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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湘文化”现象已引起众多人的瞩目和关注，无论是全省还是全国，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界还是文化艺术界、教育知识界，都把此作为跨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大有研究剖析透彻取得真经的架势。然而，在一片喧哗声中真正的精品力作不多，甚至还有个别众云我云、人云亦云者，叫人看不出新意和有个人独到的视角，用句电视行话说，使人感觉不到一种视觉的冲击力。前不久，收到田中阳兄寄来的《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9月出版)一书。却如醍醐灌顶，令耳目一新。此书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以中国及湖南近代史为中枢线，把一百年来的湖南文学现象串了起来，抖落成一串色彩斑斓成熟欲滴的紫色葡萄，活生生地摆在大家的眼前，举重若轻地徐徐揭开了“经世致用”的世纪面纱。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一文中说：“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中阳先生的《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一书就是通过“真实的描写”，把一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人在研究探索的湖湘文化的精髓真实地和一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有机地联系起来，“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对湖湘文化的核心———“经世致用”作深刻的剖析，既阐明了“经世致用”对世纪文学的激励促进作用，又指出了过度强调“经世致用”给世纪文学带来的灾难。 湖湘文化的精髓到底是什么？过去这一直是一个游离不定的主题，从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评说。有人说，“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千古绝唱———《离骚》，就诞生在这块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从那时起，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多少文豪诗人赞美她，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欧阳修、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人无数秀丽隽永、脍炙人口的诗词，更增添了湖南山水的情趣和风采，激发了多少民族赤子的博大胸怀、爱国热情与天才灵思。”由此，湖湘文化的精髓应是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形象思维。但又有人说，“在中国近代100多年的政治风云中，湖南这个地处内地的落后省份，却成了每次政治革命的前导，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革新志士、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以及各种政治人物、军事人物与著名学者。”湖南自古就有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哲理思维兴趣。蔡锷说过：“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武命自湘军占中原之特色，江、罗、曾、胡、左、彭沾丐繁多，……文思则自屈原、濂溪、船山、默深后，发达磅礴，羊角益上，骎骎驶入无垠之哲界矣。”为此，1920年当时号称中国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无不感概地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从此，“湖南遂从形象思维的诗文乐园，发展为穷研哲理的‘理学’荟萃之地，成了忧国忧民的奋斗精神，”走上了一条“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自身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 彭大成先生还把湖湘文化的精神精辟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等五个方面，包括贯穿它始终的“实事求是”、“知行观”、“矛盾观”等丰富的哲学内涵，可以说是总结湖湘文化的大全了。王继平先生也认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等等。然而，中阳先生则根据湖南现当代文学创作现象，摒弃其它，紧紧抓住“经世致用”这个对湖南文学现象影响百年的至关紧要，深掘成一口突突冒出泉水的甜井，让人掬一口已知甘畅。 有人说，一百年的历史像一道幽邃的暗河，其表面跌宕多姿，其里面清浊混杂，其味道酸甜苦辣，正如有的文学评论家所说，看你取哪一瓢开饮，即能品尝出如奶的醇美，如酒的浓烈，如茶的酽香，还有如黄连般的恶苦。中阳先生正是站在审视湖南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这一独特视角，把一百年的文学史或文化现象浓缩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下刀，进行精细地解剖，慢慢细嚼着历史演绎和历史进程，娓娓道来自己的感受。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个世纪情结，也是湖湘人士一直引以自豪高高擎起的一面旗帜。不管在其它方面有何分歧或异言，但一说到“经世致用”，研究专门家便一致认为这是湖湘学派的基本宗旨，湖湘学派就是宣扬“经世致用”和“通经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也反对学而不去力行，主张从现实的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问天事、问地事、问人间事，立足于现实而有所作为。