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琵琶记》与《红楼梦》联系起来，闻者一定会感到十分惊讶的。这并非好奇谈。高则诚与曹雪芹有着某种相同的思想经历，他们的表现手法也有相似之处。而对他们的作品的认识所走过的弯路，更是惊人的相似。两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如果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思想内涵最深刻而又最复杂，对它的认识分歧又是最严重的作品的话，那么，说《琵琶记》是古典戏曲中的《红楼梦》，并不过分。只是《红楼梦》的巨大价值已经得到社会一致的公认，而《琵琶记》的价值，还远远没有为人们广泛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对《琵琶记》的研究，还只处在“新红学”初起的阶段。将两者加以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两部伟大作品，而且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的一些重要现象，探讨其一般规律，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首先要加以比较的当然是两书的“创作缘起”了。《琵琶记》副末开场的第一首词说： 秋灯明翠幙，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儿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高则诚这段话，明清人大加赞赏，而今人又痛加谴责。但这原是文人狡诡之词，正如《红楼梦》的第一回，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应当抓住这些字面所表露的内在的精神实质。 高则诚所处的时代，正是北杂剧重心南移，而南戏由地方戏日益繁盛的时期。当时戏曲作品中最流行的是两种题材。一是写神仙道化和鬼怪迷信故事的。“神仙道化”，明初曲论家朱权把它列为杂剧十二科之首，至少可以窥见其盛行之一斑。另一类就是才子佳人的风月故事。它在早期南戏作品中，更是占据了大部分。这是因为柔缓的南音比之铿锵的北调，更适于表现男女风情。高则诚对这种宣扬消极避世、荒涎无稽的仙道鬼怪的题材和一般的风月故事都不满意，说是“琐碎不堪观”。他认为创作必须“关风化”，必须有思想内容。单纯描写神仙幽怪和风月情事而没有思想意义的作品，纵然“好”——语言好、关目好、故事曲折险怪动人，也都是“徒然”，毫无价值的。“关风化”，这是高则诚标举的旗帜。 那么，他在《琵琶记》中写下的“关风化”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呢? 高则诚跳出了原来《赵贞女蔡二郎》谴责个人负心的报应故事所涉及的婚姻道德问题的框子。不仅对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作了彻底的改造，而且对悲剧及造成悲剧的原因作了新的解释，注入了更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的内涵，表现了一个新的主题：悲剧主人公蔡伯喈一心只要尽孝，终养父母，不愿做官，由于朝廷“黄榜招贤”和强试强官强婚这“三被强”，不仅一片孝心不能变成孝行，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其结果反而使妻子吃糠，把父母送在泉途。一个一心想尽孝的孝子，竟落得个“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下场。虽然这些情况由于“三不从”的客观原因而得到了活着的人们的谅解，但他永远也不能够得到九泉之下的父母的宽恕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就是牛相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和这个统治下的饥荒连年的腐败的社会现实。牛相操纵的圣旨，以“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为幌子，迫使蔡伯喈放弃归养年迈的父母的正当要求而去满足牛相一定要招状元为门楣的私欲。当蔡家由于儿子不归，难以抵抗连年灾荒的天灾人祸，而家破人亡的惨剧发生以后，牛相又以“虽违素志，竟成佳名”的旌表，企图遮掩他们一手造成的罪孽。蔡伯喈愤怒地说：“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忍将父母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否定了旌表，也否定了功名富贵。