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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照古今文学恒长不变的明月：多元文化的诠释模式 李白的七言古诗《把酒问月》，其中四句，表层意义平凡，但令我引起创新惊人的联想。他说人的生命短暂，明月永恒，所以只有今天夜空的明月照见过古人与今人，今人都没见过古时月，但要是古人今人像一条长流不断的河，他们所见的明月是相同的：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① 如果李白允许的话，我要把诗中的“照”解读为包含了明白、了解、透视等意义。我在此想借用李白亘古不变的明月比喻国际学术天空上的，研究中国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模式。这种不断开发出来的多元化的诠释模式可以深入有效地解读古今的文学。这种种诠释模式不能因为中国的古人没有见到，又因出现在中国域外，而受到怀疑。这些诠释模式汇合了世界古今的多元文化思考，多种文明典型范例演释出来的理论模式，其涵盖面广阔，诠释性强大。所以古人今人创造的文学之河流，曾经拥有共同的明月，而明月也照过它。李白的诗以这两句结束： 为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 对古今文人来说，酒就是文学，文学就是酒。所以李白希望明月常照着酒，也就是说，明月最了解我们的作品，照过古今的明月，可比作多元文化的诠释。 二、现代汉学的新传统：跨国界的中国文化视野 我出生于当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还未独立的英国殖民地马来亚(Malaya)。早在十五世纪，郑和的西洋舰队在马来亚的马六甲登陆之前，那里已有大量中国移民。所以马六甲象征中国传统文化向西前进的重要基地，而马六甲在十六及十七世纪先后成为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的殖民地，更是西方霸权文化向东挺进的重要堡垒。因此马六甲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全球性大量移民与多元文化汇流的地方②。 由于我自己出生于当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还未分家的英国殖民地马来亚(Malaya)，我常常以本地作为现代汉学(Sinology)的其中一个起点而感到骄傲。英国汉学大师李雅各(James Legge)在1839年被伦敦的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到马六甲(Malacca)的华人传教会工作，当时他才二十岁。一年后，李雅各出任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校长，而这书院在1825年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创立。马里逊与李雅各两人，都是到了马六甲，其汉学研究兴趣才开始，后来马里逊成为英国汉学的最早的开拓大师，而李雅各成为英国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③。他的《四书》注释与英文翻译The Chinese Classics的巨大工作，也是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开始进行的④。 马里逊与李雅各在东西文化交通要道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经验，使他们立志成为诠释中国文化的汉学家。李雅各跨国界的文化视野，就给中国的《四书》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所以马六甲应该被肯定为现代汉学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的起点。 这种突破传统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国文化现象的多元性的汉学传统，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学者探讨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⑤。传统汉学的强点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周法高在《汉学论集》(1964年)中就指出，普通学科的根底要打好，要通晓多种语言，例如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对西洋文学方面要选读几科才行。海陶玮(James Hightower)也认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应通晓其他文学的治学方法⑥。他们很有远见，说这些话时，比较文学还未兴起。过去的汉学家，尤其在西方，多数出身贵族或富裕之家庭，没有经济考虑，往往穷毕生精力去彻底研究一个小课题，而且是一些冷僻的，业已消失的文化历史陈迹，和现实毫无相关。因此传统的汉学研究在今天，也有其缺点，如研究者不求速效，不问国家大事，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现实性与实用法，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趣味⑦。 传统汉学比较忽略纯文学，尤其现代文学。但是把汉学治学的方法用来研究文学，其突破与创新是难于想像的。周策纵的五四、红学与文论研究便是最好的例子。由于他对古今中外文史哲都通晓，从考证校注到西方汉学研究方法都使用，像对《红楼梦》版本，有其有关高鹗续书的论断，见解精辟，令人信服⑧。 三、超越中西文明为典范的诠释模式：包容各专业领域的区域研究与中国学 上述这种汉学传统在西方还在延续发展，我个人的研究方法与精神，由于在新马出生与长大，在1967—1972年代在美国攻读高级学位，特别受到其专业精神、研究深入详尽、不逃避冷僻的学问的传统训练影响。我在留学美国期间，美国学术界自二次大战以来，已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与前面的汉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很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希望达致西方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西方，对西方有所反应⑨。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释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单独顾及和诠释⑩。