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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为底本，经过重新整理的《红楼梦》普及本；2007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召开了纪念该本出版二十五周年的座谈会。作为当年校注组的一员，我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翻开书的前言，记载了曾经参与过此项工作的前后有二十人。如今，其中六位已经故去，存者或因健康原因、或因工作及其他原因未能与会的有八位，也就是说，只有不及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应约到会。所幸冯其庸、李希凡两位长者，也是校注的学术带头人能够出席，从外地远道专程前来的有应必诚、张锦池二位，着实令人欣喜。会仅半日，话短情长。会后，学刊本期责任编辑李虹向我约稿，自忖难以推卸。因我虽则不过校注组普通一员，却也亲历了这漫长而曲折的全过程，记忆虽则已成断片，却挥之不去，聊记一二，作为会上发言的补充。 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 当年校注组得以组建并具有凝聚力，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一种共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经过整理的普及本。 “努力接近曹学芹原著的面貌”，这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仅经常挂在我们口边，而且植根于对《红楼梦》版本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底里。不管各人认识有深浅、水平有高低，这样的愿望则是共同的、真诚的，本着这一愿望的校注工作，是严肃认真、扎实不苟、贯彻到底的。 稍微熟悉《红楼梦》版本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未及最后完稿的作品，在曹雪芹生前仅以抄本流传，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开创了刊印时代。首次刊印的，是为程甲本，次年（1792）又改订刊印，即为程乙本。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广为流传的正是这样面貌的本子。正如胡适在《亚东重排本序》中所言，程甲本“最先出世，一出来就风行一时，故成为一切后来刻本的祖本”，事实正是这样，如东观阁本、抱青阁本、藤花榭本、三让堂本、王希廉、张新之、姚夑评本等，就都是从这个母本派生出来的有代表性的本子，就连亚东初排本所据底本也属此列。到了1927年，汪原放用胡适所藏的程乙本校改亚东本，重印出版，胡适十分赞赏，在序中认定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定无讹的本子，可说是高鹗、程伟元合刻的定本。”因此，1927年的亚东重排本，以及1939年的世界书局本和次年的开明洁本，以至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印的作家出版社本和发行量最大的195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都是由程乙本这个母本出来的。正如《红楼梦版本小考》的著者魏绍昌先生概括的那样：“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百二十回的各种印本几乎全是程甲本子孙的天下，建国以后却由程乙本的子孙独占鳌头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以程高刻本而以脂评抄本作底本校订整理一个比较接近曹学芹原著的本子，就是一件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在红楼梦版本史上，还不曾出过这样类型的普及本，这是第一次。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称之曰“新校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人们对它历史地位的一种认定。其实，就参加校注组的成员而言，多数人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脂评本，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在我们心目中，这些流传幸存至今的乾隆抄本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具有文物价值。对于脂本固不能迷信，却应当珍视，任何校改，都宜乎慎之又慎。