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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两种外国文学”，指的是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外国文学”作为一个“元”概念即不可再分的概念，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和外语学科的外国文学，我们都笼统称之为“外国文学”。这明显存在着对“外国文学”作为概念、范畴和学科及其性质的某种误解，并且这种误解是造成外国文学学界某些矛盾和隔阂的一个重要的根源。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和外语学科的外国文学长期以来为争夺外国文学研究的“合法性”而矛盾，这可以说是无庸讳言的事实。造成这种格局的深层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把两种外国文学区别开来并从根本上认识它们作为学科的性质，我们过去只看到了它们相同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们相异的一面。我认为，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是有根本性差别的，两种外国文学研究都有其“合法性”。本文即从深层的语言思想本体论以及相应的翻译文化性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 一 译语外国文学，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为翻译文学，它之所以不同于原语外国文学，这是由翻译的本质特点和更为深层的语言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 关于翻译，传统的观点认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所具有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西方比较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如泰特勒、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奈达、纽马克等人总体上都是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古代以及近代，也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翻译观，不过表述不同而已，其核心概念就是“信”，最为知名的就是严复的“信达雅”说。对于“信”、“达”、“雅”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历来有很大的争论，我认为，“信”和“达”其实是同一意思，只不过强调的侧面不同，是同一问题站在双语立场上的两种意识，前者强调的是对原文的理解，后者强调的是对译文的表达，本义都是忠实。严复的翻译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具有深刻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严复的“信达雅”标准仍然是翻译界普遍信守的准则。 但是，把翻译简单地看成是语言之间的对等转化，以为翻译的问题从根本上是忠实问题，这实际上是把翻译等同于技术。翻译的确具有技术性，忠实问题也的确是翻译的一个基本问题，但这主要是在物质层面上而言，也即在语言的工具层面上而言。但翻译更是文化问题，在精神的层面上，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由于语言的不对等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思想和思维的巨大差异性，翻译不可能等值或等效。在文化的层面上，翻译不具有对等性、透明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具有再生产性质。对于文化与思想的翻译，“忠实”其实是一个虚伪的概念，没法忠实也不可能忠实，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语言都是它自己，没有语言之外的所谓思想，也没有语言之外的所谓艺术技巧诸如修辞之类的，语言的艺术是和语言固有地结合在一起的，翻译文学仍然具有艺术性，但那是另一种语言的艺术。今天的所谓“对等性”规则以及“互译性”原则本质上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是历史的产物。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英语的“democracy”都不等于中文的“民主”，英语的“human rights”都不等于中文的“人权”。“民主”、“人权”这些中文概念的内涵最终受制于汉语体系，它还要受具体的汉语语境以及汉民族历史境遇的影响。所以，在文化的层面上，“忠实”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概念，而不是一个可以把捉的翻译准则，也就是说，它主要对翻译者的职业道德起规约作用，它时刻提醒翻译者应该严肃地对等原文与译文，应该理解原文，译文应该让读者能理解，翻译不能随心所欲地乱译。 根据这样一种对于翻译的基本认识，我认为，译语外国文学即翻译文学与原语外国文学有实质性差别。具体于中国近现代来说，翻译文学本质上是中西两种文学和构成文学背景的更为广泛的两种文化知识以及构成文学和文化的更为深层的两种语言体系的交通、互补、契合、融汇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以汉语和中国文学的方式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诠释，是西方文学的中国化或者说中国文化本位化。加达默尔说：“所有翻译者都是解释者。”[1]翻译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西方文学的中文读本而不是西方文学本身。我们读翻译文学时总感觉象是在读中国文学，觉得外国作家就是在用中文写作，就是在用中文进行表述。事实上，翻译文学的思想内容以及艺术性也是通过中文表现出来的。不论是就文本本身来说还是就文本的接受来说，翻译文学都不同于原本文学，很多语言上的机智和奇妙都是来自中文，通过语言和文字，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文化而不是外国文化。这里，问题再一次归结到语言，是语言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翻译的性质，是翻译的性质而不是翻译的技术改变了翻译文学的性质。翻译形式“是借取，选择，合并和重组别一语言里的字眼，范畴及话语，将它们重新创造成本国语言”，“知识从本源语进入译体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在译体语言的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往往只剩下隐喻层面的对应，其余的意义则服从于译体语言使用者的实践需要”。[2]正是由于语言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对象的根本变化，翻译作品的最后性质不再是由原作品以及构成原作品意义的文化知识所决定，而取决于翻译者和翻译接受者的固有文化理念本身的框架。 