中阳先生对此的诠释是“文化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结构特征的完形，尽管我们在分析文化时可以把它分解为许多的构成元素，但它并不是这些元素的简单相加，把这些文化元素整合成一个完形的决定因素是文化精神。对湖湘文化的承载主体来说，伏潜在他们的生命行程中的，使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文化品性的所谓‘湖湘文化’，亦主要是指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具体地说，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我以为这是承传至今的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特质。” 《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对此作了较为详尽和精深的阐述，也引发了笔者的联想和思绪。 “屈贾情结”作为“经世致用”的心灵爝火，造就湖湘现当代文学的磅礴大气和灿烂辉煌。 这是中阳先生在《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 “屈贾情结”是近世湖湘人士强韧的区域性文化心理凝聚点，精神支撑点，也是近世湖湘文化光大弘扬的激励点。屈原、贾谊是大多湖湘子弟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人格范本，他们特有的人格结构和处世态度，和儒家经邦济世的文化特质高度吻合，故成为数千年儒家知识分子摹拟追求的典范。“屈贾情结”是中国历史上入世的知识分子一个文化幽结，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湖南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屈原、贾谊首先是属于湖南的，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段人生，是在湖南的土地上度过的，湖南士人以他们为楷模也理所当然。无论是“湖湘文化”还是“湘军”，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本土文化情愫，自然也把“屈贾情结”作为精神家园。中阳先生说：“屈原的《离骚》是一首衣被千秋、可与日月争辉的政治抒情诗，它的灵魂就是经邦济世的精神。”“贾谊则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屈原自沉汨罗约一百年后因遭贬谪从遥远的长安来到湖南。”在逆境中，贾谊并没有彻底走向消极避世，而是继续保持了儒家关注现实、积极投身政治的入世本色，最后抑郁而死。周敦颐的《爱莲说》再度发扬光大屈原表白的“深固难徙”、“独立不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行比伯夷”的南国丹桔精神，继而王夫之、陶澍、杨度、毛泽东等人，都对屈贾经邦济世精神由衷赞颂，对他们怀才不遇终成一死的悲剧结局深表惋叹。中阳先生对近代湖湘人士把“经世致用”作为思想文化精神的凝聚点、支撑点、激励点给以表述说：“经世致用是近世湖湘文化精神的晶核，是它最有生命力的精神特质，它形成了近代一代又一代湖南士人献身民族、献身人民、献身社会的坚韧不衰的内驱力。” 近现代湖南知识分子在确立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位置和生存理想时，形成了他们无法移位的立足点，而“经世致用”则成为他们人生的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中阳先生在书中阐述：“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陈天华至王跃文这首尾相连的20世纪湖南作家组成的文学星河时，我们非常明晰地看到湖湘文化的这种心理定式对湖南20世纪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就是这种心理定式在作家们身上表现为一种基本一致的创作心理定式。它的质点有二，一是以政治作为创作的第一要义，既是它的价值趋向的起点，也是其终点；二是经世致用成为创作行为的主导方式，成为文学价值体现的衡定的基本原则。这种价值观和功能观，我认为在湖南20世纪作家中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学’或‘文学’———‘政治’两种创作心理定式，这两种创作心理定式在本质上是珠胎暗结的，只是前者是自觉的，后者则是自觉或不自觉的。”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一文中说：“卡尔顿不论在风格上或结构上都不高明，但是他的特点在于他描写的真实性。作为爱尔兰农民的儿子，他比利弗尔和拉弗尔之流更熟悉自己的对象。”中阳先生正是以一名学者，一名湖南学者的身份，熟悉湖南的创作发展史和发展规律，真实地评价他们说，20世纪具有“政治—文学”创作心理定式的湖南作家们都把政治置于他们人生价值的首要地位，在他们人生价值观的天平上，政治与文学绝对不能对等抗衡，政治是他们文学事业的主宰，也是他们人生命运的牵引之神。当他们在人生道路中面临着政治、文学孰先孰后、孰去孰从的选择时，他们一定首选政治而先之从之。 正是因为近当代湖湘人士把“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精神内核，充分辐射和扩展开来，造就了近当代历史上湖湘文化事业的空前辉煌。具体分析起来，湖南作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从政治的角度上去充分表现文学的才华。如陈天华是一名很有才气的文学家，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三部作品在内容的深刻性和形式的通俗性两者结合方面，确实比较成功，但陈天华从来就是把革命的务实置于第一位，他的文学事业也是他革命务实的一部分，陈天华为反抗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蹈海自杀，他的这一壮烈的人生结局，最集中体现了他的生命价值取向，为此，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三部作品也就成了留芳世纪的醒世之作。与此同时期的还有王运、被称之“旷代逸才”的杨度、敢打恶仗的革命军总司令兼诗人黄兴等等。