记得当时在校勘过程中，常常为了一字之去取、一词的更易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甚至坚执已见，寸步不让。究其原委，不外是为了坚执各人心目中的“原著面貌”。当然，在校勘的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并不影响对脂本的总体认识上的一致。当我们认真校读细心品鍳之时，无论从艺术直觉出发还是理性分析着眼，都显出脂本文字的优长。这一点，不仅是校注组的共识，而且已经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被二十五年来的事实所证明。 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管士光总编辑在会上宣布这个新校本累计已印行350万册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感恩，首先是对伟大作家曹雪芹的感恩，他为我们创造了举世罕有的艺术精品；同时也是对广大读者的感恩，读者接受了这个本子，使它在历史上有了自己的位置。 自然，对于校注组这个学术共同体，我也充满了感念感激之情。 既像学校 又如母机 对于在校注组度过的岁月，我与锦池兄有同感，他说犹如上了一回研究生，改变了以后的学问人生之路。的确，校注组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学位、发什么证书；然而在这里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与熏陶，打开的学术眼界和思路，特别是学术实践即围绕校注的读书写作，恐怕丝毫不逊于今之研究生所得到的培养。在我尤其如此，此前可以说只是一个普通《红楼梦》读者，不知红学何为、脂本何物，完全从头学起。组内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为我师，在红学问题上都比我先知先觉。六十年代之初，我曾参加过一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其时更幼稚，如同补课,收益良多；而此番校注工作时间要长得多，对自身为学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感念之情自然也更为深厚。 以上说校注组如同学校，是就个人而言；如果放大来看，即就学术事业主要是红学发展而言，则校注组犹如一台母机，从这里孕育并拓展出了学刊、学会、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从校注组出来的每个成员，犹如一颗种子，发芽、结实、辐射，不仅造就了个人，而且带动了一方。 只消排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关系。校注组成立于1975年，校本在1982年出版，在此期间《红楼梦学刊》创刊于1979年，紧接着1980年7月举行了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以后，于1981年、1982年接连在济南、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红学讨论会。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校注组里最有活力、最早著文编书的几位即文雷（胡文彬、周雷）、梦溪等，早在校注组成立之初或之前，文雷就写过评论程高本及有关版本的文章，与红学前辈多有交往，胡文彬、周雷合编的几部令人打开眼界的书均在八十年代之初，即出版于1981年10月的《台湾红学论文选》、1982年4月的《海外红学论集》、1982年6月的《香港红学论文选》，而刘梦溪的三巨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第一册也在1983年春出版。他们几位和校注组的其他热心人为筹备学刊\推动学会的成立忙碌奔波，协助其庸、希凡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学刊刊名为茅盾题写,记得就是梦溪求得，发刊词亦出自他的手笔。学刊最初的常务编委全都是校注组成员。学刊最初的一批作者大体上就是校注组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学人。 之所以提及这些相关往事，是为了说明校注组所做的不单只一件事。冯先生所言七年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的理解，从一个方面说，七年太长了，其间约有一年的时间搁浅，完全停顿，这就是最大的曲折。也因此工作实际上分成了前后两段，前段为1975至76年10月，共调集了12人，至76年秋冬几乎都回到原单位，仅有几人留守，后期重又启动，人数较少，继续工作至完成，约在80年交稿。