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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弘扬与培育文学精神的灵魂。创新永远是创作不竭的活力，也是作家生命的源泉。历史没有止步，文学精神创新也就不会终结。 创新文学精神空间，应当是在传承中国优秀文学遗产基础上的发展。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艺术瑰宝，是人类文明画廊丰富多彩的原创性的优美艺术旋律；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曹雪芹等文化名人，是世界文学殿堂异彩纷呈的经典性的壮丽文化景观。 大量创作实践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建设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会孕育出新的文学精神。它不是传统文学精神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作家以极大的热情、优美的韵律、正义的呐喊和热烈的呼唤，将哲理和激情撒遍神州大地，使光明照进了黑暗中的铁窗，唤起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憧憬与追求，引导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去追求理想与光明；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作家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保家卫国，表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许多进步的作家，用血泪创作了大量鼓舞斗志、反抗侵略的优秀作品，激励四万万同胞“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鼓”与“呼”。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以其宏伟的架构、先进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塑造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灵魂，并且赋予他们以长久的美感和不泯的激情，不仅使之彪炳于文学的史册，而且照亮了读者的心扉，以至成为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壮美史诗与英雄碑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家们致力于先进文化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与时俱进，“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民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来启迪人们的智慧、鼓舞人们的斗志和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等等，都是在传统精神的感召下再创文学新辉煌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创新文学精神空间，必须是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走民族文学精神发展的道路。当今世界的各种文学思想，既有进步的又有落后的，既有积极的又有颓废的；文学思想的相互激荡，既有吸纳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争。关键是我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吸纳进步的、积极的文学思想，使之与自己的民族文学相融合，同时排斥落后的、颓废的文学思想，对之进行坚决抵制与扬弃。凭借这个精神力量，去积极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成果，并从本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时代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的文学精神。譬如，世界文学中那些在急剧变动的时代和世界面前表现出雄浑博大的整合的力量，表现出殚精竭虑的搏斗的精神，就是那些伟大作家保持着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类取得进展的艰难历程，以及为此斗争而需要支付的巨大代价，往往能给予我们精神的激荡。希腊悲剧中英雄的无奈、绝望和抗争，歌德对于德国民族文学中强劲、健康和有力的素质的召唤，托尔斯泰晚年抛弃一切私愿重新开始追问的无畏，波德莱尔面对丑恶与颓废强调的革命性精神，无不体现出人类前行历史的悲壮，同时也袒露出文学精神内部的优秀素质，不可动摇的果敢，为认知自身而承受的苦难挣扎，以及建立使人性挺拔的精神殿堂所必须具备的力量。这种内心中存有的精神的力量，这种从艰难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这种保卫人的自由和幸福并为朋友所依赖的精神力量，都曾是启动中国文学精神创新的触媒。由此似乎可以说，近百年来几次西方文学引进的高潮，常常是从对域外文学生吞活剥的模仿，逐步走向与本土精神、民族生活相融相洽，逐步走向深入地描绘民众生存的真切体验，而完成了自己的整合和更新。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狂飙派的前卫色彩，到后来巴金、老舍、茅盾、赵树理的民族现实生活的写真；从80年代新时期文学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对诗歌、小说铺天盖地的影响，到后来现实主义精神在作品中的高层次回归，以及平民化的新写实作品的出现，等等都是在不断吸收异域文学精神因素，化为自己的血肉，取得周期性的更新。 创新文学精神空间，一定要在时尚化写作消退的文学精神中更新、开拓、创造。近年来的时尚化写作，往往与文学功能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起伏相联。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化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精神价值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变化，它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密切联系，它将蕴含现代人亟须的精神元素。因此，用睿智的眼光，超越题材表层时空的有限意义，开拓逐渐消退的文学精神的思维空间，拓展时代性的精神主题，就是文学精神创新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第一，突破欲望化，寻求民族灵魂。90年代以来，由于商品化、实惠哲学带来物质对精神的覆盖，使“欲望化写作”、“欲望现实主义”成为时尚。于是，过分依赖感官和本能，必然导致放弃对多重人生价值的参照和探索。创新意义空间，突破欲望层面，就必须由家庭、乡土、政治文化进入民族灵魂。即不满足于描绘世相的喧嚣、人欲的横流，而是直接进入道德判断、人文关怀，从而使作家们能在广泛地审视苏北平原、荆楚大野、阿坝草原、陕南僻壤以及青春的骚动、土地的热力、人性的张扬中，关注当代文学的精神生态，思考文学精神的当代生长，开辟另一种文学的意义空间。第二，穿越世俗化，突出崇高性。近20年来，由于扬弃“假”“大”“空”和伪崇高，作家大幅度向真实生活回归，向平民百姓生存回归，向写实主义回归。于是，相当多的作品就停留在知足常乐、健康长寿上，停留在平安舒适、物质利益的低俗趣味上，或崇高感缺失，或理想精神不足，或英雄文化疲软，使得这种世俗化日渐“凝固化”。穿越世俗化，提倡崇高感，就必须让当今文学发挥出阳刚的一面，像《英雄时代》、《大江沉重》、《天高地厚》一样，充满憧憬，激荡人心。既致力于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潜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又致力于对当代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发现和重塑。第三，超越“人性化”，高扬人格美。近年来，有的作者随意颠覆“红色经典”，以为注入一点儿小资情调，作一些翻案文章，颠倒一下原有的人物关系，高大降为平庸，坚贞变为放荡，刚强变成窝囊，就算完成了人性化处理。其实，这只不过是旋生旋灭的泡沫而已。高扬人格美，发掘积极意义，就应当准确把握历史观和道德观的辩证关系。创作现象是五花八门、缤纷浩繁的，人们需要的东西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问题的关键是，文学的真诚与深邃要体现在作品的精神追求上，体现在作家的人格精神上，体现在对人的灵魂的关注上。这种创新才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读者的需求。 原载：《人民日报》2006年7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