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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的价值问题已经无可回避地摆到我们的面前来了。自从新时期女性文学蓬勃崛起、日益茂盛、渐成气候以来，它一直是中国文坛关注的焦点，投向它的目光非常复杂，其中固然不乏理解、支持和赞赏者，但不理解、误解甚至漠视、歧视者也不少，他们对女性文学的存在及其价值甚表怀疑，仿佛女性文学是一群好事者人为制造出来的，并无独立的必要，亦无存在的价值，甚至会引起文学世界中的性别矛盾和性别对抗。面对着这些目光，我们需要澄清，需要讲话，需要沟通。 上 我认为，女性文学的存在至少有三个原由。 首先，女性文学是文学生态从两性极不平衡走向平衡状态的必然产物。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学女子早就对女性在文学中的艰难境况有深深的体会和重重的叹息，唐朝女诗人鱼玄机用“自恨罗衣掩诗句”的经典诗句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境况。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学史，无一不在显示着男性的富足和女性的贫乏。女性一方面在文学中处于缺席和沉默的状态，另一方面在生命本原中蕴藏着丰富独特的文学创造力，她们并不满意男性的代言，在经历了漫长的“罗衣掩诗句”的时代以后，她们终于用自己的声音来诉说自己的心灵，让女人写女人，女人用女人的方式写，这是一种与男性有所差异的文学声音。女性生命因文学而焕发光彩，文学因女性的风格而倍添风姿，从而更加丰富，更加多样起来，而这本来就是文学所追求的目标。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改变文学生态的两性不平衡的状态，才可能使女性从文学的贫乏变为文学的富足，才可能使文学多一种方式，多一种个性。女性文学的存在，显然符合生命发展的规律、文学发展的规律，正如伍尔芙所说的那样：“女人几百年来都是坐在屋里的，所以到现在连墙壁都渗透了她们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和男人的创造力大不相同。假使阻止这力量的发展或是浪费了它，那我们可以说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因为这创造力是数千年来最严厉的规矩换得的，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假使女人像男人那样写，像男人那样生活，长得像男人，也是十分可惜的事，因为既然两性都不是很完美的，再想想这世界之大，其变化之多，我们要只有一性，怎么能对付呢？”[1]在文学中，如果让男性的声音淹没女性的声音，或者让男性的声音代替女性的声音，或者使女性的声音变成男性的声音，都会使文学生态失衡，只有双声合唱，才是理想的文学。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女性文学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能够更好地认识女人，从而更好认识人，认识人类世界，因为正是它把性别视角带进了文学，为文学带来新的话语空间。对人来说，性别是最根本、最本质的自然属性，它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抹平，人除了是社会的人、个性的人以外，还必然是性别的人。在性别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性别歧视的强大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缺少公平的、公正的、客观的、科学的性别文化积淀。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用伍尔芙的话来说，那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作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微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射成原来的两倍大。”[2]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在性别歧视文化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学，对性别角色的认识和表现，特别是对女性的认识和表现，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和不少的盲区。女性作为被陪衬的一方，作为被歧视的一方，在文学中往往不能得到真实的、完整的、具体而微的表现，不但“罗衣掩诗句”，而且“诗句掩罗衣”。而女性文学浮出历史的地表以后，不仅可以把“诗句”还给“罗衣”，还可以把“罗衣”还给“诗句”，在“诗句”中见到真实的“罗衣”。 女性文学是女性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去从事文学创作，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确立为基础的，女性意识包含着人的意识和性别意识，即意识到女性作为人的角色、地位与价值问题。女作家能够在文学中描述自己亲身体验的女性精神、身体的独特的感知领域，女性文学的优势和价值也正在于此。