在西方，特别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四、多学科、多方法：往返于古典与现代研究领域的学者 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的新发展、趋向与前景》11一文中指出，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西方，尤其在美国，以中国文学作为研究专长的学者日愈增加，使中国文学研究在1970年代中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学者把自己的专长与研究范围限于中国文学之内，因此他们愿意被看作中国文学专家，而不是汉学家。刘若愚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到了1970年代，几乎已达到与古典文学研究并驾齐驱的境界，同时也说明很多学者都进出往返于中国古今文学之间。戈茨(Michael Gotz)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发表于1976年，比刘若愚的只晚了一年，他的结论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汉学的一部分，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严肃认真的研究已大大的发展起来，可以名副其实到了称为“学科”(field)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它已经从语言、历史、考古、文学研究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中脱离，自成一门独立的学科。1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为什么发展得这么迅速?戈茨的看法很有见地，因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许多不同学科的中国专家群，他们原来是研究古典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西洋文学，突然由于环境与生活的需要，纷纷改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1960年代中成名的学者中，像许介昱，一开始就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从1959年的博士论文《闻一多评传》开始13，一直到1982年逝世时，始终为现代文学效命。可是他在西南联大念的是外文系，后来在密芝根大学读硕士，本行却是英国文学，因此要找一位从大学到博士的训练，全是正统中文系出身的，恐怕难于找到。目前我只知道一位，他是柳存仁。他在北大和伦敦大学的学位，全是研究中国文学。虽然他最大的成就在古典领域里，他由古典进入现代文学也有极大的贡献14。这是贯通古今的优势。 在美国第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中，他们几乎是从别的学科转行过来的，而且经常往返于中国古典现代文学之间。像周策纵原是密芝根大学的政治系博士，李田意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夏志清和柳无忌都是耶鲁大学的英文系博士，其他学人像王际真、陈世骧、夏济安、卢飞白、施友忠都是英文系出身。这些第一代学人，离开中国时，已有旧学造诣，中国现代文学在亲身参予或耳闻目染中，也有基础，当他们把其他学科的治学方法拿过来研究中国现代与古代文学，又将研究古今文学的方法与经验互相使用，则很容易开拓领域，发现新问题。由于从跨学科的观点与方法着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才能成为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和文学的一本重要著作15。从现代重返古典，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又有所突破。《红楼梦案》、《论王国维人间词话》、《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考源》及很多论文中，周策纵证明很多方法与经验可贯通古今。他的文化批评与文化考古式的论证与分释建立了一种新典范模式16。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至今仍是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著作17，主要原因是夏志清在研究中国小说之前，已对世界小说理论与著作有研究，这部书实现了海陶纬(James Hightower)的预言： 以往从事中国文学的人，多半是对异国文学缺乏深切认识的中国学者。现在我们需要受过特别训练的学者，通晓最少一种为众所知的其他文学的治学方法与技巧，由他们把这些治学方法与技巧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上。只有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中国文学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西方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承认中国文学应在世界文坛上占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18 夏志清写完现代文学史，再回头研究古典文学，他对古典文学的见解就很创新，《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收在《爱情·社会·小说》及《人的文学》中的论文，其文学分析(1iterary analysis)比较视野，很显然是来自西方与现代文学研究之理论批评方法。19 这种趋势一直发展到今天，不少原来非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进入这一研究区域，主要是受学科与学科间的科际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之学术风尚之影响。这些学者将文学与人类生活上如哲学思想、宗教、历史、政治、文化衔接起来，给我们带来广面性的方法，帮助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认识古今文学，使文学研究不再是片断和孤立的学问，甚至可以将研究中的真知灼见和结果，文学与非文学的学科互相运用。 