冠夫兄和我各有一篇校和注的回顾性文章写于1981年（发表在1982年学刊第3期，即林冠夫执笔《扫叶摭零——回顾〈红楼梦〉新本的校勘》，吕启祥执笔《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若干问题》）可以佐证，不完稿是写不成这样文章的。扣除停顿和后尾，校注实际上是用不到七年之久的。 如此看来，校注的“漫长”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即工作的范围已经溢出了校注本身，或者说，作为一个学术组合，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校注一个版本。它的成员，不论是留下，还是离开，都会关注红学，为之效力，这种凝聚力是无形的，有时仿佛松散，却很长久。不仅包含上述学刊、学会的孕育和校注组顺理成章地成为红学所的前身，而且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一页又一页丰富多彩的红学进程。 可以这样说，校注组的岁月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值得感念的，即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上，也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身边师友 幕后推手 二十五年过去，身边有多位熟稔的师友已经先后离世。 其中与我相处最长、印象最深的当数陶建基老先生，我们都呼之为陶老。陶老是后期来组的，校注完后直至辞典告成一直在一起工作。陶老为人当得起“端方正直”四字，最令我钦服的有两点，一曰勤勉严谨，一曰平实随和。他年纪大，身体也不甚好，可愈是琐碎吃力的事，他愈是认真落力去做，一次查找《不自弃文》的出处，为了赶时间，他不避暑热路远，大礼拜天乘公共汽车跑到北图，找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从卷二十一《庭训》里把《不自弃文》全文抄录下来，字字清晰，一笔不苟， 星期一就带了来。他作事件件牢靠，写字从来工整，使我不敢躲懒。尤为难得的是他从不倚老，极好合作。他自己写东西不多，但常常与人方便，可能是因为当过编辑，养成了默默付出的习惯。陶老病重时我去看他，已不能说话，送别之日，所里的车在长安街上堵得太久，赶到八宝山已经火化，竟不得一见！ 朱彤兄可谓英年早逝，他和蔡先生、锦池兄当年住在藤萝苑，论学谈诗，很有情趣，其时清贫，无物佐酒，就用大白菜花生米将就。在我记忆中，朱兄博闻强记，有一年中秋，在天香庭院锡晋斋前平台上赏月，朱兄兴发，大段背诵《西厢记》《牡丹亭》曲词，其娴熟流利，令人惊叹。朱兄看去粗豪，其实细腻。因我颇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歌，尤赏李叔同、丰子凯等之曲词，一次偶然问起老朱《魂断蓝桥》插曲（即今《友谊天长地久》）的老词，他竟一字不爽地背给我听：恨今朝相逢已太迟，今朝又别离。水流幽迴，花落如雨，无限惜别意…… 逝者已已,不能一一。 二月三日会后两天，沈天佑兄从美国佛州给我打来电话，当我告他刚刚开过这样一个座谈会时，他大呼错失良机，遗憾之至，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返京了，可惜未能赶上。老沈和我同在校注组不仅时间长，而且最低潮的时期共同度过。他本是早期成员之一，1976年秋星散之时留了下来，记得那时已撤离恭王府右前方的琴楼，暂时栖身九十九间半后楼上的一间。日常只剩我和他两人，从后面小窗户望着其时荒凉的萃锦园，未卜前景如何，这就是所谓“搁浅”的时期。正因此，和老沈的交谊也就深了一层。他有一种厚道包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胸怀。回到北大后，由于红学会的首任会长是吴组缃先生，许多事情常常要通过老沈代达。在北大中文系，不论教学还是管研究生，老沈曾协助吴先生做了许多具体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不惜把自身的事放在一边。老沈的看淡名利，我所深知。可以这样说，校注组里颇多才华出众、成果丰硕的同道令我可佩，那么老沈的任劳任怨，豁达大度则令我可亲。 今天回想起来,不论已故的还是健在的,只要是共同在校注组工作、生活过，都有值得怀念的往事前尘，都可为我的良师益友，对于他们，我都存有一份缅怀之情、想念之心。 这里，我还要特为记述虽非校注组成员，却关系到小组命运、校本成败的两位文艺界前辈：袁水拍和苏一平。 他们两位在“文革”前是我的领导，“文革”中到“五七”干校则成了“同学”，至“文革”后期乃至新时期又先后复为领导。袁水拍倡导了新校本，苏一平支持了新校本。称之为“幕后推手”当之无愧。 我初次见到袁水拍大约是1964年的秋天，其时他任中宣部文艺处（相当于今天的文艺局）处长，我是从学校借调来的青年教师之一，读过他的政治讽刺诗，心里还怀有一点读者对作家的好奇心。一见之下，脑子里立刻跳出《马凡陀山歌》封面的漫画——真像，大约是丁聪画的，可谓得神，心里直想笑，委实有点不敬。水拍诗虽幽默，人却严肃，由于长期负责人民日报文艺部，极擅改稿。