在剧中，善良的蔡公和好心的张公，抱着圣明盛世的幻想，以迂腐的礼教大理逼劝蔡伯喈赴试求官，却成了悲剧的开端。伯喈中了状元，不仅未能施展“济世安民”“顺时行道”的雄才大略，而且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能保养。高则诚正是通过蔡伯喈为官而陷于不孝的悲剧故事，否定了现实社会，否定了世俗的为官求荣的思想，告诫人们，不要被现实的虚假的表象所迷惑，应当认清其真正的面目。《琵琶记》诞生的时候，离元代灭亡不过十年时间。当时元蒙统治已经摇 摇欲堕。为了维护这行将崩溃的政权，统治者一反过去对汉人严酷的歧视政策，积极鼓励汉族地主出来做官，企图借以扑灭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在这样的条件下，《琵琶记》否定现实、否定为官求荣，要人们与统治者持不合作态度，这就显示出它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也正是高则诚所标举的“关风化”的内容。正因为如此，高则诚才在“今来古往”的“几多般”的故事中，选用了有关蔡邕的题材。他决不仅仅是为一个受诬的文人翻案而已，也没有纠缠于负心与否的婚姻问题，对泛滥成灾的男女风情故事，当然更不屑一顾了。 《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也是先把眼前所有庸俗作品全部骂倒： 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杀，不可胜数。更有一种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理之话。 小说不必象戏曲那样精炼。高则诚寥寥数语，曹雪芹却可以细细叙上数千字。他的评论自然详尽多了。 曹雪芹的时代，才子佳人生编硬造的虚假的故事以及《玉矫李》之类淫秽题材泛滥成灾。曹雪芹否定了这种没有意义和“坏人子弟”的作品，可见他也是要“关风化”的。他的第一目标是要“真”： 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要写“真传”之事，当然不是臆造瞎编，也不仅仅是为“供人之目”的“纵好也徒然”的作品，也不会“琐碎不堪观”了。 元代由于落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传统的孔孟儒学的伦理纲常受到极大的冲击，斯文扫地。读书人更处于社会的底层。所以高则诚标举“关风化”的旗帜，歌颂赵五娘的“孝行”，写蔡伯喈的孝心不能实现的悲剧，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的，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曹雪芹的时代，从明到清初，程朱理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的真情。戏曲小说中纯粹宣扬迂腐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概念图解的作品，不在少数。所以曹雪芹偏说自己的书“非治理之书”，不关礼教，只不过供茶余饭后消遣而已。这在当时也有进步意义。由于时代思想的差别，决定了他们采用的方式的不同。其精神实质却是可以相通的。 高则诚进一步提出：“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以巧合的奇事和插科打诨使人哄笑一阵，诚然容易，但这只不过博取了笑料而已。死抠格律，拘于平仄，徒取婉转可歌而忽略了内容，也是高则诚所不取的。关键是“动人”。要打动人心，就必须情真，必须有真实的内容，而这才是困难棘手的事。高则诚自信《琵琶记》是能动人的。既不靠插科打诨，也不是靠填词合律，而是靠充满真情实感的内容。而这内容不同一般，它需要“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看什么呢?高则诚绕了几个弯子，终于无法直接明白说出，却归之于“子孝与妻贤”。那么是什么样的“孝”和“贤”呢一心只想侍奉年迈的父母安度晚年，甘守清贫不图腾达的孝子，却因为“三不从”而落得被责“不孝忤逆”的下场，永远得不到父母的宽恕。由于世俗的为官求荣，由于统治者不近人情的自私的强官强婚，由于牛相的淫威，使蔡伯喈被迫留滞京师，不仅不能回家，连派人送信都不可能，最后守到父母双亡的惨剧发生。这是一个欲尽孝而不得成其孝的孝子。另一位是“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舅姑”的贤妇。赵五娘不图丈夫的功名富贵，她根本就反对伯喈出去赴试求官。