跨越学科的早期学人，周策纵便是其中一位，他在进出古今文学、思想、历史、政治之间，为五四运动找到较完整的定义，所以他的《五四运动史》成为各种科系学者的重要参考著作，他的古典研究如红学考证，已成为学术界的典范。李欧梵自己所走的学历道路，从外文系到国际关系，再从近代思想史到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正代表跨越科系的学术发展趋势。他的著作《浪漫的一代》、《铁屋子的声音：鲁迅研究》、《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现代性的追求》、《摩登上海》是文学、社会、文化和思想史，代表了多元文化跨领域的研究方向20。他主编的《鲁迅及其遗产》更是一部集合了一批学术背景与他相似的学者而写的多种途径、多种观点，探讨鲁迅的著作21。目前李欧梵正以研究现代的经验与方法来探讨晚清的文化研究。 在运用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中，比较文学占了量重要的部分，比“文学分析”更多。而近二十年来，文化批评(研究)研究又更加蓬勃，目前已成为主流22。李欧梵在《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论述了最新的发展状况，他指出，周蕾(Rey Chow)是美国最走红的学者，其代表作为《妇女与中国现代性》(1991年)23，而李欧梵的《摩登上海》(1999年)是目前最新的文化研究力作。我觉得以比较文学和文化批评来探讨中国文学，尤其现代文学，是欧美、港台华人学者及日本学者最特别的贡献。中国大陆在七十年代末期门户开放后，马上就注意到这方面的特殊成就。中国近年出版的研究现代文学论文，反映了以比较方法及文化批评研究古典、现代文学成了非常热门的研究方法24。 五、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思维模式 新思想、新研究方法、批评方法与视野、新理论，现在常用思维模式(paradigm)来通称，目前在工商界及学术界，这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英文paradigm指思想的方式(patterns of thinking)，它影响人对世界的看法，因而改变了现实25。王赓武在一篇《思维模式转变与亚洲观点对研究与教学的影响》论文中指出，目前出现许多思维模式的转变(paradigm shifts)26。在西方思维模式的转变，通常由于学术思潮所造成，或是对社会变化所引起的反应。在亚洲过去五十年来，特别是那些新兴国家，思维模式转变。往往由于大环境，尤其政治经济的发展所造成。 目前影响亚洲各国学术界的思维模式，根据王赓武的说法，可分成两大类型。一种主要在西方产生，这是知识驱动力型(knowledge driven)，另一种是环境变迁所造成，那是第三世界的思维产品。王赓武把目前比较显著的，对亚洲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在研究与教学有影响力者，列出十种新思维模式。其中属于环境转变型(situational shifts)者，有四种：(一)从殖民转变成反殖民思维模式；(二)从古典/传统转变成现代／西方思维模式；(三)自由开放社会科学思维模式转变成马克思思维模式，然后又转变回去；(四)从重视文化诠释转变成排除文化的诠释，然后又重新重视文化的诠释。主要由西方人口的经济型思维模式有六种；(五)后现代；(六)性别研究；(七)东方主义；(八)历史终点论；(九)及(十)没有边界的世界论。 以上这十种新思维模式，虽然会有所争议，甚至说某些不能采纳为思维模式，但至少好几种思维模式对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有广泛的影响力，包括中国文学。目前中国国内学者所推广与运用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如《中国文学新思维》与《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二书论述的各种文学分析方法，还有文化批评、多元文化等等，都是由上述这些新思维模式的转变所带来的文学新思考新方法27。这些新思维模式，再经过本土人的观点的调整与修正，它肯定对中国文学可带来新的意义与生命。 六、在全球化、本土化冲击下我的古今文学多元思考与分析方法 新加坡由于在地理上处于东西方的重要通道上，最早遭到西方文化的侵略与东方文化影响，成为最明显的具有东西文化的新精神新文明的国家。从殖民时期英国极权统治到高科技信息网络的新世纪，新加坡的文化处处都是呈现着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典范。另一方面由于新加坡原来长期遭受殖民统治，1965年独立后，我们才开始塑造国家认同，建构自己文化的本土性。所以新加坡目前正在经受全球化与本土化猛烈冲击的考验。 今天跨国界的流动多元文化现象，已不能只用传统或一元的思考方式去分析，因为种种因素改变了人的经验模式与时空座标。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击下，由于出生多元文化的社会，又在上述学术思潮中受训，我个人的解读现代文学的方法，从考证、注释、新批评、比较文学到文化批评都一一地加以运用。西方或中国文学为典范出来的解释模式我都因需要而采用。1970年代初期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区域研究正是高峰期，它强调现实性与实用性，因此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印尼的放逐与死亡，我以东南亚本土知识与社会经验来诠释一位中国作家在南洋的流亡与死亡，可以突破中国中心论对郁达夫的认识：在异乡寻找理想中国，在开拓南洋华侨的感召下，他改变了自己。在苏门答腊改名为赵廉，开酒厂，是郁达夫重新加入社会的一种宗教仪式28。我的导师周策纵教授要我做研究，来往于古典与现代文学之间，才会有所创新与贯通，我的博士论文因此选了古典论题。那时比较文学重视去发现或复活被忽略的好作家，西方学者像对李贺、李商隐的研究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学的 名作家。我选了晚唐的司空图及其诗论29。我的区域研究、现代文学、本土知识使我研究司空图时，重视地方志及一些杂书，也采用了西方文学的风格论与《镜子与灯光》中的理论架构来分析司空图的诗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经验使我重建司空图生平思想及其诗论，发现新的意义30。 我读高级学位时对现代与古典文学的训练与研究，使我三十年来不断来往于古今的领域里。我研究王维的诗，从年轻之作《桃源行》开始，他一共写了七首有关桃源行的诗作，它启发我以此为例，论述现代文学中的卷首诗(prefatory poem)与乌托邦(utopia)的问题，写成《桃源遽返，再访恐君迷：王维八次桃源行试探》的论文31。