当女性文学把性别视角引进文学时，不仅必须强调女性，也必须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共同人性以及平等、合作与和谐的关系。女性文学决不排斥和抗拒男性，更不步入另一种性别歧视的泥潭。与其说女性文学把男人作为敌人，不如说女性文学试图让女人和男人都成为更加美好的人。女性文学在同时寻找和表现男女两性的差异和平等，即“在差别上平等”，而文学本来就是以差异为基础并谋求平等的，因此，女性文学既有独特的价值存在，又与文学的普遍本质和精神相一致。 另外，女性文学是以女性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为宗旨的文学，与女性的人生密切相关，对提升妇女的地位起到积极作用。妇女地位的提升，既取决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也取决于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女性文学在解剖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在解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对女性生存、女性命运的关注和焦虑，是它特有的艺术张力，这种艺术张力使它变得敏锐起来，能够洞察女性生活、经济、历史、文化中的不利地位，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处境，也自我反省女性的种种不真不美不善的行为方式和心灵杂质，去自我发现女性潜在的能力、才干和美质。我们所憧憬的是每个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生命潜能都可获得发挥的环境，我们所渴望的是男女携手一起成长。女性文学具有提升妇女地位、实现女性自我的独特价值，与人类的价值目标是休戚相关的。 总之，女性文学是对以往文学的一个补充，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也是一种发展，一种有利于完善人性的发展。它所写下的每页都在证明存在的必要，都在体现存在的价值。 下 那么，让我们来翻开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那一页。 从中国女性文学的成长历史来看，这一页至关重要，它宣布“罗衣掩诗句”的时代真正结束了。在本世纪初的“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群体性兴起，已经向这个时代发出了致命的一击，但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依然没有走出封闭的庭院，获得学习和就业的机会，也就不可能结束“罗衣掩诗句”的时代。到了本世纪中期40年代末，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文学都被纳入了革命的框架，而女性化被认为与革命化相对立，为革命所不容，是革命的对象，女性的创作也就每每受到批判。此时虽然解决了女性可以写作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女性写作的自由问题。只有到了70年代末，女性才获得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自由，真正结束了“罗衣掩诗句”的时代，迎来了80年代到90年代持续发展的新时期。因此，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亦是女性文学的新时期。 倘若没有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解放、反思批“左”、文化寻根、开放吸收外来思潮，倘若不是新时期文学树起人的旗帜，张扬个性，提倡风格，崇尚艺术，追求创新，那么，女性文学就不可能破土而出，生生不息，欣欣向荣。正因为女性文学是从新时期文学沃土中生长出来的，因此，它必然与新时期文学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它一开始就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合唱，用丰厚的果实回报生它养它的沃土。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不争的事实，并得到了文坛的承认。然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罗衣下流出来的诗句天然地具有它的本色，而这种本色在以前是不容许存在的，一旦开禁，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浓，越来越重，终于形成一种特色，一种品格，将它自己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具有先锋性的方面军。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价值既体现于它的合唱性，也体现于它的先锋性。只要检视一下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就不难发现女性文学的先锋作用。 我想，我们至今不会忘记那些蕴含着关于人的新观念的女性文学作品，它们曾经给文坛带来极大的震动和绵绵不绝的影响，在新时期文学回复到人的文学的过程中，女性文学的创造力找到了最佳的爆发点，所释放出来的美学能量是巨大的。