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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己也偶尔写写批评文章，但是却很少思考关于文学批评的“本体”性问题。经常的状态是懵懵懂懂地去写，却很少去思考为什么写，或者怎样把文章写得更好。我想这种状态可能是年轻的批评从业者的一种常态，读博士的时候是导师出题，工作了以后要么是刊物出题，要么是会议出题，总之都是比较被动地去写文章。 我想这大概也是目前批评界面临的问题之一，批评，尤其是当代批评，面对的都是自己同时代的人，说重了不好，说轻了也不好，所以“说什么”就成了当下批评难以解决的难题。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此倒是很坦然，他经常赞美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家作品，他的理由是：“友情比什么都重要”。博尔赫斯对此好像也很看得开，他曾经说，“被人爱上可能和作品无关，而是因为某种亲密的东西”。相对于西方批评家对人性的这种宽容，我倒觉得中国的批评界有点小题大做，比如经常有文章抨击所谓的“红包批评”，我就觉得有点不知所以，批评家的文风和“红包”有必然的联系吗？所谓“红包批评”，无非就是批评家参与了一部作品的生产流通过程。且不说这点“红包”在整个流通过程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既然作家出一部作品要搞宣传、做推销、拿版税等等，那么批评家花时间去阅读作品、写批评文章，然后获得相关报酬，这不是正常的劳动所得吗？为什么非要将“红包”和批评文风联系起来呢？如果说有的批评家因为拿了“红包”而胡说乱说，这只能是这个批评家个人的道德人格问题，而并非批评本身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切忌将个人的道德问题普遍化，因为批评家并非是道德的楷模，他有权选择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他也活在非常现实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中。我觉得应该理解批评家，甚至理解他们的那些不怎么靠得住的文章，就像应该理解作家们写出的不好的作品一样，我一直很欣赏波德莱尔的一句话：“指出一个时代的缺点是容易的，更难得的是怎么找出一个时代的优点。”对于当代批评，在我们指责它的同时，是不是应该也保持稍微的克制和宽容？ 但话说回来，如果硬要说当代批评很好，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也不太同意。存在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信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和意识问题。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把文章写得更好，写得更出色。我们一般都强调作家要懂技巧，把故事讲好，但却很少对批评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的很多批评家满足于在一篇文章中把问题讲清楚，把观点摆出来，然后就觉得万事大吉，我觉得这种写作是一种无意识的写作，几乎停留在 “研究生”写课堂论文的态度。缺少文体意识，缺少创新和形式感，这是中国当代批评文风最重要的症结。我有一次写一篇关于路遥的批评文章，找来一本《路遥评论集》翻看，该文集一共收录了20多年近30篇关于路遥的批评文章，但让我失望的是，这些文章虽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观点，但却都不“好看”，都是那种平铺直叙、四平八稳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20年来我们的批评都没有建立起相关的文体意识，我们都没有把批评当成“文章”来写。相反，我们如果去读读西方的批评文章，就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你可能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不认可他所批评的作品，但是“文章”本身就是一件作品，就能带来阅读的快感。比如波德莱尔的《对我同时代人的思考》，文章中评论了10个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我们发现其中除了雨果，其他的诗人几乎都令名不传。但是，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依然有趣、有力、文辞灵动，我想，波德莱尔是把它当做一首诗来写的吧。再举一例，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是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以晦涩冗繁著称，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部作品，但是法国批评家雅克·里纳尔关于这部作品的批评《小说的政治阅读——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我却很喜欢，其原因在于这部著作采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对《嫉妒》进行了分析，比如开篇“神话插曲”，他引用的是一本航空杂志上的一段游记，他说：“严格地说，我们即将读到的这一部分与本书并没关系。