在西方，历来有“翻译即叛逆”的说法，歌德把翻译家称为“下流的职业媒人”。现在则有更流行的说法，叫“不忠的美人”，“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都‘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3]。我们姑且不管这些说法所包含的褒扬和贬损的含义，但翻译与原文之间在性质和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却是事实。翻译不是物质性的搬运，而是文化交流。翻译总是有所增益和缺失，这是由语言的本性决定的。语言不是信号（signal）系统而是符号（sign）系统，“信号是一个内在固定的、孤立的东西，它实际上不代表任何别的东西，也不能反映或折射任何东西，而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手段，指示这个物或那个物体（某个明确的、固定的物体），这种或那种行为（同样也是明确和固定的）。在任何情况下，信号都不会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联系，它属于技术手段的世界，与广义的生产工具有关。”[4]而符号则具有意义和价值功能，作为系统它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具有稳定性、规范性、系统性、强制性，而且外在于个体意识，对人先在性地具有制约作用。语言当然具有一定的信号性，特别是在物质实在的层面上，语言具有指示性，但语言作为人的思想思维方式，它从根本上是符号。从认识论上来说，与信号和符号相对应的是识别和理解，理解显然包括诠释，它与主体的文化知识背景有内在的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翻译是交流、理解、诠释，是文化类型转换，是文学模式更新，如果把原作写作称为生产，翻译则是再生产，它仍然是一种写作实践，充满了创造性。“翻译的过程与其它种类的写作相似，必须被视为一种意义的流动生产。”[5]翻译之所以同时也是写作实践，根本上就在于语言积极地介入到意义的创造过程中。语言是知识本身，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成意义的能力。 翻译文学的中国化不仅与翻译的主体性有关，还与翻译接受的主体性有密切的关系。对于翻译来说，原作是出发点，译作是目的地，翻译最后要归结为翻译作品，因此翻译者的语言以及隐含在语言背后的更为宽广的文化知识必然对翻译作品的性质有深刻的影响。翻译作品的阅读对象是汉语读者而不是原语读者，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国人看的，所以，翻译始终是站在译语的立场和角度，译语的文化在这里构成了最为基础的东西，翻译处处受制于这样一种文化的制约。而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性质并不仅仅取决于译者和翻译文本，同时还在一个更广泛的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和时代背景。很多外来词语后来的意义发生衍化，内涵或增或减，与原义相去甚远甚至相反，并不是译者有意为之，而是读者本土化的阅读行为造成的。在主观上，译者大多数都企图忠实原义并且也以为忠实了原义，但读者却并不是按照译者的主观意图阅读的，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这样就造成了误读。读者的误读也不是读者有意歪解或曲解，而是读者所持的语言体系和根深蒂固的文化模式所制约。语言先于主体，主体的文化身份和他的出身身份一样，是先在性的，语言、文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具有整体性，和语言的体系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功能即意义也和系统联系在一起，脱离了其体系，把它们植入到另一语言体系中去，其意义就会发生衍变，它就会和另一体系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发生关联，相互影响从而生成新的意义。所谓“橘生淮南而为枳”。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进入另一种语境而意义不发生变化。如果说译者根据本土语言习惯对原语进行改造、借用、转注、挪用从而使其意义发生变化，这是合乎情理的，那么，读者根据本土语言习惯对译语进行再次改造、借用、转注、挪用从而使其意义发生再次变化，这同样是合乎情理的。如果说译者是误译，那么读者则是进一步的误读。一个完整的翻译可以说是双重的讹误，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的差距，用柏拉图的话说是“和真理隔了三层”。 词语是这样，作为整体的文学也是这样。翻译者根据原语理解原作，但却是用汉语进行传达。译者总是按照自己所认同和接受的中国文学的方式去比附、翻译外国文学，因此，不论是体式上，还是艺术方法、艺术技巧乃至思想内容上，翻译文学都更象中国文学，即中国化了，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归化”了。翻译当然有“异化”的一面，但“异化”是有限度的，对于翻译的这一方来说，“异化”本质上是一种创制，不论是从翻译本身来说，还是从接受来说，它都具有巨大的难度。翻译的对象是中国读者，更具体地说主要是不懂原文的中国读者，还需要限定的是，这些读者是文学读者，而且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和训练都是中国传统的，所以，为读者和接受计，翻译也必须中国化。因此，“归化”不只是主观愿望的问题，也是客观使然，具有必然性。回顾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我们看到，中国翻译文学的性质，似乎与外国文学本身无关，而更关涉于中国文学的类型。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具有同步性，站在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上来看，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具有“古代”性，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现代”性，“古代”性和“现代”性不取决外国文学本身的古代性与现代性而更取决于中国文学的古代性与现代性。[6]作为笼统的外国文学本来因时间和国别的不同而丰富多彩，但翻译过来却似乎没有时间和国别的差别。翻译文学的性质似乎更取决于翻译的时间，同一时间同一国家的文学因翻译的时间不同，我们读起来却有天壤之别。因翻译时间的错位，外国现代作品，翻译过来我们读起来更象是外国古代作品，外国古代作品，翻译过来我们读起来更象是外国现代作品。 陈平原曾详细地考察了晚清科普读物和科学小说中有关“飞车”的形象和观念。[7]现在看来，晚清的这些描述和评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但当时，这些介绍和议论却是“一本正经”的，读的人也丝毫不觉得好笑。我们觉得好笑，是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科学和文化本位立场来看，这些描述充满了误解，而议论则多为臆测且缺乏应有的文化警惕性。