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大可同志的《史记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问世了，共收论文二十三篇，系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这是一本代表《史记》研究新水平，熔科研教学于一炉的专著。 本书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对《史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即:总论、疑案探讨、论《史记》编纂学、论司马迁的思想和三十年来《史记》研究成果评述。这些独立成篇的文章，并非孤立零散或彼此无关，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撰述的，是作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史记》进行全面系统的长期探索的结果。 作者在有关古今研究《史记》资料的搜集和占有上，涉猎十分广博，功夫深厚。以清代和新中国建立后这段时间为例，对《史记》进行过研究的就有四五百人之多，而撰写的著述，更是浩繁不计，单解放后发表的《史记》研究论文便达到三百余万字。纵观大可同志的著作，对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虽不能做到毕览无余，但其中的主要部分，几乎都未曾放过。用力之勤，钻读之苦，当可想见。 司马迁致毕生精力于述史，以自己的生命铸成了他的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的内容到底指的是些什么，千百年来，人们却不知究竟。大可同志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融会百家学说以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创立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的表述形式；一家之言的核心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根据作者的论证，我们认为这样的归纳和评述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推敲的，是《史记》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突破。 《史记》的五体结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此种纪传体形式被封建王朝定为国史正体，而历代学者大多偏于从史料编纂方法上探讨其得失，以致对《史记》的内容为什么会如此丰富这样的重大问题也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大可同志改弦更张，摆脱了封建旧史学纯资料性的考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着重从笔法义例上进行研究，详细地剖析了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之义，同时指出，《史记》之所以能做到“经济、政治、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地利等无所不备”，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五体结构的完整体系，基于体制完备，故能包罗万有。大可同志对《史记》五体结构的探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弥补了史记学研究在这方面的缺陷，确实显得前进了一步。司马迁创造了《序》、《赞》的史论形式，但遭到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抨击，意见猛烈到说《赞》乃系画蛇添足的程度，此说在唐以后颇有影响。对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刘氏的指斥不当：“一部历史著作，若无作者的评论和观点，只能算做资料汇编”。同时深入分析了《序》、《赞》的内容和作用。①考证史实；②调查研究；③对历史人物进行直接的评论；④阐明述作之旨；⑤提示作史之例。 以上的几点分析表明，《序》、《赞》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或多余之举，而是一种寓意深微的优秀的史论形式。读了大可同志的论驳可知，刘知几的意见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本书对《史记》互见法的探讨尤为出色。“《史记》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述史方法，这种方法是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这个问题曾长期争论不决，有的说司马迁剪裁取舍失当，有的说重复迭出难于避免……。大可同志经过精心探求，找出了司马迁为什么要创立互见法的原因： ①互见法能使复杂的历史事件显得线索清楚、层次分明。《史记》的五体结构能容纳众多的历史素材是其所长，而纪事重复冗赘则是其所短。运用互见法，不仅能扬长补短，且可化短为长，使每篇都能做到重点突出，记事简练而又详略得当。 ②互见法集中史事，使历史事件的叙述首尾完具，具有纪事本末体的特色。如《吕太后本纪》详诸吕之变；《陈涉世家》详秦末农民战争发难之势；《吴王濞列传》详七国之乱；《大宛列传》详汉通西域等，可以说是具体而微地体现了纪事本末的笔法。 ③互见法使回护与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获得了妥善的解决。 ④互见法是塑造历史人物典型形象的一种特写方法，本传集中描述人物一生的最典型事迹，而将人物的侧面载于他传。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光彩照人，就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互见法。 ⑤互见法两传存疑，广载异闻以备参考。 人们过去对《史记》互见法的认识比较粗浅，仅简单地归结为材料编纂上的“互文相足例”。大可同志对《史记》互见法的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提供给了我们探讨司马迁一家之言的一把钥匙，无疑也把对《史记》的研究引向了新的深度。 班氏父子提出《史记》亡缺十篇，此说一直为历代多数学者所接受。大可同志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辨，认为今本《史记》除残亡四篇外，基本上保持了原貌。细读作者的文章，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以接受的，符合历史真实的。作者的这一研究成果，或许应该说，可以基本结束学术界在这个疑案面前的长期徘徊。 《史记》断限问题，过去许多学者都感到难于剖释，一直众说纷纭。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很有说服力的看法：《史记》本有两个断限计划——“起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计划。起于黄帝，至于太初，是司马迁扩大的计划”。上起黄帝是大一统历史观的反映。“至于太初”而附载大事又尽武帝之末则是为了实录的需要。作者的这个见解，同《史记》的成书过程和司马迁的历史方法论恰相吻合。论证相当有据，我们仿佛看到，凝聚在断限问题上的疑云迷雾已经大部分被驱散了。 “太史公”释名的疑案更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总结了两千年来的各种说法，竟委穷源，把“太史公”释名与《史记》书名之演变结合起来考察，这一方法,确实抓住了解决这一疑案的关键，作者认为：“‘太史公’不是官名，此称‘太史’为官名，‘公’字为尊称，乃是司马迁尊称其父，署官以名其书曰《太史公书》，故百三十篇之序赞题‘太史公曰’是必然之理，均司马迁自题，不是外人所加。‘太史公书’取义太史所记之书，故演变为‘史记’也完全符合司马迁题名之原义。”作者的这一结论即使不是最后的定论，却也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研究中具有充分理据的一家之言。 如何估计建国三十年来《史记》研究的总成果，怎样推进《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作者在《三十年来史记研究述评》一文中做出了实事求是的估价，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作者建议成立一个史记研究中心来组织和推进《史记》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该文在《人文杂志》刊发以后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注意。我们深信，随着四化建设的步伐，作者的建议必将成为现实。一个深入研究《史记》的新局面会很快出现。作者在论集《后记》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将会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们预祝作者的新成果在不久的将来问世。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盛世，看得出来，作者收入论集中的全部研究文章，都紧扣着这一历史背景，从而也就弄清楚《史记》这部不朽名著的产生，乃是主客观条件的统一促成的，主观条件——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客观条件——西汉的大一统和文化高涨，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雄伟事业。大可同志把自己的整个研究置于这样的基础上，在方向上是对头的，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大可同志治学严谨，考证之篇固不少，却不拘泥于繁琐的引章摘句；论述深入浅出，说理明白透辟，行文流畅激扬，遣词朴雅清丽；既有学术上的新造诣，而又通俗易懂。一本具有作者一家之言风格的学术专著能做到这样，是颇不容易的。还应当指出的是，大可同志是近年来才活跃于史学论坛的中年同志，在短短几年里，竟然取得了这样丰硕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