缱绻与决绝》中，费左氏杀婆婆、杀苏苏等事似乎是土地主题之外的闲笔，如果用在专究道德的《天理暨人欲》中似乎更得其位。但是赵德发却选择了忧勤惕励、孜孜向善的君子典范许正芝，以他悲壮的失败来展示单纯道德教化的软弱无能，这自然比“礼教杀人”的激越老调更得中庸之妙。 时移世变，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历史竟反讽似的返回当年许正芝的赴死之地。毛泽东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代表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他把平等理想具体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原则，所谓合作社、人民公社、文革等运动均以此为目的。与此社会正义相关的是全民道德，它们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传统农业国家在欧美资本主义确立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既渴望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又恐惧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种种灾患，如贫富悬殊、道德堕落、传统沦丧等，故而标举社会正义、道德、宗教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可怕前景。于是，政治道德化、政教合一的伦理主义再次登堂入室，把现代法治建设挤向边隅。许景行在道德高扬的文革时期成了村革委会主任，他心领神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憬悟“千古圣贤只是治心”，决心和嗣父一样做一番整治人心的大业。斗私批修，背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这些都不能让他在“管人心”的道路上止步，他把标杆定在人人君子的标准上，要“管得人心一尘不染，管得人心红而又红”。他搞“无人商店”，取消进城的招工表，为救对岸阶级兄弟而炸大堤淹本村，最终招来村民的一致怨愤，女儿大梗偷钱吃饱后绝望地自杀了。 许景行最终发现：想让人人都当君子，在培养君子的同时也会培养伪君子。赵德发为这个道德纯洁的时代留下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许景行让儿子抗美帮助他用头发栓门鼻以检查全村人心，他们爬上高高的喊话台，望着曙色中静若止水的村庄，想到被饥饿折磨着的八百多口人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躺在家里，抗美的心被深深感动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普遍贫穷下的道德最高律令不正是对生命的戕害吗？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5]此论虽有“绝圣弃智”的反文化消极面，但却辨证指出强制性普及道德的恶果。在许景行带领村人惟善是图天天向上的高尚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一丝追“名”动机吗？而抗美目睹此情此景，对父亲无限敬佩，立志长大也要当官管人心，这就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了。 所幸的是，二十多年后当了村支书的许合心（抗美）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忘却了儿时的感动，忙于“抓经济”而无暇整治人心了。 然而问题总是以悖论的方式出现：当公德与私德逐渐分离，人们可以有个性化多样化的道德标准和信仰选择，不必受多重政治化道德律令约束的时候，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也就急遽下滑，现代商品经济产生的拜物教造成精神的沙化或真空化。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因果论证似乎并不正确，而维系人类总体生存、在漫长历史中积淀为文化心理的道德理性，在任何时代都有它超时空存在的普遍必然性。许合心面对人欲横行、秩序混乱的乡村社会也有所醒悟，制定村规民约、处罚条例监督执行，结果根本无法落实。小说通过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天理暨人欲》以几代律条村领导失败的“治心”史展现无法纾解的道德悖论和难以平衡的社会生态，从一个村庄辐射百年中国以至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与道德纠结的困厄，就其艺术意蕴而言已功德圆满。 三 《青烟或白雾》是“农民三部曲”的第三部，这部长篇以“权力”为叙事主题，以村姑吕中贞为主人公。这种人物设置是意味深长的，女性加农民的双重弱者身份，有利于揭示农民与新中国政治权力之间的遥远距离。 对农民而言，权力是他们百年、千年难圆的梦。封建时代农民是微贱的“草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将他们长期隔绝在城门之外，长期承受“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本压力，切身利益经常被冠冕堂皇的理由牺牲或损害；且权力重心和主体构成又以城市为依托，农民进入权力层的机会微不足道。因此农民实际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都远远低于城市人，属于社会下等公民。迟至今日，乡镇体制改革依然举步维艰，农民生活水平没有根本性改变，乡镇民主自治前途渺茫，农民并没有争得同等的公民待遇。如此惨淡的生存现实，加以几千年传统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新瓶装旧酒的等级制度、“官本位”传统，使得地位卑微的农民对权力无限崇拜，祖坟里冒青烟出“官人”是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同时为民做主的“清官”也受到农民真诚的敬爱。对农民这种由惨痛历史和生活经验滋生的落后观念给予批判，同时也披露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现状，这是《青烟或白雾》的主旨所在。