但这些误解和臆测具有它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根据，“飞车”作为一种全新事物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在当时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腾云驾雾”、“列子御风而行”、“奇肱国飞车”并作相应的比附。西方的科学传进中国而变成了神话甚至于迷信，是已有的文化从根本上限制了人们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夏晓虹详细考察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在晚清的误读过程，认为：“因误译而造成的误读，得到的却是正解与正果。”[8]其实，所谓“误译”和“误读”，本质上是文化使然，是观念使然，是有意为之。今天看来是误译与误读，但当时的译者和读者却并不这样认为，支持他们的是另一种翻译观和翻译标准。 钱钟书曾谈到林纾翻译小说的“讹误”问题，[9]分析非常精彩。虽然钱先生百般为林纾辩解，但从我们有关翻译本质观的反省的立场来看，钱先生对林纾恐怕还是过于苛求了。中国现代翻译是从晚清走过来的，晚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翻译标准，翻译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刚刚起步，翻译向何处去，如何建立起翻译的标准等一切都还未定时，林纾的翻译恐怕更体现了一种对翻译及翻译标准的探索。用现代的翻译观和翻译标准去衡量，林纾的翻译的确“讹误”很多，但问题是现代翻译观和翻译标准本质上也是假设和历史建构，并没有充分的学理根据。换一种翻译观和翻译标准，林纾的“讹误”可能恰恰是“正解”。也许在后人看来，我们今天的非常标准和“准确”的翻译同样充满了误解与误译。所以，在文化、知识的差异性和翻译的对等性与互译性难以成立的意义上，“讹误”恐怕是翻译的固有特征，是翻译作为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样，把外国诗歌翻译成中国的唐诗、宋词和汉乐府，把外国的小说翻译成中国古代的说书、传奇和章回小说，就不能看作是不适当。 正是在历史和逻辑这两个层面上，翻译文学作为“外国文学”与原语外国文学在性质上存在着根本差异，是两种不同的外国文学。 二 但必须承认翻译文学的二重性，即一方面它由于中国固有文化的“归化”力量而具有中国性，另一方面，它毕竟来源于另一语言和文化传统因而又具有外国性。所以，翻译文学是一种既不同于外国文学又不同于本国传统文学的第三种文学。在作用上，它又对中国本土文学具有“异化”性。 外国文学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类型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可以说是公论。但外国文学如何影响中国文学？影响到什么程度？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实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却缺乏应有深度的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千篇一律地考证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以及艺术手法的外国文学来源，总是千篇一律地把中国某一作家的某种文学观点和创作现象与外国某一作家的某种文学观点和创作现象作比较研究，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处从而证明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对过程则缺乏具体的解剖。本质上，不管这种渊源研究和比较研究有多么仔细和具体，对于影响研究来说，它都是粗糙的，都属于外部研究，属于功能研究。外国文学以什么形态和方式进入中国？中外文学如何相遇？是否有冲突？如果有，在什么意义上构成冲突以及冲突的程度和如何冲突？是否有融合？如果有，在什么意义上构成融合以及融合的程度和如何融合？外国文学是否被误译以及如何被误译？是否被误读以及如何被误读？外国文学资源如何被借用？如何被挪用？如何被赋予新的意义？如何转化和生发？现代文学是如何从这种复杂的局面中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生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现代文学学界却缺乏深入的研究。 林纾是近代和严复齐名的大翻译家，但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懂外文，他是通过助手的口译转译的。林纾的翻译对中国近代的小说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公认的事实。但问题是，林纾的翻译文学是否也算外国文学？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外国文学或者不是外国文学？究竟是林纾影响了近代小说创作还是小仲马、斯托夫人、狄更斯、司各特等人影响了中国近代小说创作？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算不算翻译？胡适的《关不住了》究竟是翻译还是创作？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把它们看作是翻译或者创作？而这所有的问题都关涉到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之间的区别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把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从性质上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品格和类型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从迄今为止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来看，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来实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中很多人的外语程度都非常好，他们有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很多人同时又是重要的翻译家，还有很多人是双语写作。他们的翻译其实也反映了他们站在汉语和中国文学立场上对外国文学的一种理解，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冲突、矛盾、融合、创造、转化、生发等其实都可以在他们的翻译中找到痕迹。大致来说，中国近代文学既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学，也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而更接近近代翻译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也是这样。