从表面上看，它同《嫉妒》之间毫无关联。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将会发现，对于这部分文本或其他与之相似的内容的认识是不可或缺的。它如同一种原始的磨具，由此可以写就千百种文本，写作因此才能成为可能。”在我看来，不管他后面的分析如何，这种批评的巧妙构思已经足够吸引人了，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构思吸引我把这样一部长篇批评意兴盎然地读完。 反观我们当下的一些批评文章，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乏味如白开水，如果再加上半生不熟的理论名词，就更是不忍卒读了。现代批评史上有所谓的“美文”批评，如周作人、李健吾等，今天我们读他们的文章，可能会觉得学理不够，论证不力，趣味主义的倾向似乎也比较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章都是好文章，读了会让人觉得舒服。帕斯有言：一个时代的腐败首先是语言的腐败。如果一个时代的批评家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识去创造文体，雕琢语言，而仅仅满足于大白话、八股文、摆事实讲道理之类的学生作业水准，请问批评如何进步，文风如何彰显？批评当然需要强调“写什么”，这是批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言之有物，文章不说半句空。但批评不能止步于此，批评更要强调创造意识，要把每一篇批评文章都当做作品来写，写出别样的文体、语言和构思，这样批评才能赢得尊敬和荣耀。 经典话语 新的文风，应当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凡是动笔之先，脑中先有了一个格式，那一定要写成“八股”。生动有趣的材料就被格式束缚住了。新鲜活泼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自己在地上画了圈子，让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所以打破固定的格式，是第一要事。别人的好文章，必须读，必须研究它的结构，但任何好的结构都不能硬拿来自己用。自己的结构，应看每次是说什么话，对谁说话而有所不同。最好的裁缝师，不是用衣的样式硬套在人身上，而是根据人的身材，决定衣的样式。写文章也一样。不公式化，就可少点“八股”气。这是使文章新鲜活泼的一个重要条件。 无论什么文章最要紧的莫过于内容，而内容要有新的东西。几十字的消息，或几千字的通讯或论文，都是一样。既然是提笔写作，那么必须是有什么话非告诉别人不可。如无此种必需，那又何必写作呢？写文应如给朋友写信一样。每次有每次不同的问题，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语调。给朋友写信，不能按着别人的信照抄，写文章也不能抄袭别人的意思或词句。已经讲过的再来重复，就有类于鹦鹉学语，别人是不高兴听的。好在我们生活中新的事情多得很，只要能钻进生活内部来观察，来寻找，那么，新材料是写不完的。 新的材料是重要的，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我们常喜用抽象的名词来说明事情。但这些笼统的空洞的话常使人摸不着头脑。譬如只说某人在学习中有了进步，就不如说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样，现在做工作是怎样，以前看问题是如何，现在看问题是如何。用抽象的话来说，就好象雾中看人，若见若不见。用具体的事情来说，就好象看见人的面貌，听见人的声音，使人觉得真切实在。但要写得具体真切，先要自己懂得具体真切。只有不停留在表面的轮廓的、漫画般的观察，而对于自己所要写的事情，有仔细的研究，有周密的考察，才能办到。 要写得具体深刻，还须要把题目范围定得小些。我们常有一种坏习惯，喜欢大题目。题目大了，侧面也就多了，内容也就复杂了。假如自己对于问题没有真知卓见，自然就要拿别人的旧话来凑数。这样不就成了万金油八卦丹之类百病皆医而又一无所医的东西吗？这样又怎能使文字写得不枯燥、不呆板、不奄奄无生气呢？如果把题目范围定得小一些，则自己要说明的问题，既容易使之突出，同时自己的研究，也容易深刻精到。这又是建立新的文风所要注意的。 说话的对象是谁，这也是提笔以前首先要弄清楚的。对一种人，有一种话。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要知道听话的是什么人，他们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么，想着什么事情，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我们才能用他们的语言，去打动他的心弦。报纸的读者一般是固定的。但每篇作品，也还应有比较特殊的对象。写作的时候，应当设想好，像自己是在面对着自己的读者说话，那样，我们的话说出来，就会亲切有味，而不会隔靴搔痒、枯燥无味了。 摘自《报纸和新的文风》，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8月4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