我研究现代华文诗，尤其朦胧诗，常用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诗永远停留在谜语里”，与梵乐希(Paul Valery，1871—1945)“诗人应该为我们制造谜语”的诗学理论。它促使我的红学研究因此离经叛道，突然发现曹雪芹早已有此诗学，因此写了《论<红楼梦>中谜语诗的现代诗结构》一文32。曹雪芹在《红楼梦》共有七次描写放风筝，每读这些文字都叫我意识到现代诗的象征结构，凭借这种现代与古典的交流，我写了论文《论大观园暮春放风筝的象征》33。 区域研究驱使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焦点放在异域中的作家。老舍一向被锁定为北京味最重的区域作家，但是如果只从一元的角度，北京味的传统理论架构来阅读老舍，那他那些属于世界华文文学中最早的后殖民文本与理论，如《小坡的生日》、《二马》及批评康拉德小说中殖民帝国思想的文章，就被忽略了34。我因为生活在新马多元文化社会里，才能以新马殖民社会、多元文化经验认识到《小坡的生日》及其他作品中的非北京非中国意义结构。老舍这些作品呈现了跨国的文化经验与主题35。 老舍1929年秋天到新加坡，除了因为口袋的钱只够买一张到新加坡的船票，原来还打算写一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表扬华人开发南洋的功绩，因为在伦敦期间读了康拉德(Joseph Contad，1859-1924)写南洋的小说而有所启发。康拉德在小说中，白人都是主角，东方人是配角，而且征服不了南洋的大自然，结果都让大自然吞噬了。老舍要写的正与其相反，他要写华人如何空手开拓南洋。可是教书的工作把他拴住，没时间也没钱去马来西亚内地观察，结果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以新加坡风景和小孩为题材，写了《小坡的生日》36。创造了小坡，一个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小孩子，代表第二代的华人思想意识已本土化，已成为落地生根的新加坡人。小坡的父亲是一个标准的早期的华侨移民，有宗乡偏见，可是出生于新加坡小坡一带的小坡，摒弃宗乡主义，不分广东或福建，《小坡的生日》童话后面对多元种族，多元语文与文化的新加坡社会，尤其花园城市之寓言，就是老舍用来逆写(write back)康拉德小说中的南洋。老舍通过创作一本小说，纠正白人笔下“他者的世界”。老舍在新加坡亲身感受到的被殖民者的痛苦经验虽然只有半年，但是由于他在之前，已在英国住了五年，而大英帝国正是当时新加坡的殖民者，所以老舍很快地就有深入广泛的对殖民主义者及被殖民者的了解。《小坡的生日》小说中的寓言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时代之争取与来临，正是本土文化与帝国文化相冲突，强调本土文化与帝国之不同的思考所发出之火花37。 研究了老舍小说中的对西方霸权与中国守旧、闭关自守的反思，很有启发性的引我重读李渔(161l---16807)的《十二楼》。其中《夏宜楼》的望远镜与老舍《眼镜》的眼镜，都是象征中国人固步自封，痛惜没有把视野扩大，走出中国领土。如此阅读，则可以把清代、现代小说母题传统连接起来38。王瑶曾说过：“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考察，目光只囿于三十年代的范围会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把研究视野作时间上的延伸。”39俄国学者谢曼诺夫研究清代小说的心得，使他在《鲁迅和他的前驱》一书中更有深度地为鲁迅小说解读，更准确地给鲁迅定位40。 七、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对中西诠释模式的挑战与回应 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帮助我对中西诠释模式加以挑战与回应，进而在中西文学为典范的诠释中，寻找另外更广阔的解释模式。新加坡人的多元文化，本土知识可以对西方的观点，中国的中原中心主义的诠释模式加以挑战与回应。过去夏志清说《小坡的生日》只是写给儿童看的童话，胡金铨以北京味的小说的审思，觉得它不像童话，也不是成人读物。西方白人学者与中国人也觉察不出这本小说的后殖民文学的特点。从多元文化与本土知识的解读，我们便可带来新突破，这本小说颠覆了以欧洲霸权文学为典范的文学主题与人物。 新加坡人作为海外华人社群的一个重要中心，可以在中华文化发展方面扮演积极的重要角色，我们过去对华族文化遗产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对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上的诠释，也可以从中西文学为典范的模式中，寻找出另一种解释的模式，让一些中国文学被忽略的重大问题与意义，重新解读出来。老舍对世界后殖民文学论述与创作便是一个例子。 新加坡在移民时代，在脱离英国殖民地而独立前后，中西强势／中心文化，把殖民世界推压到经验的边缘。中国的中原心态(Sino-centric attitude)、欧洲的自我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使得一元中心主义(Mono-centrism)的各种思想意识，被本土人广泛地接受。可是进入后现代以后，当年被疏离的、被打压的处在边缘地带的殖民世界的经验与思想，现在突破被殖民的子民心态，把一切的经验都看作非中心的(Uncen~ed)，多元性的(nuraljstjc)，与多样化的(Multifarious)。边缘性(Marginditv)现在成为一股创造力，一种新的文化视觉。走向非中心(Uncentred)与多元化(PluraliStic)成为世界性的思潮。边缘性的(Margin址)与变种的(Variant)成了后殖民语言与社会的特色。边缘性的话语(Discourses of Marginality)如种族、性别、政治、国家、社会，常常可以带来一种新的诠释模式41。 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已把世界联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发展，而是互相影响，然后形成多元共存的局面。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就更容易出现超越中西思维模式的理论与方法。这种诠释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但能贯通中国古今文学，而且能满意地解读世界文学。李白写《把酒问月》时，他是以全球意识思维的，普通人无法像诗仙那样超越人间，“人攀明月不可得”，而他却飞上月宫，看见“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语谁邻”，因此李白从全球意识看，他才明白明月不但照全球还照古今。