他批评过我粗心大意，从我校看过的稿件中发现不止一处的“漏网之鱼”，很令我感愧。“文革”风暴来临，被称为“阎王殿”的中宣部成为台风中心，水拍禁受不住冲击，吞服了大量药，经抢救活过来，却落下了病根。69年单位军管，全员下放到宁夏塞上贺兰县的干校，风沙、烈日、盐碱对我们尚且十分严峻，何况长期生活在上海、重庆、北京这样大城市的文化人袁水拍。他在那又滑又窄的田埂上手足并用，几同爬行。连队派他去放驴，驴跑了，他高喊“站住！”毛驴自然不懂诗人的语言，这成了一樁带着苦涩的笑话。 73年以后，干校的人陆续回城，原来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结合，有的黜降，有的升迁。因了我所不了解的某种机缘，水拍不仅重新“登场”，而且升迁，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就是在这一期间，他提出了重新校注整理《红楼梦》的建议。 其时我已回到北师大，正值招收工农兵学员，大搞评法批儒。今日工厂，明日农村；今日道古，明日说今。一本鲁迅语录，我巡回讲过十数场大课，对于不安定无秩序的生活难以适应，想找个稳定的学术工作静下来。水拍同志大约知道我在干校读“红”，时下演“鲁”，便告知可以去参加一项脂本《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我觉得难以胜任，他说可以学习，他自己也想学。这样，我便进入了校注组，而水拍本人如他愿想，只要有点空隙，果真会来校注组对本子，然而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他当时的地位和职务并不容许。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袁水拍理所当然地又从他的高位上跌落下来，又一次受到审查。他蛰居家中，悔恨苦闷，心情极度压抑，偶尔向我借书，记得是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不久归还，附条说“奉赵并非原书”，另换了一本新书，因看时“竟忘乎所以地将有些书页划了线写了字了”，谨慎细心，一如往日。有时也托我找些资料和文章来看，还在信中提过有关脂批和小说情节的一些问题。1982年10月水拍同志逝世，此前《红楼梦》新校本已经出版，大约由于他审查尚未结论，不能参加新校本出版的盛会。 在水拍同志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那悔恨、急迫、诚挚的心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不属于同一代人，更由于我是个普通人，对我不需顾忌和掩饰，因而我眼里的水拍比较近真。作为一个文化人，尤其是一个文化界领导人，他自有欠缺和过错，然而他确有诚挚执着的一面。我知道最后的岁月里，他最焦虑党是否还能接纳他，并且始终惦记着两件事，一件是评弹，他是苏州人，与陈云同志有同好；一件是红楼梦校注，他倡议过，并且很想亲身参与。 如果没有苏一平同志的支持和关心，水拍提议的校注组很可能就解散，新校本也就半途而废了。老苏对这项学术工作肯定支持的态度是十分明确、坚决的，而且一以贯之，毫不含糊，包括后来校注组演化为红学所，有人主张取消，老苏尊重历史、爱惜人材、保护如红学所这样能够出成果的研究机构。 我初次见到苏一平同志也在64年，第一印象是和蔼可亲。他是文艺处的副处长，是与水拍经历作风迥然不同的另一类型的文艺界领导人。由于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大生产，所以对政治风暴的承受力，对劳动改造的适应力，远较水拍要强。老苏自有一种从容澹定，在干校和我们一起，还教我怎样干农活。 回城后由于老苏在文艺界的人缘威望，筹组文艺研究机构。“四人帮”倒台后，他筹备文代会，更加忙碌。当校注组成员大多回原单位之际，我去找他，问是否也该回学校，他很郑重、正色地说，校注《红楼梦》是学术工作，为什么不继续做，要记取过去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还嘱咐我，安心留下，并说当时水拍要你来，我也主张调你来的。就这样，我留了下来。尽管当时老苏极忙，有点顾不上，文化界上层也在调整，大家沉浸在“四人帮”倒台的兴奋之中，静不下心来，工作停顿一段也属常理。待文化复苏，重上轨道之后，校注组重新调集人员，工作又重新起动了。 上面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系列红学盛事如学刊创刊、学会成立、新校注本出版等，老苏都是支持和参加了的，包括以后红学方面的一些重要科研项目，他都全力支持、乐观其成。老苏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期间，因其太忙太累，我不愿有所干扰，倒是在他退下来后，较多地去看望他，谈话也无拘无束，他谈得最多的是文艺界的往事，他历来“右倾”受批判，盖因他爱才，同情那些挨整的艺术家。 水拍是诗人，老苏是剧作家，虽则身居领导，根抵却是文人。他们都热爱文化艺术，尊重知识分子，对于《红楼梦》这样的传统文化精品尤其抱有敬畏珍爱之心。