我们不难发现，是女作家们率先发出了对人的呼唤(谌容《人到中年》、戴厚英《人啊，人》)，对个性的呼唤(铁凝《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张抗抗《夏》)，对自身的价值的呼唤(张洁《方舟》、张抗抗《淡淡的晨雪》、张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对智慧和思想的呼唤，对“一个崭新的、可爱的、美好的、因而富有魅力的精神世界”的呼唤(张洁《沉重的翅膀》、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对爱情的呼唤(宗璞《三生石》、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北极光》)，对性爱的呼唤(王安忆《岗上的世纪》、铁凝《玫瑰门》)，从而对人性作了多方面的揭示，所到达的社会层次以及心理层次都是前所未有的。女作家们较早觉醒的生命意识又使他们去打开女性生命之门，去探索女性生命的奥秘，去挖掘女性生命的潜质潜能。池莉的《你像一条河》和铁凝的《世界》，分别以最具实感的原生状态的生活和最为虚幻的缥渺梦境，对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生命力———母性作了现代的阐述；谌容的《人到老年》和徐小斌的《迷幻花园》，也分别从现实的生活世界和浪漫的虚构情节中演绎女性生命与岁月、青春、灵魂的故事，叩问生存和选择的人生命题。当陈染把自己的小说用《私人生活》的题目发表时，无疑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尝试，一种方式，以艺术化的成功表达向长期排斥私人生活的意识挑战，尝试将私人生活公开化来获得文学的话语权，去表现关于人的新的意识，并以新的方式、新的角度去观照在某个时代的个人经历，使未涉及到的私人感情层面被开掘，于是私人生活与时代的关系依稀可见。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继《玫瑰门》之后再次直面女性的性生理和性心理，正视女性的身体和感觉，写出了性作为女性根本人性的一面，写出了身体对于女性自我所具有的意义，开启了认识物质人的文学之门。 由此可见，当新时期的文学向人的文学复归的时候，女性文学前行的姿态是领先的，女性文学在不断地扩大写人的文学视野，也在不断地深化对人的洞察。新时期的文学同时也是反思的文学，从对过去时代的反思到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始终具有历史的感觉，始终处于超越之中。而女性文学也正是从反思中崛起，在反思中得到深化的，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轨道：历经对社会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对文化的反思三个层次。 女性文学最初的社会反思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结果，女作家们首先意识到的是女性的存在，就像伊甸园中的夏娃发现自己是个女人一样，恢复了女性的性别意识，能够透过“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劳动改造”等社会口号看到女性气质被失落、女性被雄化的时代悲剧，经过反思，发出了“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张辛欣)的沉痛告白，用“做一个女人”(张洁)的宣言开辟了女性寻找真我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女作家们提出来的，她们对此有明晰的认识，张抗抗曾经如此抒写：“如果扼杀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女性美和女人柔韧温婉的天性，无异于扼杀我们的生命。中国几乎经历了一个没有女人的时代。教训沉重而惨痛。而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时代的妇女，她们比任何时候都要珍视自己的女性性质。她们并不一定非要和男子做同样的事情，而是要以与男子同样的自信和才能，去做适合她们的事情。”(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寻找失落的女性气质和女性美，成为新时期女性文学最早的共同审美倾向，它作为反思过去时代的产物，出现在一系列女作家的作品中，并且至今尚是男作家没有踏进的领域。以此为起点，女性文学继续反思，继续寻找，进入反思女性自身的层次，又一次显示它独特的艺术力。 当女作家们选择自我审视的审美取向，开始反思女性自身的时候，她们表现出了一种清醒的严肃的反思态度，不取性别对抗的姿态，不以性别为价值标准，不作倾斜的价值判断，不惮写出女性的弱点和丑陋，女性沉沦和堕落。她们审丑，但决不是暴露丑，而是审出造成丑的各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表现丑的后面那压制着或燃烧着的女性蓬蓬勃勃的生命本身的欲望和力量，表现丑的下面那顺从扭曲或挣扎或反抗的灵魂。她们通过自我审视去写女性的生存百态，去写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铁凝自述创作《玫瑰门》的动机时说，要“写出女人的让人反胃的、卑琐的、丑陋的、男人所看不到的那些方方面面”，为的是将“女人的魅力真实地展示出来”。于是她的笔下出现了因孤独无偶而心理变态的女性，因婚姻失望而努力去做一个“男人”的女性。在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中，出现了依赖型的女性，她们过着月亮式的人生，男人陪衬者的人生，失去了独立的自我；还有献媚型的女性，她们利用性角色去谋取名利，其人格的卑下令人不齿。