结果却由于朝廷黄榜招贤和蔡公逼试，被迫与新婚二月、恩爱难舍的丈夫分手。又因为强官强婚而实际上被夺去了丈夫。一个从不出闺门的新媳妇，只得挑起侍奉公婆的重担。饥荒岁，典尽衣衫，难奉甘旨，她宁肯自己吃糠，也要让公婆吃上一口淡饭。“吃尽控持”而毫无怨言。这些诚然称得上“孝贤”了。可是赵五娘自己又何尝愿做样的“孝贤妻”呢! “非奴苦要孝名传”，是因为腐败社会的饥荒遍地的现实和丈夫被迫稽留不归，才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妇的悲惨境地。造成这美满的家庭最后家破人亡，使孝子不得成其孝，不想做孝妇的却不得不做孝妇的罪恶根源究竟何在?这才是需要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吞吞吐吐的话中，包含着高则诚难言的苦衷。 曹雪芹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清初文字狱严酷的时代，曹雪芹也不敢明述其意，而只能晦暗其事： 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游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敢稍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 居然是“称功颂德”“非他书可比”，又声明“不敢稍涉时世”。当然， “朝代年纪”，却反“失落无考”了。还只是“大旨谈情”而已。正如高则诚说“只看子孝与妻贤”。从中也可发见曹雪芹难以言诉的苦衷。然则仅仅是“谈情”，供茶余饭后的消遣么?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是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用血泪凝成的文字。这首小诗如果放到《琵琶记》里作按语，也同样是合适的。曹雪芹的“荒唐言”，现在人们已经比较深刻地体会到其中的滋味了。可叹高则诚三年苦心积聚的“辛酸泪”，至今仍被当作“狂热宣扬封建礼教”，严加谴责。这是多么可悲呵! 高则诚早年是非常热衷功名的。他希望通过科举这条正当途径，施展自己济世安民的雄才大略。他四十岁左右，才进士及第。但仕途并没有他当初预想的那么美满。现实社会灾荒遍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蒙统治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前夜。近十年的宦海沉沧，高则诚醒悟到自己当初的想法极其幼稚可笑。“岁晚仲宣犹在旅，年来伯玉已知非。”(《寄屠彦德并简倪元镇·元诗选》)在一次饯别宴会上，他对座客说：前辈曾劝他，求官虽然容易，但这恐怕也是忧患的开端。当时他不以为意，反而觉得这种想法可“卑”。于今始信功名的确是“忧患之始”。他宣称要退居避世。在给人的诗作中，也时时流露出这种厌恶功名的思想：“如此江山足行乐，莫将尘土污儒冠。”(《送朱子昭赴都》)“人生温饱不足多，莫羡东家著绮罗。”(《白????篇送顾仲明》)甚至说：“莫说市朝事，功名欲逼人!”(《题一青轩》)表现了对功名的彻底否定。这也是对现实统治集团的否定。 《红楼梦》第一回中，说女娲补天，遗下一石未用，“便弃在此山青梗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人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嗟自怨。”可见曹雪芹原来也是想要“补天”，施展自己的才略，以挽救这颓败的末世的，只是没有机会。高则诚是在宦海沉沦后才认识到现实已经无可希冀。曹雪芹则是从自己家族的盛衰，醒悟到封建末世的来临的。 《红楼梦》写的就是这块“石头”，“无材补天，幻想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而且尽量客观描述，以存其“真”，“毫不敢穿凿”。偈语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曹雪芹记的就是自己“身前身后”之事。贾府就是曹家的艺术再现。曹雪芹当然不是真的“大旨谈情”。“假语村言”中饱含着血泪，浸透了自己的无比的爱和强烈的憎。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实的影子。其实又何尝“失落”了朝代年纪呢! 《琵琶记》倒没有失落朝代年纪。开场就标明是东汉大名鼎鼎的学者蔡中郎蔡邕的故事。但东汉的蔡邕不会去做唐以后才有的科举状元，也没有入赘过什么牛府。高则诚是根据民间传说和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加以改编的。