这样，从翻译观、翻译标准、翻译过程和翻译史的角度来研究“外国文学”并进而研究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具有特别意义和关键性。 与原语外国文学研究的比较性质不同，译语外国文学研究更是一种内部研究，具有本土性。原语外国文学研究是双语研究，本质上是跨文化的语际研究，而译语文学研究则是文化体制内的单语研究，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以中国文化作为知识背景和理论基础的研究，所谓“外国文学”其实是汉语语境中的翻译文学。翻译文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主要在于，由于中国近现代文学与相应的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具有比附性，也就是说，研究翻译文学与其说是研究外国文学，还不如说是研究中国文学，它的价值和意义更是指向中国文学的。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根据和知识来源。中国近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类型，但与纯正的中国古代文学如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不同，它是一种已有异质成分的中国古代文学，这“异质成分”就是西方文学，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诸方面。中国近代文学已显示出了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端倪。中国近代文学是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它走的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路子，它所固守的正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归化”的内容，它的“异质”成分正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异化”的内容，二者同质同构，并且来源于同样一种知识结构和理论依据，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所不同的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异质成分多，且是以异域文本的身份存在，而中国近代文学的异质成分少，是以传统本土文本的身分而存在。从认识论上来说，理解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中国近代文学，在这一意义上，研究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文学的理论基础、结构模式和知识来源具有参照价值。因此，过去从“忠诚”翻译观出发，以现代翻译标准为准则，认为中国近代翻译充满了误读与误译，因而没有什么价值，并进而把它排斥在“外国文学”研究范围之外（当然也排斥在中国文学研究范围之外），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中国现代文学本质上是西化的文学，不论是在文学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文学形式上它都深受西方的影响，它和中国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二者之间是一种断裂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学在时间上的延续，但它不是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兑变出来。现代小说不是中国古代“街谈巷语”的“野史”性质的小说，也不是传奇故事和章回小说；现代诗歌即新诗从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乐府、格律诗等古典诗词；现代戏剧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说唱文学和戏曲。但必须承认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传统的文学观念又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浸入现代文学从而深层地影响现代文学。在逻辑过程和结构方式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一方面是输入的西方文学，另一方面，西方文学在输入的过程中又深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从而有所“归化”即中国化，例如我们一方面从外国输入小说，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根据我们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小说的观念对外国小说有意或无意误读、曲解、改造、创新从而赋予新的意义和形式。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操作过程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和近代文学与近代翻译文学一样，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也是同质同构。在这一意义上，研究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对于我们从理论上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二、通过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历程。历史的表象和历史的本质并非必然性地是同一的，目的和结果总是存在着某种错位。自近代以来，翻译家一直坚信不疑地追求“忠实”，但现在看来，从技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追求相当虚幻，翻译中的“忠实”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伦理概念。翻译家总是自认为他们的翻译是忠实的，但实际上，谁都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忠实也不可能纯粹忠实，因为翻译中本来就不存在纯粹的忠实，翻译不可能是把一种语言的内容原本地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内容即语言本身，不存在语言之外的所谓内容，所谓“互译性”和“对等性”标准和原则不过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创作也是这样，为什么在文学上要学习西方，是中国文学“落后”吗？是中国文学缺乏艺术性和审美性吗？当时把文学和政治、经济和军事生硬地比附起来，其实缺乏足够的学理基础，即使现在看来，仍然缺乏充分的逻辑依据。