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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贾平凹的小说，时常可以感受到那种从故事背后飘浮起来的淡淡的苦涩，那种面对世事及人的命运的无奈，那种难以摆脱的被现实煎熬的忧虑或焦灼。长篇小说《高老庄》(太白文艺版，1998年9月)也不例外。贾平凹在《〈高老庄〉后记》中说：“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我相信他的这种表述。 他的“根”在农村。他是乡下人，但又不是乡下人作为作家，他对“根据地”的感情是深厚复杂的。但正是这样的感情给他带来了难以克制的冲动及缠绕不清的慨叹，其中还渗杂着一种命定的或神秘的茫然。他面对的是一个动荡漂流的时代，一个特别的从未有过的时代。他在各式各样的几乎是突然发生的文化冲突中苦苦挣扎，但又不乏那种置身夹缝中的沉着冷静。他尽可能保持可靠的姿势他写只属于他自己的小说。他要撕开的，便是遮盖着人的生存本相的种种表象及装饰。他在创作了《高老庄》后说：“我终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两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作为作家的素养，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中浸淫愈久，愈知传统文化带给我的痛苦，愈对其的种种弊害深恶痛绝。”他的感触与理解，尤其是他的艺术想像力及意象化的诗性才能，使他选择了“高老庄”作为“卷入现实”的契机或艺术通道，也作为小说家兑现自己的小说观念的特别场所，一切关于人生、人性、人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风景的“高老庄”方式的传达，都说明着贾平凹作为小说家的更加成熟。《高老庄》让人从平实畅达、富有思情张力的叙述中窥见了叙述者焦虑不安的灵魂，其中弥漫着悲凉凄苦的气息，也不乏那种命定的惆怅或喟叹。在这里，“高老庄”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庄，而是作家营构他的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才是他们要传达的对于实在世界的感悟。贾平凹很坦诚地说到他的感悟(或小说素材)来源于商州和西安但又声明所写的绝不是商州和西安，而且从不承认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这里所表达的，似乎只属于小说创作的一般常识，但正是这种一般的常识，恰恰与小说家的小说观念及可能的艺术想像力有关。这使我想起现居晋地的小说家李锐，他很反感别人说他的小说写的是“吕梁山”，是什么“农村题材”；他在笔答加拿大亚尔伯达大学梁丽芳博士的提问(关于小说《旧址》)时说：“小说里的李氏家族并非是我自己的家族史，我要写的不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我要写的是人，是生命，是中国。”(参见《拒绝合唱》，上海人民版，1996年)而贾平凹在《〈高老庄〉后记》中，也同样是反对“将题材分为农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个行业”的说法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说“高老庄”不是一个简单的实在意义上的村庄，而我们读到的或感受到的“高老庄”，也不仅仅是小说主人公的故乡，而是或主要是一种“现实”的缩影，一种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崖崩”的精神状态，或一种命中注定要出现的社会文化冲突的象征。当然，小说所写的“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这是贾平凹的创作品性，也是他得心应手的长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经由“高老庄”而感悟到了“人的过程”的本相，以及作为小说艺术(无论是新潮还是传统)所必须执守的“卷入现实”的精神怎么理解“现实”？是人性的“现实”，还是人的精神的“现实”？是痛苦无奈的“现实”，还是幸福乐观的“现实”？“现实”是无可回避的，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差异只在于理解及感悟的不同。 《高老庄》的故事并不复杂，从表面上看，甚至不无流水账式的“唠唠叨叨”，而对于作品中的某些细节与场面，或许还有人会提出是否值得进入小说的疑问，但我们应该承认，《高老庄》的故事虽则简单琐碎，但又是那种经过精心营构而充满内在意味的故事。小说中的“主线人物”是子路他被逐回了故乡，且让他带着很有点现代色彩也很善良天真的妻子西夏。子路回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祭奠亡灵，即按乡俗为去世的父亲“过三周年”。不管子路是否出于自觉，其间因了“根”的牵扯，或多或少给人留下一种“光宗耀祖”的陈腐味。已是大学教授的子路长期栖居城市；他离异了结发之妻菊娃，生活在一个与“高老庄”完全不同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有学问也有名望。而如今的妻子西夏，则是典型的知识女性，且身材修长、年轻漂亮。 这就注定了他们将在“高老庄”留下各式各样的“故事”当他们一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复杂的精神冲撞便随之发生了，而那种缠绕不清的感情纠葛也暗暗地拨动着他们的心灵……为了表达对父恩及乡情的虔诚与怀念，子路竭力将自己还原为“高老庄”的一员，而西夏作为子路的妻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丈夫而入乡随俗，并尽可能地把自己融入那座古老得即将坍塌的村庄。但一切都是难于抵达的，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无法吻合的尴尬。 回乡的子路具有双重的身份：游子与教授；他的“根”虽在“高老庄”，但他的归属却是模糊的实际上，他已很难属于这片养育了他的土地了，而“高老庄”虽则乡音未改，柏木依旧，自己的家还在这座蝎子形村庄的蝎子尾，迷胡叔也一如既往地又拉又唱，唱的仍然是丑丑花鼓，仍然是“家没三代哟富，清官的不到哟头”，但子路看到的，感受到的，已不是从前的“高老庄”了。“高老庄”之所以变得难以辨认，是因了怎样的原因？真的是故土发生了变化，还是子路(自己)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子路已感觉到了自己难于融入“高老庄”的痛苦。