但无论是写负心，还是写不负心的故事，加到蔡邕身上，都属“荒唐”之事。 高则诚之所以选用这个传说故事，并不仅仅是因为有感于蔡邕被谤，立志替他雪怨而已。高则诚的时代和他人生经历与历史人物蔡邕颇有相同之处，剧中蔡伯喈身上，也有高则诚的影子。高则诚不仅把传说故事作了彻底的改造，而且把历史人物的悲剧性经历的精神实质，熔铸到悲剧主人公的身上去了。《琵琶记》不是照史实改编的历史剧，但与历史人物又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历史人物蔡邕最初是反对做官的。他不愿在宦官把持下的朝廷做文学弄臣，对朝廷的征召，他半路称疾而归。还写了一篇《释诲》，劝解那些务世公子们只睹暖昧之利而不见昭晰之害，否定了现实的功名富贵思想。但后来他还是做了官。又因数忤权贵，差点被杀头，被迫流窜江湖达十二年之久。黄巾起义爆发后，豪权并起，全国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董卓擅权，蔡邕因为“名高”，被董卓以死胁迫为官。不幸颇受倚重，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他明知董卓非良善之辈，但推辞不得，想要遁逃山东然后奔兖州也不可能。不久，董卓败，蔡邕受牵累死于狱中。而且因此“于名稍损”。蔡邕的一生，就是一个为官的悲剧。这与剧中蔡伯喈因被迫赴试、被迫为官重婚而陷入悲剧境地，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而历史人物以孝著称，高则诚改变民间传说中蔡二郎的负心性格，而以“纯孝”作剧中主角的思想性格基础，更显出两者紧密的联系。高则诚本人虽然经过官场的沉沦，醒悟到了做官的确是忧患之始，立志退居避世，但也因为有些“名高”，又被拉出来做官，其间数忤权贵，经历了更大的忧患。被调福建，途经宁波，当时做了元朝万户的方国珍把他强置幕下，他坚决谢绝，即日解官，实践归隐的诺言，才算免于类似历史人物蔡邕的灾难。《琵琶记》虽然不是作者“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但其中也包含着作者生平经历的辛酸。而饥荒连年，“子忍饥、妻忍寒”，“痛哭饥人满道”的腐败社会，不正是元末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么?这实在是点明了朝代而实际上仍然“失落”了年纪的故事。 二 事实上，《琵琶记》和《红楼梦》诞生不久，它们的“创作缘起”就被人们误解了。因而对作者的创作意图的种种错误解释，也就随之而生。尽管两书都以深蕴的思想内涵和巨大的艺术成就吸引着无数的读者，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两书却是以另一种面貌而存在着，它们的真面目反而被遮掩了。 《红楼梦》因为开首这一番扑朔迷离的表白，“将真事隐去”，便有不少人进行“索隐”，臆造出种种说法。女口纳兰性德家事，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顺治康熙乾隆三朝政治说，色空梦幻说，自传说，等等，无虑数十百家。而索隐派广征博引、穿凿附会，结果支解了整体，使《红楼梦》成为某些史实的简单影射、拼凑，实际上贬低了它的巨大成就。 、 旧红学的这段小史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种种附会之说，也只被当作笑料而已。虽然对《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还没有达到全部的认识，但《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已经得到了公认。曹雪芹的“荒唐言”已经不乏能解其中味的知音君子了。红学的研究正在深入。 《琵琶记》还在走着类似《红楼梦》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它的诞生比《红楼梦》早四百年之久，对它的面貌的真正认识，却只有刚刚开始。 《琵琶记》的主旨，从明代开始，就一直被误解了。明清时代对它进行索隐的也不乏其人。诸种说法，亦足发噱。 一说是高则诚最初写了蔡伯喈负心的故事，后因蔡邕托梦见告，就改为全忠全孝的了。另一说认为高则诚原来写的是东晋“慕容伯喈”的故事，却是高则诚托梦见告，说《琵琶记》被人误改成蔡邕的名字，自己在地下受蔡邕的责难，所以请求人们“重新”改为“《慕容伯喈琵琶记》”。还有一种说法，说“琵琶”两字含有四个“王”字，所以是暗寓刺讥“王四”之意。王四原来是高则诚的朋友。他贱时曾给人作过菜佣，谐音蔡邕。王四得官后入赘蒙古丞相不花家而负心不认前妻，蒙语称牛日“不花”，所以高则诚就写了这出戏表示讥谏。这一说法在清人毛声山评点的《第七才子书》中得到更大的发挥，把剧中人、事处处加以比附，不逊于索隐派之索《红楼梦》的本事。