中国文学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匆忙作出选择后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适本来只是在文学语言工具的层面提倡白话文，本来只是想在文学形式上进行“改良”，但它却意外地起到了思想革命的作用。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型，在认识上充满误解，其中最多的是对西方文学的误解，这些误解在文学翻译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反映，中国翻译标准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文学观念的变化。这样，研究翻译文学的心理过程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心理过程。 三、通过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和逻辑进程。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翻译项目不仅构建着独特的异域文化的本土再现，而且因为这些项目针对的是特定的文化群体，它们同时也就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翻译通过为‘映照’或自我认识过程创造条件来塑造本土主体。”[10]这就是说，翻译一方面总是按照本土的语言和文化再现异域语言和文化，使异域文学本土化，也即以“归化”的方式重新构建异域文学形态，另一方面，这重新构建的异域文学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本土文学，在“异化”的意义上构建着本土文学的主体。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类型就是在翻译的“西化”与“归化”的双重作用下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化以及现代政治、经济一样，走的是学习西方的道路，但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学？学习什么与不学习什么？如何选择？西方文学如何进入中国？以何种方式和形态进入？西方文学以汉语的方式进入中国以后，在汉语语境中如何再生产和流通？如何评论和阅读以“外国文学”形态存在的翻译文学？这些都深受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影响。这样，学习西方文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就要大打折扣。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在激进的学习西方文学的理论主张与传统文学强大的实践堕性的双重作用下生成的。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矛盾下的一种文学选择[11]，是中西差异下的一种文学折中，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学，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即古代文学，而是一种与二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文学类型。 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在结构、形态以及品格上具有惊人的一致。现代翻译文学的选择实际上也是现代文学的选择，现代翻译文学的语言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现代翻译的矛盾与困惑实际上也中国现代文学的矛盾与困惑，中国翻译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范式转变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范式转变过程。二者交互影响，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文学影响现代翻译文学，另一方面，现代翻译文学又反过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二者难解难分。在这一意义上，研究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生成过程和逻辑理路实际上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和逻辑理路。 三 当我们把法国文学或者英国文学等原语言的文学称为“原语外国文学”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暗含了两个基本原则或者说前提，那就是：一，对于研究的对象来说，我们是“它者”，原语种的人不会把我们称之为“外国文学”的文学即指称的对象称为外国文学，对他们来说，它恰恰是本土文学。反过来，对于研究的主体来说，我们是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对象则是“它者”。这里，“内”“外”关系其实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研究视角、立场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方法论。二、“原语”一词表明我们充分尊重和理解原语言的外表形式以及深层的表述、话语方式、思想和思维的特点，表明我们充分尊重和理解原语言的语境以及隐含在语言背后的更为深广的文化传统、知识背景和社会基础，表明我们充分尊重和理解原语言的体系性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性。这种种尊重与理解说明了原语外国文学研究具有“外国性”。在这一意义上，“原语外国文学”研究本质上是跨语言、跨文化研究，具有双语性。可以说，原语外国文学研究作为学科的性质、特点、内涵、价值和意义都与这种“双语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双语性实际上构成了原语外国文学研究最为深刻的基础。 双语性使原语外国文学研究具有双重性，即既有外国性，又具有中国性。但这里的“外国性”与“中国性”不是二元对立的范畴。所谓“外国性”，是指研究对象的真正的外国性，是在历史和真实的层面上而言的。也就是说，研究者能够进入原语言，能够设身处地地思考、理解原语言及其文学性、艺术性以及相关的文化性、社会性等，在这里，“外国文学”是实在的，具有真实的身份。而所谓“中国性”则更多地是就研究者的立场、视角和观念而言的。也就是说，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外国的，但研究的终极目标却是中国本位文化，现代汉语和中国文化构成了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立场基础，是“中国人看外国文学”，是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观念去审视外国文学，它当然对外国的本国文学研究有启发性，但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中国或者中国文化与文学，它的意义和价值最终指向中国文化和文学本身。所以，原语外国文学研究本质上是比较文学研究。 “比较”始终是原语外国文学研究潜在的方法。