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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的处女作、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这是一本有关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销三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隔55年后的今天，上海三联书店将它影印出版，这对于喜爱《红楼梦》的读者，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对于喜欢周汝昌书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 《红楼梦新证》的内容，很多人是熟悉的，而围绕出版前后的许多内情，却非人人尽知。追溯起来，1949年12月《燕京学报》第37期登出周汝昌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应该算作一个源头。 《红楼梦新证》草创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1949年春天，庚辰本《石头记》归燕大图书馆，周汝昌深庆秘籍之得其所，于是写下《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被从不刊载学生文章的《燕京学报》破格选中。 这篇文章点醒了现存的真本《石头记》有三：即“甲戌抄阅再评本”、“庚辰秋定本”和“有正戚序本”。文章对于脂砚其人、其批，都有一系列独特论证和与以往不同的“考证方法”。在文章的末尾，周汝昌透露了他对这方面所作的研究正是自己撰作《证石头记》一书之心愿。《证石头记》即《红楼梦新证》的初名。 此文刊发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包括朱南铣、文怀沙、张慧剑、黄裳等。此皆《红》史掌故，人所鲜知，弥足珍贵。其中，黄裳、文怀沙、顾随三位的反映，最有代表性。 黄裳为书找“婆家” 黄裳，散文大家、藏书大家，周汝昌南开高中的同窗契友，他们两人之间文缘甚厚，而文缘中尤以“红缘”最为丰富多彩。 早在南开高中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他俩走出校门散步于墙子河畔，返途中谈论的就多半是《红楼梦》，那时真是兴致盎然，并杂以激辩，甚至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 且说周汝昌《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于1949年12月在《燕京学报》刊载后，黄裳很赏识，他首先给周汝昌寄来了一张上海报纸的剪报，那是张慧剑在上海《新民报》发文赞赏的文章，第一个承认了“脂砚即湘云”的创见。当时身为《文汇报》记者的黄裳就将周文中最核心的第二节“脂砚斋”转载发表在《文汇报》之“磁力”版上，并开始为周汝昌的《证石头记》两次洽寻出版“婆家”，着实令人感动。 此事之经过，可参看1950年9月7日黄裳给周汝昌之信： “《脂砚》一文已由弟将其中最重要之第二节揭载《文汇报》磁力版，并已致函《燕京学报》洽商，谅无问题。该文载后江南读者大为震惊，皆以此为惊人发现……读者更多投函询及《证石头记》一稿，请《文汇报》商兄连载者，可见受人重视之一斑也。弟连日遇出版界友人，亦多商及此书出版事，尚无结果。苟能得吾兄原稿一读，当更易于着手也。《文汇报》近连续刊载论红长文，大有红学复兴之势，亦一胜事。俞平伯曾写两文，然渠未见燕大所藏脂评，所见不广，只论校刊字句尚细密耳。颇拟恳兄将《证石头记》中最精彩之篇章衍为小文，如大函所言，于弟所编之副刊上零碎发表之，当可获得江南读者之重视。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皆极熟悉之朋友，弟可致函介绍，公家如不能出版，开明书店当可出此书也。……” 今年周汝昌九十寿辰，黄裳又写下了《喜汝昌九十》的祝寿专文，内中再次提到此事，文辞感人，直是“故人相赏语如金”，周汝昌当即吟下二小诗以表感激之忱，其诗云： 七十二春学谊长， 南开荣列老同窗。 我犹只道六旬久， 不及神明愧弟裳。 切磋扶助本相同， 良惠兼施感故人。 我为斥高须探佚， 追湘重史话频频。 文怀沙搭起出版桥梁 文怀沙，楚辞研究专家。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文怀沙，《红楼梦新证》这部书稿的命运将会如何，可就真难预料了。 《燕京学报》上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文怀沙读到了，他已注意到《证石头记》，便拜托孙楷第教授与周汝昌联系。 1951年，文怀沙约周汝昌到他家去见面，当晚他俩“抵足而眠”，文怀沙是热情款待，吟诗诵赋，谈得很投机，当时就约定了要看这部书稿。听说书稿有出版的希望，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显得比弟弟更重视，即于那年的腊月三十大年夜，将近40万言的草稿用楷字誊清。而周汝昌彼时正受华西大学电聘欲赴蜀执教，因此在“五一节”前他就将这一切安排妥当，把书稿交付给文怀沙。 