所有这些说法实际上也都是贬低了《琵琶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琵琶记》的思想主题与时代有着非常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封建社会从唐朝开始设立科举制度。到宋代，科举更成了读书人唯一的仕进之路。宋代抑武重文，主要通过科举大量起用士人。而且不管门望高低，只要科举中式都可以做官。所以，许多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些达官贵人往往借联姻来拉拢新进，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发迹变泰的士人们，也想高攀权豪以求仕途畅通，就往往隐瞒了家有结发之妻而重婚权门。而封建的法律，又不允许停妻再娶，所以他们把患难之妻当作仕途的最大障碍，因而就有蔡二郎马踏五娘，王魁负桂英，张协杀贫女等事件的发生，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刚刚兴起的大众化的南戏的重要题材。这是时代的因素。 但科举制度的罪恶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元蒙统治时代并不明显。元代开国后有近八十年之久没有设立科举制度。后来虽然开设了，但取士很少。而且试科汉、南人与蒙古、色目人有区别。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知识分子极少。即使能够进士及第，在元蒙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政策下，也很难仕途得意。而元末统治集团迅速走上崩溃的道路，读书人往往消极避世，把仕进当作界途。在这样的条件下，高则诚摒弃婚姻关系的负心故事，而在《琵琶记》中表现了一种否定现实，否定为官，把为官做为悲剧的起因，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然而，《琵琶记》得以诞生的社会和时代，很快为朱明王朝所取代。而明代是科举盛行的时代，有着《赵贞女蔡二郎》所谴责的负心故事得以产生的相同的土壤。随着社会的安定，做官又能带来荣耀，而发迹变心的故事，反倒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人们也就更多地从婚姻问题的角度来认识《琵琶记》，把它当作宣扬孝子贤妻的典范。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称它是山珍海错，富贵之家不可或缺。朱元璋未必会说过这话，但从中也可以概见明代人的态度了。 表面看来，《琵琶记》比《红楼梦》幸运得多了。它没有象《红楼梦》那样被视作“淫书”而遭到禁毁的命运。《琵琶记》一直流行明清舞台，畅通无际，连一些道学家也视作有关世教文字而大加赞赏。但这正是它的一大厄运。明代人根据他们这一理解，在演出、翻刻过程中不断加以删改，使之更符合他们理解中的主题。从现存比较接近原貌的陆贻典抄本与通行本相比勘，可以发现，有关礼教的说教大大增加了，不少对官场和社会指责的言词被篡改了。牛相被改成知过能改的好人，蔡公蔡婆双亡的惨剧的发生原因，反倒在于蔡伯喈懦弱不早说明情况等等。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人们的评价标准改变了。现在一般评论都走到明清人的观点的反面，谴责它“狂热宣扬封建礼教”。建国以来许多评论家就是拿着通行本《琵琶记》来批评高则诚的“思想局限”的。结果李代桃僵了。 明代还有不少根据歌颂孝子贤妻的理解来模袭《琵琶记》的作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更被当作宣扬封建的“风化”的公开宣言。邱浚的《五伦全备记》主人公伍伦全就是封建伦常的概念图解，还公然标举“若是伦常无关系，纵是新奇不足观”。邵灿的《香囊记》又“续取《五伦》新传”，宣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死又何妨!”因而有人认为以《琵琶记》为首，形成了一股“反现实主义”的逆流。鞭子又抽到了高则诚身上。 相比之下，曹雪芹比高则诚幸运得多了。虽然它曾遇被禁毁的命运，但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不仅“淫书”帽子被摘除，而且被广泛传颂，视为古典文学中一颗最光彩夺目的明珠。 据证，曹雪芹是完成了全部文稿的。但由于某种至今未明的原因，后四十回“迷失”。来高鹗作了续书，凑成全璧，刊行于世。其后又有许多续貂者。