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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学家康德无比虔诚地指出：“这个世界上惟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震撼，一是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的确，宇宙自然以其奥妙神奇变幻莫测，人性道德以其通透灵魂奥妙玄机，而引世世代代的人们为之折腰。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伦理道德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中心的地位。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带上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不仅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的精神动力，也是推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在当下的社会道德生活中，以商品交换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以道义为原则的社会道德建设的冲突是一个客观存在。有人曾将之视为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一些人由此生怨，诅咒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带来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之类的消极后果。 但我们不能一味诅咒。因为，正如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一样，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时指出：“在它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环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活动有本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仓促而急剧的社会转型，造成了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一系列形式合理但实质不合理的弊端。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合理诉求的掩盖下，原本局限于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原则被一些人演绎成了基本的人生信仰和生存策略，这导致了传统美德以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失范，导致了拜金主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及善恶不分、见利忘义的“道德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毋庸讳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这些代价的付出都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缺席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理想信念淡薄和思想道德滑坡显然与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相违背，就连乱砍滥伐、破坏生态平衡所反映出的问题实质也无非是要么缺乏保护生态平衡的科学知识，要么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漠视国家、集体利益，同样是违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顺应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潮流。 古希腊著名辩证法大师赫拉克利特曾经天才地指出：世界上一切皆流，万物常新。道德世界概莫能外，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而提出的判断是非、荣辱的价值标准。因为，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并由此产生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矛盾的态度和方法，提出评价这些行为的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但由于“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而在当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多层次，从而形成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局面。但是，无论哪种利益主体都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做出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有利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选择。所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应是我国人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 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一个关心道德问题的人 １９５０年，美国先锋作家威廉·福克纳站在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说道：“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这是一个作家最为本质的价值观，也应该是所有作家从事写作的永恒的精神动力。有人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即是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时代。”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许多人眼里，与道德相关的教育和训导是陈词滥调，是权力的显示，是不值一哂的骗术。我们在不少人身上很难看到精神或哪怕“伪精神”的痕迹，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于是，物欲在生活中横冲直撞，在精神领域中跑马圈地，但空虚、浮躁、脆弱、焦虑等一系列心理感受也随之而来，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这个时候，文学的抚慰与疗救精神的功效显现了。因为，文学有反映生活的功能，它可以表现种种真善美，让人体味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令人欣悦的美，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文学还可以表现社会上的假恶丑，并批判它们，让人看到假恶丑的不合理，不合乎人性，使人培植起理想，涵养出道德，抚平心灵的创伤，获得前行的力量。 卡莱尔说：“没有手，一个人可以有脚，还能走路；但如果没有道德，他就不可能有智慧；一个彻底的无道德的人根本不会知道任何东西。”是的，一个作家没有稳定的道德基础和正确的道德观念，既不会有深刻的理性认知能力，也不会写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文学对人类“德性”的影响很大。为了更好地增强人类的“德性”，我们必须增强文学的“德性”，而要达此目的，我们就要树立起作家人格上的那种凛然正气与道德的思想力量，从而使创作中存在道德伦理的强大批判力。道德缺席或道德品位低下的创作者会被贪欲、媚俗观念左右，进而丧失表达上的真诚以及感知上的敏感，作品的艺术价值会趋于平淡无味甚至华而不实，缺乏责任精神和内在的力量，没有善良的流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他们会热衷于社会中怪诞和霉暗的事物，大肆宣扬放纵、下流和黄色等等毒瘤的东西，以反叛和否定道德为能事，造成对公众心灵的严重污染。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但与道德无补，反而腐蚀着人的心灵。这样的作家与贩毒者实无二致。 如果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这句话有些绝对的话，那么，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一个关心道德问题的人，应不致引发异议。的确，伟大作家的作品，大都具有可靠的、稳定的道德立场，大都包含着能够对他的时代甚至对一切时代，都足以产生积极影响的巨大道德力量。一句话，正是由于道德的高尚，一个作家才足称伟大；正是由于道德的健康，一部作品才堪称优秀，才有可能不朽。 社会主义荣辱观使时代的文学创作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方向 诚然，文学创作是通过语言结构进行审美或是审丑的创造活动。避开伦理道德负载的作品自然是存在的，也不乏佳作。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艺中出现的唯美倾向，可以说是对过去极端的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有力反驳，同时也是文艺自身多样化的一种表现，自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有敏感者只要听到作品和“文以载道”四字相关，和政治相连，立刻条件反射心生反感，不分青红皂白一棒子打死的做法也难免失之简单。试想，一个作家的心灵与道德规范彼此相通，合二为一，道德内化为作者之心灵，笔尖流淌确为道德心灵的感发，何过之有？相反，心灵与道德融为一体的作家凭借慧心与正义感亦必能感常人之所不能感，言常人之所不能言，如此对于文学事业有百益而无一弊。若是作者内心与道德规范相隔一个孙猴子筋斗的距离，而硬将文字往道德规范上套，则此时的道德自然变成了生硬的说教，说教和教条自然产生束缚性，如此的教条不化生搬硬套的文学创作自然又会束缚文学的发展。 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于简练的表述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基于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时代精神的汇聚和体现。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它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每一个公民的一举一动；像一个法官，拷问着每一个公民的道德良知；像一股清风，净化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道德观念，要被社会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都需要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和传承。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也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注重把“八荣八耻”的价值取向贯穿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全过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 西哲有名言：道德不毛之地，即是文学不毛之地。文学创作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作家要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弘扬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善于发现和运用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楷模，使广大群众见贤思齐，陶冶心性，培植情操，形成惩恶扬善的氛围。但文艺工作者须知，古往今来伟大的作品，不是都贴着醒目的道德规范的商标，但其中必有某种深刻的道德意味隐匿于作品当中。同时要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一针见血，不留余地，真正体现批评对文学精神的张大和维护，使批评真正成为如夏普兰所说的“是向作家提出有益告诫的艺术”，大力推介符合“八荣八耻”的标准、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批评各种不辨荣耻甚至以耻为荣的不良作品，从而使现时代的文学创作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方向。 原载：《文艺报》2006年7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