《红楼梦新证》原名为《证石头记》，文怀沙看后觉得不好，即建议改作《红楼梦新证》，他特意加了个“新”字，本意是针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而取义，经周汝昌同意文怀沙定下了此名。 周汝昌到达四川华西大学，后又调入四川大学，当年的冬季就分批接到了文怀沙寄给他的校样，这些校样是由上海排印好，寄北京文怀沙然后再转寄给周汝昌，周校毕再寄还文处。如此往返了许多次方全部校完。 文怀沙不仅搭起了《新证》在棠棣社出书的桥梁，为了顺利问世，在“当年咸口畏言胡”形势下，他还对某些词句、称谓做了调整。更难得的是，他请到书法大名家沈尹默题了封签、蒋兆和夫人萧重华绘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为《红楼梦新证》增添了不少色彩，见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莫问沧桑五十载，相看白发故人情”，两位老人相聚时，周汝昌感慨万千。文怀沙说他要写一幅对联赠送给周汝昌，曰： 所向无空阔，正堪托死生。 文怀沙说，周汝昌属马，他是匹千里马。文怀沙用诗圣杜甫的名句来比喻周汝昌为千里骏马，而文怀沙则是发现这匹骏马的伯乐，当之无愧。他支持此书的出版问世，实际也是为1949年以后的红学开辟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顾随先生的评价 顾随，字羡季，自署苦水、述堂等。早期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任教。他的名气在当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顾随先生桃李满天下，如：叶嘉莹、郭豫衡、史树青、吴小如、杨敏如等，而周汝昌亦是他得意的弟子之一。 周汝昌撰写《红楼梦新证》，顾随本不知道。待1953年9月《新证》出版后，周汝昌首先想到的就是给顾随老师寄呈一册。顾随拆封之后，仅仅欣赏了一下封面，并不预备读下去。“不意晚夕洗脚上床，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啊，糟糕（糟糕云者恐此夕将不得早睡也），放不下手了，实在好，实在好！再说一句不怕见怪的话，简直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顾随读弟子的《新证》很奇特，他是从最末部分开始读起的，而这最末部分恰是《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中脂砚斋评本的“评”那一部分。他满怀欣喜地给作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的“玉言”即周汝昌字，周曾号射鱼村人；“枕霞”即史湘云，湘云别号枕霞旧友；“述堂”即顾随自号。 “脂斋是枕霞公，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述堂平生未曾见过脂评红楼，见不及此，事之当然。却怪多少年来号称红学大师的如胡适之、俞平伯诸人，何以俱都雾里看花，眼里无珍？（自注：适之为业师，平伯为同门，然两人都不在述堂师友之列。）若不得射鱼大师抉出庐山真面，几何不使史公（云老）窃笑而且叫屈于九泉之下也？（自注：云老与雪老为对。玉合子底、玉合子盖也。）” 接着他又写道： “玉言风格之俊逸，文笔之犀利，其在此书，较之平时笔札，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夫当代作家之谬说百出，饤饾满纸，齐在下风，当在所不论。概是玉言见得到，所以说得出，而又于雪老之人之书，不胜其爱好，于是乎文生情，情生文，乃能不期于工而自工。” 顾随断言：“而今而后，《新证》将与脂评同为治红学者所不能废、不可废之书。天下明眼人亦将共证述堂此言之非阿其所好也。” 顾随告诉弟子：“如今玉言不必过谦；述堂亦决不肯为吾玉言代谦。根据《新证》之引证、之考订，脂砚斋绝对是云老，断不可能是第二个人。即有可疑，亦是云老自布下的疑阵，故意使后人扑朔迷离，不能辨其雌雄。而却又自留下漏洞来，使后之明眼人如今世之射鱼村人其人者，得以蛛丝马迹地大布其真相于天下。若问云老当日何苦如斯，述堂答曰：这便是旧日文士藏头露尾的相习成风，云老快人亦复未能免俗。”他还说：“于此，即有人谓述堂是玉言的应声虫，亦在所不惜。于此，即有人谓述堂与玉言在演双簧，亦在所不顾也。” 顾随说：“《新证》一书于思想性方面，的确作到了‘可以无大过矣’。若夫掂斤播两，吹毛求疵，则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而述堂不与焉。” 他感慨地说：“先决问题是《红楼》有无价值，今世之人已公认《红楼》为不朽矣。然则玉言之《新证》于雪老之人之书，抉真索源，为此后治红学者所必不能废，则大著与曹书将共同其不朽。使无玉言之书，世人至今或仍将高改《红楼》与金改《水浒》等量而齐观之矣。” 老师对于学生的成绩所表现出的衷心喜悦，溢于言表。他自接到书后的两三个月间给弟子汝昌写去了十数封信，封封道及《新证》。他又先后为《新证》作诗数首，有绝句，有律诗，有词曲。有一首《木兰花慢》写道：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原载：《文汇报》2008-10-6 原载：《文汇报》2008-1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