五四运动前后的湘籍著名文化人士有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成仿吾，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田汉，以及周扬、丁玲、周立波、肖三、叶紫、康濯、蒋牧良、白薇、彭家煌、彭柏山等等，纷纷跻身于政治加文化的革命者行列，写下了一批鼓舞人民斗志的传世之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重彩。尔后的解放区文学当中，湖南作家无论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艺领导和文艺教学诸多方面，更占据着统领的地位，领一代风骚。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政治化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规律和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也延续到解放前后。如湘籍作家沈从文、古华、莫应丰、残雪、孙健忠、谭谈、何立伟、彭见明、唐浩明、李元洛、韩少功、王跃文等，这些人都出过大气磅礴的文学作品，有的作品甚至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如田汉的戏剧《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关汉卿》、《谢瑶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暴风聚雨》、《山乡巨变》，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春华秋实》、《水滴石穿》，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莫应丰的《将军吟》、《风》，水运宪的话剧《为了幸福，干杯》、小说《祸起萧墙》，孙健忠的《醉乡》，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等诸多作品，正如中阳先生说的“当湖南作家认为现行政治不合理时，他们总免不了指划天下，物议朝野，这恰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精神的真诚执着的体现。”在旧社会的那种世道，无疑，这些文学作品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解放后，特别是拨乱反正之后，这时期湖南作家们的政治情结的一种特殊表现，就是一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抑制、反思、批判极左政治给社会、给文学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也起到了醒世的作用。 湖南籍作家，绝大多数身上沸腾着一腔湖湘文化的热血，胸中怀的是一腔湖湘文化的正气，肩上担负的是经世致用的神圣的民族责任感、人类使命感，为人类，为中华的忧患意识，铁肩担道义。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临危不惧，高唱“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悲壮诗篇从容就义。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开始。”谭嗣同的诗篇和他的壮举，吹响了腐朽清政府葬礼的号角，鼓舞着几多热血青年在战场上前赴后继。以成仿吾、丁玲、周扬等湖南籍作家担任过领头人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对推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在反蒋斗争和“九一八”后民族救亡运动中作出了很大贡献。湖南湘乡籍作家张天翼写的《畸人集》，构成一幅旧社会的“百丑图”，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丑陋嘴脸，他的代表作《包氏父子》，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社会根源，成了几代人的教科书。湖南作家蒋牧良的《锑砂》、《夜工》等作品，写出了三十年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矿工反叛的呐喊。叶紫的《丰收》和它的续篇《火》，鼓舞着农民抛下家园，投奔到红军根据地。“抗战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政治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它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斗志和勇气，打赢了8年抗战，打垮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以“经世致用”作为精神上的凝聚点、支撑点、激励点，从政治目的出发，从文学艺术着手，创造出文学作品空前的大气和辉煌，这些空前的大气和辉煌的文学作品，转过来又对现实的政治斗争起到了吹响进军号的激励作用。这就是近现代“文学湘军”的历史足迹。多少湖南文化人士，用他们的文学作品，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努力发奋，积极进取，甚至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谱写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的光辉一页。 “经世致用”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强调“经世致用”存在另一个方面的因素，即它的社会负面效应，这也是中阳先生在《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一书中所要进行深刻剖析的内容。 