他的凄楚无奈是无可言传的。他只能是热泪长流，只能是默默地跪拜在父亲的墓前，只能是作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意味的告别：他说自己“恐怕再也不回来了”。此时此刻，伤感的但又充满乌托邦精神的西夏“暂时”留在了“高老庄”，可她又能做些什么呢？她的“专长”是“临摹”，而她的想像、憧憬、乃至心地的善良，都改变不了“高老庄”的命运。“高老庄”的真正改观自有属于这片土地的规则，可西夏不懂或根本不可能懂得这些规则。 她只是在“有白塔那个地方”，发现了天空上的“圆盘”，而且像“高老庄”的人们曾经发现的那样“倏忽又消失了”，其实，谁也不关心她的发现，众人与她一样仍然沉浸在迷胡叔的凄楚哀怨的琴声里，飘飘忽忽，与古老的幽灵共舞，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游子携妻返乡的故事虽则跌宕不起来，却把“高老庄”的包括精神或情感状态在内的生活风景推到了我们阅读者的面前，原汁原味，韵味无穷。其传达的丰富性，特别是叙述的思情张力及寓意的可能程度，则把想像中的“高老庄”幻化为一种社会动荡的象喻，或凝聚为一种“人的过程”的缩影，一种冲突四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大漂流景况：其中既有进步又有堕落；既有应该抛弃或告别的陈规陋习，又有“文明世界”匮乏的灵魂及品性。“高老庄”的历史感是深厚而沉重的。小说的叙述有效地突破了游子携妻返乡这一时空设定的限制，并把“现实”中流淌不息的“历史”交付给了读者。“高老庄”的历史感，当然与叙述穿插的那些残损的碑文相关，或者说，碑文的方式让我们窥见了“高老庄”漫长古老的生存史，而因了这个幽深的窗口的开启，才不致于使我们仅仅局限在游子携妻返乡的琐碎之中。但小说所呈现的历史感更能触动人心或那种让人生长联想的描写，还在于或主要在于小说叙述所揭示的人的精神、人的情性或“人的过程”；小说之于各色人等的刻画，使我们感受到了历史所留下的深厚沉重。“高老庄”作为昨天的继续或延伸，便是贾平凹所领悟到的那个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的“本真”。面对历史传统的重重迭迭的沿袭，我们几乎是无言以对，更不可能简单地指责“高老庄”的愚昧落后，以及那种缓慢进步中的守旧或迷惘我们只能是感悟到了一种状态，一种纯属中国人的精神风景；我们也是中国人，因而从心底升起来的，是同情，是自省。毫无疑问，《高老庄》所描写的人性、人生、“人的过程”及人的精神状态，绝不止于“高老庄”，其中活跃或潜伏着的各式各样的冲突及尴尬，无论是被意识到的还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生动地吻合及体现着现存社会的动荡不安。贾平凹说：“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是悠远而舒缓地穿越空间……”我想，这便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了。不仅仅是“高老庄”的“现实”，或其他形态的乡村社会的“现实”，而且是一种人的“现实”，一种必然的但又让人感到惆怅的“现实”。要改变这样的“现实”是艰难的，绝不像某些所谓的“改革小说”所想像的那么容易。但这些容易的小说所展现的世界，与当下中国人所置身的“现实”毫无关系，至少是因了粉饰的缘故而终于与本相格格不入。 贾平凹说自己“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这既是对自己的误解也是对自己的最高褒扬，因为无论怎样说，他是一位不断调整自己的作家，一位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家，但我强调的是“精神”，而不是那种被歪曲了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实际上，贾平凹也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状写或描摹生活原貌的作家，更不是那种一味璀璨及迷信前途光明的作家。他的小说确实拥有一种诗性的叙述结构，或一种诗的意象性。 我之所以说《高老庄》显示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更加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从小说中感觉到了“诗”的融贯或诗意的弥漫。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诗”或“诗意”，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抒情(甚至是煽情)，而是指小说叙述中的意象性，以及其中可能的“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也是指小说的具象所包孕的更深层的感悟或意蕴，既是整体的，也可能是局部的。这正如贾平凹自己的理解：“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我想，这一段话是可以成为《高老庄》的导读或艺术注解的。但需要进一步注解的是，这种意象的“张扬”，是隐蔽的、感觉的、不露声色的，而不是大张旗鼓或慷慨激昂的。对于小说家来说，因了“小说就是小说”的缘故，这需要一种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才能。应该说，《高老庄》体现了贾平凹的这种张扬意象的才能。《高老庄》的“落笔”，确无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也失却了往昔的秀丽与清晰，所谓“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但小说的思情提供却超过了他以往的小说一部经得起时光考验的好作品的标志，最重要的，也是最能体现艺术创造规律的，就在于是否提供了既与众不同又超越了自己的新的艺术因素或新的思情启示，而这种与赶时髦无关的新的提供，在特定的背景下也会失去一些固守期待的读者，但也会因新鲜或表现的深厚而赢得更多的读者。 我读《高老庄》，至少感觉到了贾平凹小说观念中的最可宝贵的两大“原则”：一是不断更新自己，所谓“道被确立之后，德将重新定位”，作家要承认现实的变化，也要自觉变化自己；二是坚守自己的信念，决不在困难或变故面前“掉头便走”，而且相信：“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却是莲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开绽出一朵花来。” 1999年元月北京六里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