小说分上下卷，分别以吕中贞和白吕为主讲述他们在权力场中的经历，以便在个人感性体验中透视权力。由于以二人命运为叙事线索，这部小说比前两部更显简洁，也更多摄入人物内心景观。当然，赵德发式枝节横生、光怪陆离、令人应接不暇的故事泥石流依然如故，比如盲女铃铛痴恋向前进、吕佰杨苦练无为道等；而且还多了神秘的暗示、预兆和象征，比如吕中贞脱落又新生的牙、童年关于表姑夫的记忆、雷公山顶的“宝光”、上任前的大雾与车祸等等。实际上，多穿插、加油添醋引发惊异感是史诗固有的特点，由史诗而来的长篇小说自然也以此见长。亚里士多德说：“在扩展篇制方面，史诗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悲剧只能表现演员在戏台上表演的事，而不能表现许多同时发生的事。史诗的摹仿通过叙述进行，因而有可能描述许多同时发生的事情——若能编排得体，此类事情可以增加诗的分量。由此可见，史诗在这方面有它的长处，因为有了容量就能表现气势，就有可能调节听众的情趣和接纳内容不同的穿插。”[6] 《青烟或白雾》不同于前两部的地方在于对吕中贞个人命运的深情惋叹和切入心灵的细腻描写。作为一位长于理性思索和编织故事的作家，赵德发的叙述一向冷静客观，虽然有醒豁主题的思想表述，却少有心理描写和抒情，而吕中贞强烈的情感体验、丰满的内心世界显然糅合了作家真挚充沛的情感。的确，吕中贞的悲惨命运、坚韧生存毋宁说是中国农民屈辱地位和不屈精神的写照。她直上云端又跌落尘埃，不同凡响的一生宛如黄粱一梦，梦醒之后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隐痛。由于陈规陋俗的限制，吕中贞得不到一般农村姑娘可以得到的如意夫婿，婚事一再受挫。正在被婚事煎熬得灰心丧气之时，她得到四清工作组穆专员的扶持，一跃而为大队长兼副支书，初尝权力给予人的欲望满足，恰可以缓解情场失意的痛苦。从此吕中贞原先被压抑的权力欲开始生长，她按照专员编造的瞎话层层“讲用”，变成了只能发出别人声音的泥哨。也因此而步步高升，先当“贫司”副司令，后又成了地革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她的个人生活被政治运动裹挟而不能自拔：忍受冯谷南的侮辱，参加武斗，逃亡牤牛山区，为穆逸志生子，去山西找陈永贵评理遭到歹徒强奸……如此戏剧化的人生还要加上最后一笔才算定局——爬得高，跌得重，吕中贞在“揭批查”运动中为保穆逸志过关而包揽责任，最终被发还农村参加劳动。吕中贞的悲剧是“人治”社会的必然，在没有科学公正的选拔、任用制度的“运动”年代，缺乏政治资历的农村姑娘吕中贞才可能被穆专员看中而平步青云。可是这圣诞礼物般被赐予她的权力，却夺走了一个农家姑娘朴实的生活理想——稳定的婚姻家庭，使她的心灵伤痕累累如同自己残缺的身体——吕中贞“官入梦”的破碎因为生命体验的痛楚而充满磅礴的情感冲击力。 如果说吕中贞的命运血淋淋揭示了农民在“人治”权力体制下的屈辱和痛苦，白吕则以自觉的斗争迎接法治社会熹微的晨光。 白吕是具备了现代法治意识的新一代农民，是农民中最先觉醒的优秀分子。他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权力阶层，当了墩庄镇党委书记郭子兴的秘书。然而官场腐败之怪现状，乡级政权与农民的对抗，以及被迫助纣为虐充当“私务员”的愤怒和耻辱，都使他无法沉默。最后他毅然选择辞职回家务农，并向纪检部门写检举信揭发郭子兴等人的腐败行为。虽然自1993年以来我国就推行实施了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但“人治”的沉疴积弊却并没有好转，就腐败而言似乎更严重了。中国特色政治机制中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处于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党治，党治在扬弃人治的同时，又将人治发展到极致。党治的实质是党管干部，党管干部的成败得失决定国家的兴衰荣枯。然而党内、政府内的腐败从分子到集体、从基层到高层，层出不穷、步步升级，形成令反腐斗士潜入地下、群众敢怒不敢言、反腐败组织亦步亦趋的势力，暴露出党管干部的致命弱点：领导层的选免没有跳出任人唯亲的窠臼，因而继续造成人才浪费，风气恶化，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危害。作为低级公务员的白吕无法抑制身边的罪恶，逃离染缸后又受到郭子兴的打击报复，辛苦经营的“大地艺术”被强行毁坏，负债累累，陷入绝境。既便如此，他始终坚持清醒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支明禄等人建清官庙、祭祖等“清官情结”和“官本位”意识，提议建立农民协会以强化民间权力，还把县公安局、墩庄镇政府告到法院。 这样一位法治斗士的确是需要理想色彩来衬托和支持的——因为他代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因此白吕一筹莫展的困境最后被新上任的镇委书记一举解决（俨然救世主降临），他决定参加村委会的选举，以积极进取的姿态争取法治社会的光明前景；他的母亲吕中贞苦尽甘来，返老还童，萌生新牙。当然赵德发并没有忘记当下严峻现实：受群众拥戴的“活清官”支明铎，在山邑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长后竟被地委贬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依然是冷静睿智的现实主义者赵德发。 注释： [1]荀子.解蔽[A].高长山.荀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406. [2]王万森、周志雄.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沂蒙文化语境中的赵德发小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1).40-44. [3]李泽厚.己卯五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12月.112. [4]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49. [5]张耿光.庄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56. [6]陈中梅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168. （张懿红：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