模袭《红楼梦》而作的表现色空、艳情乃至纯粹秽淫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幸而历史很快就把它们淘汰了。所以我们不会因“后梦”“复梦”之类的作者们把悲剧强扭作团圆而去批评曹雪芹。虽然高鹗的思想的局限，也导致了续书中某些情节、结局的安排，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但今天的研究者也不会把高鹗续书中的思想，全部强加到曹雪芹头上。这是曹雪芹的幸运之处。 《琵琶记》是在原作十分完整，几乎是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的完璧而被改得面目全非。这是妄改。而高鹗在原作遗失的情况下补作，毕竟替我们留下了最接近曹雪芹原意的续书，并为《红楼梦》的广泛流传作出的贡献。高鹗应该是《红楼梦》的功臣。曹雪芹在九泉之下也应会感谢他。而高则诚的《琵琶记》之所以久久没有得人们的广泛重视并予以比较一致的正确评价，这种妄改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三 戏曲与小说的表现方式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但《琵琶记》与《红楼梦》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所取得的成就，却有相似之处。 首先就在于倾向的自然流露。两书都塑造了各具个性的人物，写出了他们个性化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一幅现实社会的画图，表现出作者的思想评价。 这在《琵琶记》来说，显得更加不容易。因为中国戏曲的传统，向来是好人坏人泾渭分明，脸谱化、类型化倾向非常严重。好人都是赤足黄金，反角都要面涂白粉。结局也必然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很少能摆脱大团圆的框子。而《琵琶记》正是在这里显出了它不可企及的现实主义成就。如剧中的牛相、黄门官，都是被批判、鞭笞的否定人物，但高则诚并没简单地把他们丑化成凶相毕露的恶人，而是写出了复杂的个性。牛相在规女时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只有当牛小姐天真地以父亲亲自教育自己的迂腐礼教，来劝谏牛相让伯喈归养父母时，才暴露出牛相那种礼教为他人而设的极端自私、蛮横无理的真面目。他刚刚还在骂“何必顾彼糟糠妇!”转眼对赵五娘又连连称赞“贤哉贤哉”。剧本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通过场面的交叉变换，通过同一人物在不同场合的矛盾表现，来显示作者的评判。它比脸谱式的丑化刻划：更能发人深省。 正面人物也没有写成完人。特别是张公蔡公希望蔡伯喈施展才华，改换门闾的美好愿望，竟成蔡家灾难的道火线。蔡伯喈真诚地迂腐的尽孝之理，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准，却被虚伪的圣旨以“王事多艰”为幌子拒绝，导致悲剧的发生。他们没有醒悟到自己面临的是一个腐败而斯文扫地的社会，一切盛世尚可行通的从迂腐的礼教出发的行动，必然在丑恶的现实面前击得粉碎。 概念化和类型化同样是中国小说中常见的弊病。《红楼梦》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塑造了一大批典型人物。而且比之《琵琶记》更为成熟了。贾政可以说是牛相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再现。这是一个否定人物，但书中又没有一句直接表示否定的言词，评价全在形象的具体描绘中。曹雪芹通过对元春这个给贾府带来富贵荣耀的悲剧人物的刻划，实际上也否定了皇帝乃至整个统治集团。贾宝玉又是最恨讲“仕途经济”的“禄蠹”的，虽然与《琵琶记》选择的角度不同，但否定为官这一点却是一致的。而各具个性的十二钗悲剧人物的刻划，这一群大观园的天使，在丑恶的现实的摧残下，一个个逃脱不了毁灭性的灾难，形成千红一哭。这与《琵琶记》中和睦快乐的蔡家最后遭到家破人亡的毁灭，有着相同的意义。 高则诚写了一出悲剧。《琵琶记》的结局形似团圆，其实不然。赵蔡重逢，并不是喜庆之时，而是蔡伯喈终养父母之心最后幻灭的悲剧的高潮。蔡公蔡婆死了，是由于儿子为官被迫稽滞不归，是丑恶现实连年饥荒，才遭到毁灭的。这一惨剧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弥补的。蔡伯喈“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贵显?”的呼喊，也彻底否定了最后皇帝的旌表。善良的人们被毁灭了，而以牛相为代表的统治者，却以合理的外貌仍将延续下去。