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谈到“70后”小说家的创作特征时提及：“历史背景的模糊，热衷书写日常生活，泛意识形态化，以及延长了的青春期等等——这几乎成为共识。”以及谈到“70后”小说家的创作瓶颈，此时“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他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张莉进而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写作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我们该如何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如我们如何理解文学写作的个人化与公共性？”
    2009年第8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以“文学：回到思想的前沿”作为论坛主题。会议中提到当代文学“个人化写作”与“缺乏思想”的问题，并且有许多具辩证性的讨论，例如施战军提到，“思想饥渴的另一面是问题焦虑，把思想缩略为一种问题，这样的话我们会适得其反。”梁鸿提到，“赞成个人化写作，但不能成为小众的文学，应该把本身的一种冲动和大的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对接，而现在恰恰就没有对接。”以及黄咏梅提到，“思想对我们作家来说是不避不闪的思考”、“写一个对自我不避不闪的小说可能是我目前真正想追求的”。
    作为台湾地区“80后”的研究者，对于中国大陆作家及评论家的议论很感兴味。差别在于，在中国大陆“文学写作的个人化与公共性”是普遍被当成“问题”看待的，在台湾地区“个人化写作”、“与社会现实沒有对接”很少被视为问题。中国大陆作家对于时代的“思想前沿”的回应方式是可供借鉴的经验。因此，希望继续延续张莉提出的问题，分析“70后”作家如何理解“文学写作的个人化与公共性”。主要以“70后”作家黄咏梅作为探讨对象。
    小说的书写策略
    小说中的去个人化写作，主要体现在写作姿态的冷以及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黄咏梅从鲁迅的写作姿态谈到写作要避免生命中的暖：
    凡是大家都会珍惜自己精神的冷。据说我们的鲁迅大冬天窗外雪花纷飞却始终穿着条单裤在桌前用手上的笔投放大量的“投枪、匕首”，肉体的冷和精神的冷折磨着他，他从灵魂到肉体都在享受着这种折磨，永远愤怒，永远失恋，永远雪上加霜。有人分析说这是鲁迅解决自己长期性压抑的方式，我觉得这其实是鲁迅高度紧张地对抗精神的暖的行为。
    此处的“暖”造成理解他者的双重阻碍，一是以个人的温情妨碍了社会的严肃议题的探讨。以及这种个人精神的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相互暗合，鼓励人追求个人生活的质感，默许人旁观他人之痛苦。
    个人化书写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作家的主观情感介入破坏了角色形象的真实性，如福楼拜所云：“小说应避免作家主观情感的介入，一个人对一件事感受得越少，他就越可能按它真正的样子去表现它。”以及《小说修辞学》中提到“作者的客观性可以指福楼拜称之为冷漠性的东西，即一种对一位作家的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无动于衷或不动感情的态度”。更论及这种对客观性的重视，会使作家的写作像书记员的抄写，堕入无理想的虚无主义。作家自身的关怀与理想与文本所反映的现实之间，两者的关系应如何处理是当代小说必定面临的问题。
    不同于许多“70后”作家时常流于个人经验的书写，作者与隐含作者趋于同一，黄咏梅“捡拾故事”小说中隐含作者与作者脱离，从《把梦想喂肥》《隐身登录》《走甜》收录的小说来看，敘述者有弱智的大龄女子、女知识青年、嫁给社会精英的女模特儿、卡车司机、OL、患癫痫症的年轻女子、成长期的少女等等。不同于多数两岸“70后”小说家对于小说人物寄予的温情，黄咏梅透过隐含作者所呈现的小说角色也多以自然主义式的冷色调描述，如评论者郭艳提到“‘冷’的去主体性中，实际上暗含着对于他者主体性的艰难寻找”。
    黄咏梅小说的敘事视角值得探究，例如《负一层》夹杂使用全知式的第三人称叙述以及有限第三人称的叙述。其中的隐含作者在道德与情感上都远离小说中的人物，使读者能较为抽离地进入智力有些障碍的女主人公阿甘的视角，此也暗示阿甘无法叙述自身的困境。阿甘是个总对生活“慢半拍”的人，无法把握与理解社会的整体性，总是在现代社会的复杂规律中“兜了一个大圈，然后回到原点”。即使自杀后，她的死因和动机也是由她的母亲与酒店的总经理诠释。这不只是“负一层”、底层的困境，同时也是普遍的现代都市人的困境。
    或是《隐身登录》中全篇使用患癫痫症的年轻女子莫末的第一人称叙述，描述了青年的虚无感与对情感的探索。因为认为自己是“一个病人”，莫末对他人欠缺同理心。小说中多见自白姿态的个人化的叙述，例如把癫痫症发作称为“时间偷停”，或是谈着自己的网络交友经验与感情观。这些叙述方式已预示《隐身登录》没有信仰和理想的小莫需要的是一个可听取告解的理想读者。
    无论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都很少看到小说中隐含作者对角色寄予的同情。这种距离既少了道德劝说以及价值立场，也使得角色的人物与命运更清晰地呈现。福楼拜曾云：“一个人对一件事感受得越少，他就越可能按他真正的样子去表达他。”隐含作者带入自身的感受与价值判断会妨碍读者对于小说家的理解，但若因此推论作家本人对人物沒有寄予关怀亦有待商榷。小说的去主体性可说是有意为之，作者曾在访谈中谈到：
    我的小说，如你所说的，早期的作品主要写他者，在我身上找不到对应的地方，即使连人物的存在感都不明确。拿陈晓明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去主体性的小说”。我喜欢把“我”隐藏起来，以使得我与人物可以共存在同一境遇中，存在着人物的存在。