对这些女性形象的解剖，显然潜藏着女作家们对女性生存和女性人格的人文关怀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推动着她们从社会的批判发展到自身的批判，在支撑着她们从发出“做一个女人”的宣言前进到发出“做一个好女人”的心声。如果说第一层次的反思出自对长期以来社会女性意识淡薄的反抗，那么第二层次的反思则源于女性自我成长的内心需求。因此，在反思自省的同时，女作家们开始“寻觅优秀的女人”。毕淑敏在以此为题目的散文中写道：“让我们都来力争做一个优秀的女人吧!为了世界更精彩，为了自身更完美，为了和时间对抗，为了使宇宙永恒。”她认为，“优秀的女人首要该是善良”，“其次应该是智慧的”，“需要美丽”，“美丽的女人首先是和谐的”，“美丽其次应该是柔和的”，“美丽的女人应该是持久的”。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女人观，使得女性文学再次出发到达文化的反思。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根深叶茂，但残枝败叶不少，腐烂老朽的气息亦有，中国文化传统中扼杀女性的篇章太多太多。中国女性倘要自立，不砍断传统文化的绳束不行，中国女性文学倘要前进，也必须走出传统文化的阴影。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文化反思是女性文学必经之路。正因为如此，在新时期文学整体性地向文化寻根走去的时候，女性文学却转向反思。女作家们反思在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无爱的婚姻和在无爱婚姻中苟且生活的文化心态。谌容用《懒得离婚》对此作非常前卫的揭示和非常经典的概括。而铁凝的《玫瑰门》对被性意识禁锢的文化透视亦非常犀利和深刻，谓之“那积攒了好几千年的纯洁，那悲凉的纯洁，那自信得足以对我指手划脚的纯洁正是你惊吓了我，也许每一个女孩子都是一面被惊吓着一面变成女人的”。胡辛在《蔷薇雨》中塑造的刚结婚就守寡的老祖母形象是贞洁文化观的符号，她用一方一方本白织布和“一钵浓墨微臭的金不换墨汁”作为家训的工具，训诫女儿、孙女儿、曾孙女儿要保持清白女儿身，威严阴森，悲凉凄苍。这些文化反思都独具女性的慧眼，都渗透了女性的自身体验和深切的形而上的认识。当女作家们在进行文化反思的时候，她们往往从自身出发，从女性出发，更多地在女人身上寻找传统文化的封建性积淀，作自问式的探索，作母系式的批判，形成一个独特的感知领域。 当然，女性文学并不仅仅沉浸在对历史文化和文化心态的反思之中，对现实的变化着的缤纷世界，亦是关注，亦是倾心投入，在新时期“写现实”的文学潮流中同样独树一帜。 我们的时代变化很快，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双轮运转已经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现实环境，女性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和很多的诱惑，面临着很多的机遇和很多的失败，面临着很多的幸福和很多的痛苦。但无论如何，女性文学没有对这个时代说“不”，而是努力与时代同步前进，努力在时代的洪流中区分清浊，在鱼龙混杂的世界中去发现真情、真善、真美。当女作家们切进现实世界的时候，视角跟踪着变化的女人和女人的变化，并且把女人和变化放在事业和家庭两个层面上展开。在谌容的《人到老年》中，陆文婷式的被动人生已经被“三女办公司”的主动人生所代替，陆文婷式的圆满美好波澜不起只愁物质的家庭已经被离异式、婚外情式的家庭所代替，家庭的新难题和事业的新难题都放在时代女性的面前。池莉的《你好，小姐》与张洁的《方舟》，同样写三个单身女子同舟共济的故事，内涵却绝然不同，此舟已非他舟，三个女子不再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为共同的方舟，而是用美人计的连环套去敲榨卑劣男子，把金钱作为方舟，虽然已经消尽了《方舟》中的悲哀，女性的气势大长，但人格与道德都大降特降，这篇小说提出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女性价值观的选择问题。张欣的“城市女性系列小说”，描述了各种走进新的生存方式的职业女性，在城市变奏曲中弹响“真情依旧”的旋律，女性的出色才干的发挥与情感误区的遭遇，都同时得到了新和美的表现，以强烈的当代性征服读者，又保持着没有被污染的不变的善的底色，的确是为时代和女性留下了一幅幅真实的照片。 上述的回顾，足以证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价值。有价值不等于没有偏颇，有些女性文学作品的确存在着偏颇的性别立场。克服偏颇，才能伟大，还是用伍尔芙的名言来作为参照吧：“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先要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男女之间先完成一段婚姻。整个的心一定要打开，如果要想明了作家是把他的经验异常完整地传达出来，心一定要有自由，要有和平。”[3] 注释： [1][2][3]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第143页、55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6月版。 (作者通讯地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邮编：210013)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