研究者穿行于两种语言之间，始终以一种语言作为另一种语言的背景，一种文化、文学现象和观念始终是另一种文化、文学现象和观念的参照系。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与观念在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对比中更加彰显并产生新意义。从语言学上说，现代汉语的许多新词正是在中西语言的比较中产生的。比如“他”、“她”和“它”，从字形上来说，三字都是古已有之，但在词义和相应的思想文化内涵上，它们和今天的三字具有天壤之别。“它”在古汉语中有二训，一是“蛇”的本字，二是“他”的古字。“她”在古汉语中为“姐”的异体字。古汉语中，“他”为常用字，而“她”和“它”都是生僻字。在意义上，它们不是同一个范畴，三者构不成相对应的概念，“她”与“他”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赋予这三个字以全新的意义并且构成独立的概念，则是五四时期的事，其根源则与中西语言与文化的对比有极大的关系。正是在与英法语言的打交道过程中，在两种语言及其相应的思想思维的交互运作因而所造成的对比过程中，人们发现汉语中没有人称指称的性别区分。刘半农创造性发明“她”用来指称第三人称单数阴性。同时，用“它”专指人以外的事物，也是这一时期这种比较的产物。这样，五四时期，“他”、“她”和“它”作为三个新词和相互关联且对应的独立的概念就产生了。现代汉语中许多新词作为独立的术语、概念和范畴都是在这种比较中产生的。 新的术语、概念、范畴的产生对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形成具有根本性，在语言的思想思维本体的意义上，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作为类型的形成及其稳定其作用是巨大的。同样以“他”、“她”、“它”三个词为例。现代汉语意义上的“她”和“它”，在古代汉语中为“他”所包容，也就是说，在第三人称指称上，阴性与阳性不分，在对于对象的指称上，人与物不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对男女的差异性缺乏理解，对人与物缺乏应有的区分。恰恰相反，在中国古代，男女有别，其地位之高下尊卑井然有序，伦理上，男女之界线绝不能逾越，被称为“大防”。一整套的封建纲常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从深层上规定着男女的不平等关系。现代汉语把“她”从“他”中分离出来，重新划定界线，分别表示阴性和阳性，从语言概念上使男女平等，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性别意识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里，“他”和“她”就不仅仅只是指代，同时本身包藏着意识形态性或者说思想性，具有性别政治的意味。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同时还是思想思维本体，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语言是文化和文学的最为深层的基础。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看到，五四时，妇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当人的解放的急先锋，一直走在其它解放的前沿，“她”作为概念应该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今天的女性文学研究特别发达，与这种深层的语言基础不无关系。 “它”作为概念的意义同样重大。物与人的区分，中国古代当然是清楚的，但这种区分不是通过概念的形式区分的，而是通过表述的方式区分的，而表述本质上属于观点的形式，它是建立在一定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的基础之上的，一定意义上说是由它们派生而来，因而是比较表层的。就是说，这种区分不是基本的，不是深层的，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主客体二分意识不强。主体、客体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中国古代一般不采用主客体二分方式的言说，比如文学中讲意境，讲“物我不分”、“物我两忘”，讲“气”等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它”作为一个新词把人与物从概念上区分开来，这显然是受西方语言影响的产物，它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语言的主体性意识。 其它如“文化”、“文学”、“小说”、“诗歌”、“哲学”、“美学”、“政治”以及更为深广的“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道”等都是以一种深层的语言和文化的比较作为基础的。这些概念和范畴当然可以看作是对西方语言中相对应的术语、概念、范畴的翻译，但这种翻译并不是把西方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搬移到中国来，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如何翻译？翻译在多大程度上传递了原词的词义以及隐含在词义背后的深层的文化和思想内涵？古代汉语思想有多少附丽于这些词汇？这些术语、概念、范畴怎样被接受？意义在汉语语境中如何衍变？如何生发？如何转移？如何误解与曲解？如何创造？都在深层上受制于译者所操持的语言系统。翻译具有双语性，既具有原语性，又具有译语性，既受制于原语体系，又受制于译语体系，以两种语言系统作为背景，实际上是在两种语言体系之间最大限度地寻找契合。中西语言比较以及在比较基础上的对西方新的术语、概念、范畴的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术语、概念、范畴的改造、诠释是五四时期新词语产生的基础和来源。正是在大量新的术语、概念、范畴的基础上，中国语言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变革，即从古代汉语体系转变为现代汉语体系。现代汉语体系与古代汉语体系有联系但又不是从古代汉语中兑变而来，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但又具有差异性，现代汉语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一种既不同于古代汉语又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新的语言系统，它的现代性、民族性、中国性等都与此有关。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民族性、中国性等都可以追溯到这里，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 在这一意义上，作为真正比较文学的原语外国文学研究具有它独特的价值。它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不论是在视野上还是在知识背景上，它的优越性都是任何一种单语研究所无法比拟的。