他们以一封旌表掩盖了自己的罪孽，同时又“限日下到京”，把蔡伯喈重新纳入自己的牢笼中。悲剧结束了，冲突仍将继续。 曹雪芹更为彻底。不仅代表真善美的十二钗被黑暗社会吞噬了，连封建的大家族也“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高则诚否定了一个时代。但他的想法也仍然是儒教的“邦无道可卷而怀之”。他对封建制度仍然抱着幻灭，盼望“有道”之日的来临。所以他是积极的入世奋争。而他的这种对社会否定的不彻底性，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正视农民起义的力量，最终仍然找不到出路。所以蔡伯喈的结局只能是回到京师，前途仍然微茫，不知何处是归宿。 曹雪芹生长于康熙、乾隆这个清代最鼎盛的时期。他从自己家族的衰败，感觉到了封建末世的来临。贾府的最后衰落，就是这封建末世的缩影。但曹雪芹也没有能找到出路。他既无力补这行将崩塌的“天”，又无法预示光明的前景，最后只能归结于四大皆空。不过，曹雪芹生于盛时而能够看到整个封建社会彻底衰败的征兆，比之高则诚于乱世而提出对一个时代的否定，仍然远为深刻。因为历史在发展。 《琵琶记》是中国戏曲史上继往开来的作品。马致远笔下的主人公张镐，“这壁挡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这是仕进绝望的呼喊。到宫大用时，科举制的设立，仕进之路稍稍宽了些，表现的则是对权豪势要把持仕途不满，迫切要求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都让自己的主人公最后如愿得官。这是一幕从落魄到做官的喜剧。高则诚继马致远、宫大用的喜剧，完成了后半部做官的最后结果只能带来灾难的悲剧。蔡伯喈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方面，《琵琶记》的诞生又宣告了南戏新时期的到来。“村坊小伎进而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徐渭《南词叙录》)所以它被视为中兴南戏的功臣。 而《红楼梦》继《三国》、《水浒》之后，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它也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块巨大丰碑。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宣告了封建社会上千年的文学的终结。 《琵琶记》的许多创造性手法，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如蔡婆这个人物，在剧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她的冷言冷语，或者恶骂，粗似逗笑而已，联系下文，可知正暗示了悲剧结局。《蔡公逼试》一出，她对伯喈说：“一旦分离掌上珠，我这老景凭谁?忍将父母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你纵然衣锦归故里，补不得你名行亏。”这段话给整个悲剧和蔡伯喈这个主要悲剧人物定下了基调，而且与最后一出蔡伯喈否定旌表的“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遥相呼应，也显出作者构思的缜密。蔡伯喈的话可以看作《红楼梦》原设想中最后一回的“证情榜”。蔡婆对蔡公说：“教孩儿出去，万一有些个差池，……你没吃的便饿死、没衣穿便冻死”。也是老两口结局的谶语。蔡婆用东邻李员外孩儿求官，父母进了养济院刺讥蔡公张公为官求荣的想法，也正是做官只能带来灾难的按语。所以明代人称蔡婆是“圣母”，未卜先知。 这种暗示结局的方法，在《金瓶梅》中是通过看相排八字的迷信手法来实现的。《红楼梦》则更设计了太虚幻境中十二钗正副册字画来表示，同时在诗．谜、偈语中也广泛运用。曹雪芹虽然不是直接受影响于《琵琶记》，但从这里也可知这种手法由来已久。而《红楼梦》中疯僧癞道，冷语警世，以偈语暗示人物的结局，不是与蔡婆的打诨之语，有更相近的血缘关系么? 要之，《红楼梦》虽然没有受到过《琵琶记》的直接影响，而且由于高则诚的原义明代以后一直被误解，也许当时曹雪芹对写“孝子贤妻”的作品并不很感兴趣，但不能否认其间接意义上的影响。从文学史纵向的长河看，《红楼梦》可以说正是发扬光大了《琵琶记》的现实主义传统。它们应是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双璧。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1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