因此我用曾照全球古今的明月来比喻最理想的诠释模式：“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注释 ①李白《把酒问月》，《全唐诗》卷一七八，上册(台北：宏业书局)，页1827。 ②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新加坡亚洲学会与文学书屋，1984)，页349--365(郑和与马六甲)；366---384(葡人殖民马六甲)。 ③Drvid Hawkes“Classical,Modern and Humane"。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 eds John Minford and Siu-kit W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9)，pp．4--6。 ④The Chinese Classics(London：Trubner，1861—1872)。翻译工作在香港1861完成。 ⑤关于新马汉学的早期研究，参考程光裕《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汉学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台北：国防研究院及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页71--108。 ⑥周法高《汉学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页8--16；James Hightower．“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Vd．V(1955)，PP．117—124，中译见《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页253—265。 ⑦杜维明《汉学、中国学与儒学》，见《十年机缘待儒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33。 ⑧周策纵的代表作有刀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S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红楼梦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 ⑨杜维明《汉学、中国学与儒学》，见《十年机缘待儒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12。《关于中国学在美国大学的发展研究方法》，参考Paul sih(ed．)，An Evaluation of Chinese Studies(New York：St． John’s University,1978)。 ⑩同注⑦。 11 James Hu，“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Recent Developments，Current Trends，Future Prospec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XXXV，No．1(Nov．1975)，PP．21—30。我在1991年曾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见《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343--356，但目前已正蓬勃的从文化批评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当时还未论及。 12 Michael Gou，“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Chinese Studies in the West"．Modern China，Vol．2，No．3(July 1976)，PP．397--416。另外参考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见《漫谈中国新文学》(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80年)，页l09---119。 13 “The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a Modem Chinese Poet：Wen I-to”(Start， ford University，1959年)，经过修改出版成书：Wen I-to(New York：Twayne，1980)。 14 柳存仁的现代文学著作包括与茅国权合作英译巴金的《寒夜》Cold Nights(Seattle：University 0f Washington Press，1979)，“Social and Moral significance in Modem Chinese Fiction”，Solidarity，3(Nov．1968)，pp．28--43等等。 15 博士论文原题为“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b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University Of Michigan，1955)，经过修改，出版成书：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16《论王国维人间词》(台北：时报文化，1981年)；其他见注⑧。 17 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年)。 18 海陶玮作，宋淇译《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见《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页253--265。 19 C．T．Hsia，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New Yok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 20 Leo Lee，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中西文学的徊想》(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台北：麦田，1996年)；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1 Leo Lee(ed)．