文艺评论家罗成琰先生在他的《在历史选择中艰难行进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一文中说：“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则更注重文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已是‘革命的前驱’，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最后，文学被毛泽东概括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于是，文学由介入政治逐渐地转变为与政治完全认同，政治性成了评判作品成败优劣的第一标准，成了检验作家革命与否的试金石。” 经济学家刘茂松先生在他的《从现代经济的发展看湖湘文化》一文中也非常有同感地谈到“经世致用”的负面效应。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湘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学术思想，无论是先秦时期的无为政治，还是宋明时期的心宰万物和经世之学，甚至近代的师夷长技和维新变法，都是一种政治主张或政治思想，大多是以政治功利为要义的。当然，这些并不直接构成湖湘学派的负面影响。然而，当它形成了湖南人崇尚权力的一种生活范式和思维模式时，就产生了许多负面的东西。曾几何时，在湖南政治高于一切、政治优于一切、政治主宰一切、政治冲击一切之风甚浓，不是政治为经济服务，而是经济为政治服务，而且轻视商业、鄙视市场，表现出一幅政治清高的架子。于是，便形成了湖南人独特的官本位思想。读书为了从政，科研为了从政，经商为了从政，办企业为了从政，甚至种田也为了从政，而从政又是为了当官掌权。所以，湖南不乏政治家、军事家，但却十分缺乏著名的企业家、实业家。此外，由于自上而下都十分看重权力以及权力效益，于是，在湖南的历史上，地方封锁、部门割据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这当然同今天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在文学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它的另一面也就同时产生了，也就是说“经世致用”的文学繁荣一方面在对社会产生前进推动作用时，一方面同时也就产生了对文学繁荣的负面影响。早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人就对许多新文学家，特别是对鲁迅进行了粗暴的攻击，把鲁迅称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解放以后，由于学术观点的争论，引发反对“胡风反党集团”，导致五七年的全面大反右，许多文化人被打成右派。到十年文化革命期间，8亿人民看8台戏，按照那种“三突出”模式创作出来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作为一种革命事业崇拜的偶像，树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等等。 由于这些负面影响的存在，“二十世纪具有‘政治———文学’创作心理定式的湖南作家们，基本上都经历了坎坷的人生道路”。 湖湘文化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湖南文学事业的更加繁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澄清了很多模糊认识，为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带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在这大好形势下，“文学湘军”曾一度崛起，领导中国文学新潮，成为三湘大地上一面引以自豪的旗帜。今天，“电视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军”等忽啦啦的大旗在三湘大地上空飘扬。 打破封闭文化，提倡开放文化。文化的传播是潜移默化的，更是随着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的建立而衍生出来的，但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谈到经济全球化，经济与世界接轨津津乐道，但一说到“地球村”就如临大敌，忌讳很深，一说到“地球村”就像是西方意识形态要和东方意识形态搞同化，其实不然。地球 村更多是指一种信息传递速度而言，网络文化(赛格文化)的兴起打破了国界洲界的疆域，让人堵不胜堵防不胜防。堵不是办法，关键是正确引导，对外来文化要用辩证的态度来看，那就是要吸其精华，弃之糟粕，采取扬弃的方法。 打破单一文化，提倡多元文化。过去那种“三突出”原则下的单一文学创作模式引发的文艺灾难，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已经是看得非常清楚了，文艺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政治附庸品，一种政治口号的简单图解。提倡多元化并不是要反对“主旋律”，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真、善、美的先进文化。 打破急功近利，提倡淡泊明志。作家如果不能淡泊名利，潜心写作的话，就容易出现浮躁，即使凭天分写出一些好作品，但这种好也是一时的，不能久远。在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中阳先生1999年发表的一篇散文，名叫《东边读山，西边读市》，说的是站在长沙湘江的东岸闹市读西边的岳麓山大学校区是一番感慨，站在湘江西岸读河东闹市又是一番感慨，最后结论是“因为宁静能致远，淡泊可明志，远离尘嚣，吞吐山林之气，当是办学的天然胜境。”“应当让河西更宁静些，更圣洁些，驱除那些浮躁不安之气。”中阳兄是一位美文作家，文笔非常漂亮，把一篇普通意义的散文写得荡气廻肠，实有大家风范。那清秀隽永的字里行间，诠释了一句真理，做学问就要安心做好学问，不要见官趋官，见商趋商，见洋趋洋，结果一事无成。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读中阳先生的书，确实有一种娟秀隽永的感受，情操受到陶冶，认识得到升华。田中阳先生、罗成琰先生等，年纪都比我轻，但他们都是才富五斗、学贯中西的专家，也是湖南文艺界的精英，论学识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按理说学生不敢对老师的大作妄加评说。但促使我想说几句话的真正原因是，中阳先生的执着的精神和犀利的眼光，以及他淡泊明志的风范感动了我。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