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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它的衰落已有多年，一个更深层的“症结”和“危机”，那就是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演变过程中走进了一条自我封闭的高雅、精致的“隧道”，疏离了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失去了短篇小说应有的“野生性”。 我这里所谓的短篇小说的“野生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短篇小说对急剧变革、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的敏锐把握和艺术表现；号称文学“轻骑兵”的短篇小说，理应把反映底层的、世俗的、变幻的当下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二是短篇小说始终应当保持求新、求变的渴望，把那种不拘一格、充满创新的艺术特征呈现出来。短篇小说的空间有限，传统又那么深厚，不充分体现它的“活泼”和“野生性”，怎么能自立于小说家族呢？如果说前者是它赖以存在的表现内容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吸引人注目的审美形态，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使短篇小说焕发出勃勃生机。 新时期文学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期，短篇小说横空出世，在“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中真正充当了“轻骑突进”的角色，它来自底层社会，凝聚了民众的感情和诉求，具有一种世俗的、民间的、大众的特征。但到80年代中后期，“寻根”、“先锋”短篇小说，就由现实前沿后撤到了精英知识分子岗位，它在思想探索和艺术表现上大大推进了一步，变得高雅、艰深起来，而路子也越走越狭窄了。90年代初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呼唤着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重回现实、重回民间，涌现了一批表现社会人生的“原汁原味”的短篇小说力作，其通俗化、原生态的特色，比新时期文学初期更为鲜明。而随着90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随着长篇小说的持续升温和中篇小说的稳步发展，短篇小说淡出中心。许多成名作家更青睐的是反响大、效益好的长篇小说，他们虽然对短篇小说一往情深，也偶有佳作发表，但已不再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了。而七八十年代之后的作家，一上手就是长中篇小说和电视剧，对短篇小说已经没有多少感情了。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短篇小说在“个人化”、“私人化”、“文人化”写作的文学潮流中，已越来越变为功成名就的作家们的精神寓所和智力游戏。短篇小说这种“雅化”走向，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当它成为整个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潮流的话，它的衰弱、没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我很认同汪政先生在评论2005年短篇小说创作时说的一段话:一些短篇小说作家“专注于形式，专注于创作者对语言的感受，营构一座座语言的迷宫，写作成了个人的不及物的游戏，技术的探索、演进与积累被解释成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在文学回归本体的名义下，经验、意义、现实、社会、道义与责任等等都成为外在的目的性与累赘被删除和搁置了”。(汪政:《年选:坚持中的文学理想》，《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打开现在的短篇小说看看吧，你会惊讶故事情节编织得那样精巧、奇特甚至“煽情”，但却感受不到生活本身那种新鲜、独特的醉人气息；你会被作家那种幽远、玄虚、深奥的形而上思想所俘获，但却常常觉得这样的焦虑和思考距离今天太遥远了；你会叹服叙事结构和叙事语言处理得那样井然有序、行云流水让人如同聆听小夜曲，但却感觉似曾相识、少了那种源于生活源于艺术的突兀有力的戛戛独造。这是“听风是雨”、坐拥书斋式的写作，这是隔岸观火、孤芳自赏式的制作，这是一条与现实、与读者无关的通向“象牙之塔”的短篇小说路径。 小说本来是一种来自底层、来自民间的“入世近俗”“下里巴人”的艺术品种。正如班固所言:“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班固:《汉书·艺文志》)但当它到了上层的文人手中后，就会变得越来越高雅、精巧、模式化、圈子化。此时如果不再回到生活和民间，汲取新的养料和生机，它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这使我们想到1997年“现实主义冲击波”方兴未艾的时候，河北作家谈歌说过的一番话:“小说应该是野生的，野生的才有地气。没有地气的小说只能是摆设。民间需要小说的艺术启蒙，而小说家则需要民间的生活启蒙。小说招来民间的关注，民间支撑着小说创作”。(谈歌:《小说应该是野生的》，《文艺报》1997年6月12日)这位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一语道破了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与生活息息相通的“野生性”。短篇小说是一种对社会生活最敏感的文体，也是一种最精致、最苛刻的艺术品种。它的生命就来自对风云变幻的社会人生的天才发现，来自对整体现实中那些“焦点”、“热点”乃至“冰点”的强有力把握，来自对生活和艺术相遇时那种“诗性形式”的领悟。短篇小说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微缩的“袖珍”世界，但它的背后则是一个隐去的无限广阔的社会人生天地。它像诗歌中的绝句和词，自然要有一种“诗性”品格，这是它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迥然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年来着力强调的一面。但它更要有生活本身和文体本身那种不安分的“野生性”，与世推移，充满创造。只有当“野生性”和“诗性”不期而遇水乳交融的时候，它才能充满生机和魅力，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走向更广大的读者群。 我们强调短篇小说要回到生活和民间，冲破那种程式化、文人化的创作桎梏，从而唤醒短篇小说的“野生性”，决不意味着要放弃小说家的理性思想，削弱小说家的艺术表现手段。恰恰相反，愈是要表现变化莫测的社会和人物，愈需要有现代的、科学的理性思想去烛照；愈是要创新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方法，愈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中国古代文言白话短篇小说的一系列表现方式和技巧，庶几才能挽救和重振短篇小说的命运，而这也正是我们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原载：《文学报》2006年7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