，Lu Xun and His Leg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22 有关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向，参考李欧梵《文化史跟“文化研究”》、《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页182--186；及王德威《小说中国》(台北：麦田，1993年)一书中《批评的新视野》一辑中的三篇论文，尤其《想像中国的方法》及《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页345—407。 23 李欧梵《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一篇讲稿，未发表；周蕾Chow Rey，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年)。 24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就反映了中国学者已从比较文学走向文化批评研究。 25 Joel Barker，Future Edge：Discovering of New Parading of Success (New York：w．Morrow，1992)。 26 Wang Gungwu，“Shifting Paradigms and Asian perspectives：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Reflections on Alternative Discourses from Southeast Asia,ed.Syed Alatas(Singapore：Centre from Advanced Studies，1998)。 27 朱栋霖主编《中国文学新思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提倡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等批评理论与方法。曹顺庆主编《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代表中国比较文学跨人第三时期，以论述多元文化，同样的《北大比较文学丛书》与《北大学术讲演丛书》也是如此，最新一本是克莱斯@瑞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也是说多元文化的书。 28我的硕士论文A Study of Yu Tafu's Lif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939--1942年，MA thes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69。后自改写成中文，见王润华编《郁达夫卷》(台北：远景出版社，1984年)，页3--71。 29Wong Yoon Wah，Ssu-K’ung T’u： The Man and his Theory of Poetry. Pb．D．thes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72年。经过改写出版成二本书：Ssu-K’ung T’u：A Poet-Critic of the T'a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6年)；《司空图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 30关于把司空图诗论以艾伯寒斯(M．H．Abrams)的The Mirror and the lamp(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年)的诗学来分析的部分，见《司空图新论》页213--225。 31见《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页299---315；又见《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139---151。 32见《大陆杂志》第九十卷第三期(1995年2月)，页69---75。 33见《大陆杂志》第八十九卷第三期(1994年9月)，页36---43。 34我在《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见《老舍小说新论》(台北：东大，1995年)，页29---46，曾分析中西学人的误读。 35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页1--46；79--210。 36我研究根据的版本是《小坡的生日》(上海：晨光出版社，无出版日期)。这本小说完成于1930年，1931年1月至4月在《小说月报》第x卷第1号至第4号连载。生活书店1934年7月初版。这本小说目前收集于《老舍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二册，页1—146。 37参考本人的论文《从后殖民文学理论解读老舍对康拉德热带丛林小说的批评与迷恋》，《老舍与二十世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171—186；又见《华文后殖民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 38 Bill Ashcroft and Others，The Empire Writes Back(London：Routledge，1989)，pp．12--13；104--105；Bill Ashcroft and Others(eds)，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5)，pp．132--133。 39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文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页145。 40谢曼诺夫，李明滨译《鲁迅和他的前驱》(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41 Bill Ashcroft and Others, The Empire Writes Back (London: Routledge,1989), pp. 12--13; 104--105;Bill Ashcmft and Others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132--133. 原载：《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