它的对象是外在的，但是内视角的，即从本土或者说中国文化和文学本位的立场来审视对象，其意义也主要是指向内部的，即建设本土或民族文化与文学，这从它的语言表达和话语方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最终是针对汉语读者的。回顾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我们看到，原语外国文学通过翻译的中介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其作用是巨大的。它实际上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参照，一种新的思想思维方式，提供了新的形式借鉴，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从语言上说，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精神和现代言说的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文学正是在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现代转型的，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更具有一种亲和性。[12]今天，原语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文学已失去了五四时的显赫与辉煌，但它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在防止思想、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的僵化，保持文学的创造性活力方面，它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外力。 从研究者的立场和视角以及价值和意义出发，与异域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本土的翻译文学相比，原语外国文学研究具有其特殊性，正是其特殊性使它作为一门学科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它比本土的翻译文学研究具有优越性，它是双语的，它始终不脱离原语，始终不脱离原来的知识背景和文化社会背景，因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原文本。它比异域的外国文学研究具有优越性，同样是因为它是双语的。单语研究本质上属于内部研究，语言便是它的界线，单语研究无论怎样超越都不能超越语言所规定的极限，语言是一个网，它只能在网内左冲右突。而双语研究本质上是外部研究，但它包容内部研究，它实际上是站在一种更为宽广的知识范围内，站在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立场上研究外语文学，它突破了单语研究的语言局限，能发现单语研究所不能发现的新内涵和意义。所以，完全外国化的外国文学研究不能称为外国文学研究，因为它缺少比较，缺乏独特的立场基础，它不过是尾随外国人。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必须是双语的，真正地理解外国文学，但同时又是内视角的，是以民族立场为出发点和归结点，是从一种新的角度对外国文学的一种新的审视，其价值和意义都具有双重性。外国文学研究与身分或者国籍无关，只与立场有关，深层上是由研究者所持语言决定的。把中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作比较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原语外国文学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外”在这里更是对主体身分的标明，具有实质性，它决定这种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学科性质。 通过上面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影响，其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就是说，原语文学不能直接对本土文学发生影响，而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实现。从原语文学到被影响所形成的文学，中间还要经过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这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又都是异常复杂的，且具有质的差别。大致来说，比较文学在先，翻译文学在后。原语外国文学可以是意识的，也可以是研究形态的，翻译文学也可以是意识的，但更主要是作品形态的。原语外国文学更靠近原语文学，译语文学更接近本土文学。习惯上，我们实际上是在文本的层面上谈论原语外国文学，而在价值、意义和理解与阐释的层面上谈论译语外国文学，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但我们却以“外国文学”这个笼统的概念把它们的界线混淆和模糊了。在这一意义上，把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从概念上区别开来是重要的。对它们作分别研究各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 [2]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81页。 [3][5]谢莉·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323页。 [4]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6]关于以上观点的详细论证，可参见拙文《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古代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7]参见陈平原《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夏晓虹：《斯托夫人与批茶女士----晚清翻译文学误读之一例》，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9]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劳伦斯·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373页。 [11]关于此观点的详细论证，参见拙文《文化冲突中的文学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品格论》，《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 [12]关于此观点的详细论证，参见拙文《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纪元”与“开篇”----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言学分析》，《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