    作者有意拉开与小说人物的距离。相较于果戈里透过大量的反讽使隐含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叙事相互分离，黄咏梅的小说较少使用反讽，但多使用相反概念的对照。例如《负一层》中阿甘把父亲骨灰拿去微波后闻到香气，说“阿爸好香”中的香气和死亡。或是《走甜》中男子本欲与记者苏珊谱上恋曲，却因闻到药油气味而作罢，“这味道对他而言，散发着衰老、不支、无奈……”《契爷》中智力有问题的卢本，却被认为能掌握知识人也不能控制的未知命运。《隐身登录》中的爱与死亡的主题等等。这种反差使得隐含读者的意图变得模糊不定，有助于达成陌生化、间离的效果。
    小说的人物叙述
    已有许多论文谈到黄咏梅小说是以广州的小人物为主。小说中时常描述经济变化的脉动对于小镇中生活的人的影响，如《契爷》中夹在小镇与都市之间而处处受乡里与父母掣肘的女子夏凌云，《多宝路的风》中前往都市工作终又回到小镇的乐宜，《开发区》中丈量自己身价寻找适合结婚对象的“开发区”（叙事者对她取的绰号）等等。
    在小说中的小镇与都市之间存在两种价值观的拉锯，像是《契爷》中的乡里习俗以及伴随着经济开发正逐渐成型的新价值观。小说中主要有两种类型的人物，一是持主流价值的一般人，一是边缘人。小说中主要的叙述者，通常是前者带着同情与理解的视角看待后者。主流的价值观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叙述，而小镇中的“异见者”则是被描述的对象。这种主流—边缘叙述结构是黄咏梅小说的特色之一。例如《契爷》中被叙述者叙述的夏凌云，《开发区》中被叙述的开发区，《负一层》中被叙述的阿甘，《小姨》中被叙述的小姨，《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中被叙述的克里斯蒂……他们被主流价值视为边缘（弱势或是异见者），是被叙述者观看的对象。
    这类的叙述者大多是不稳定无明确主体的叙述者，例如《契爷》中描写小孩欺负卢本的段落：
    因为有大人撑腰，我们捉弄卢本更加肆无忌惮。我们把狗屎用纸包起来，塞到断掌的脚趾缝里，让卢本一脚踏上去，准中；我们在附近的阳台上，用弹弓瞄准了卢本的脑门，给他两颗纸折的子弹；当然，我们最经常做的，还是在断掌上面尿尿，卢本从来不生气，也不会给大人告状。
    所以，我们断定卢本一定是神经有问题。
    以“我们”名之的叙述者，多用于黄咏梅的这种主流—边缘叙述结构之中。如《开发区》的“开发区不在街区，不在江边的新城里，开发区在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她是我们的街坊”，或是《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叙述职场工作“在我们这种外企，人和人之间本来就不容易走近，看起来我们共用一台电梯，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台独立的电梯，升职、加薪、跳槽、‘炒鱿鱼’，这些是每个人的楼层……”这类叙述容易联想起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著名开头段落。相较于第三人称有限叙事，叙述者与小说中人物的明确分离，透过“我们”，叙述者同时作为小说人物而被戏剧化了。
    叙述者有时像鲁迅所批判的冷漠的“看客”形象，有时又对被看者有较多同情的理解。在像是《小姨》之类的小说中，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人称是从“我”到“我们”，人称的变化也暗示两者之间价值观的远近以及两者的改变。但总体而言透过对观看对象的叙述，从小说的开始到结束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大多受到动摇，时代变化以及人心的惶动在这动摇之中被加以显现。
    20世纪90年代末，“70后”女作家成为文坛与评论界的热点话题，她们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开放以及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变，与上一代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当时的文学生产氛围偏好个性的写作希望远离父祖辈的革命叙事、大叙事，加上出版自由的商业运作机制的推波助澜，使“70后”作家个人化的写作逐渐盛行。无论是大叙事、市场商业机制以及过度个人化的写作都在某种程度上遮蔽真实，因此避开上述的问题，尽可能地书写真实可说是“70后”作家所面临的写作课题。
    虽然面临上述问题，但相较于台湾地区同时代的作家，中国大陆当代作家仍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台湾地区当代小说中个人化写作的问题可说更为严峻。即使以中国大陆的当代小说作为参照，却又时常因为小说中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传承而难以被台湾地区读者阅读理解。
    与之相较，黄咏梅小说对于历史议题较少正面触及，主要以岭南、广州为主要背景，与台湾地区的风土民情较为接近。小说多写平凡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日常生活，与台湾当代小说有较多的共通之处。并透过隐含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分离，避开了“70后”女作家如棉棉、卫慧等人极端的个人化写作，使写作更能接近他者的生活。笔者认为黄咏梅小说中活用叙述视角的转换，以去个人化、去主体化的姿态抱持去书写他者，或可作为台湾地区小说家写作的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