在纪念《红楼梦》新校本二十五周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他们。 补阙更新 有待来者 新校本出版之初，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认识这个本子的独特之点和优长之处，笔者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把新校本和原人文通行本逐字逐句加以对照校读，抉出两本正文的重要差异四百例，在此基础上写成《“红楼梦”新校本校读记》一文约二万余字（载《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期，该文连同《“红楼梦”新校本和原通行本正文重要差异四百例》，一并收入1987年出版的《红楼梦开卷录》中）顺便说一句，此文近年被大段抄袭，化妆照搬，堂皇登场，令人无奈，更为学风倾颓悲哀。在该文最后一节，笔者写道：“这决不是说这个本子一切都好，完美无缺，止于至善，不用改进。”“所谓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或者说是一个认识的过程。由于《红楼梦》版本的复杂情况，这种认识不能说已经很深刻、很完全了。”人们期待在版本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上，新的更完善的本子的产生。 二十五年来的事实正是如此，版本研究取得新的成果，新的校本也不断出现。而且不同于当年的集体校勘，如今研究者个人独力校勘完成的本子愈来愈多，如蔡义江校本、刘世德校本、郑庆山校本、李广柏校本等等，冯其庸先生个人的重校评批本也于近年问世，这都是以脂评本为底本的。此外更有许多程甲本程乙本系统的本子，亚东本也已重印。总之，版本呈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回头来看，在脂评校本的范畴内，应当易于发现当年的缺失和不当。 新校本的失校和失注之处，有的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有的是工作疏忽造成的，不管何种原因，我们都深感遗憾、心怀歉疚、愧对作者，贻误读者。 以校文而论，姑举一例，有一处十分抢眼的，就是林黛玉眉眼的描写，“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底本如此，是可通的。列藏本此处为“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大家公认此本文字最切最优，而一直没有校改。也许可以说列藏本84年与俄方达成协议，86年才出版，不及参校，然而新校本在九十年代再版也未改动，直到最近一次重印才改上去，还未及出相应的校记。 至于注释的失误缺漏之处更不在少数。虽则1996年再版时对初版2314条中的164条进行了修改补充，又新增87条，共计修订增补251条，把当时发现的明显错讹和疏漏作了修订补充。但今天看来，仍有待改进，比如说，对于古典白话小说，从语言的角度，应当充分注意其与现代汉语的差别，在今天读者容易误解的地方出注。陈曦钟教授曾在学刊一再著文对《红楼梦》中的“仍”字进行诠释，第四十一回妙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这里的“仍”不能作“仍旧”解，而与“乃”字相通，“前番”亦非上次，意即原先。文中就“仍”字从内证到外证，不仅考察版本、文意，更着重举出了一系列古籍特别是古代白话小说的例证加以解析，极具说服力。像这样的词语，影响到文本的阅读、人物的理解，以至牵涉到某些重大的学术争论，不可不察。当然《红楼梦》中“仍”字也有仍作仍旧解的，但不少地方为乃的通借，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处处出注，那太繁琐，只消在适当地方出注提醒读者就可以了。这对提高阅读质量是十分有益的。仅此一例足以说明注释大有改进的余地。 以上仅是个人的一些想法，只供参考，不足为据。我尝有这样的顾虑，即新校本是一个集体成果，不是个人可以随意改动的，要修订它得有一种机制、一种程序。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主持此项工作的冯、李两先生已届高龄，我辈也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惟有表达这样的愿望，希望有用心的学人、有良好的机制，使新校本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更加完善、更加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 最后，我想说，在纪念场合，肯定的话、赞扬的话，说多了无益；忆旧的话、怀念的话，说多了伤感；倒是遗憾的话、歉疚的话，才有益于未来。 写于2007年2月15日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