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罢雷达先生的文章，备觉神清气爽、痛快淋漓。这篇文章是对3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次厘清式的总结。他从四个“最缺少”谈起，纵横开阖，拨云见日，显示了中国文学评论家面对时代不甘缺席、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他提醒中国作家，尤其是最优秀的作家与诗人们，文学不是游戏，也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它是关乎人的灵魂，关乎整个民族灵魂的不朽盛事。不能无立场写作，不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作家当然要坚持审美的立场，但这立场之上的立场则是对天良与公正的追寻，剔除芜杂的表面现象对真理的追寻，在人性美的比较中对人格重建的追寻。然细读之后，又觉言犹未尽，便不揣冒昧，薄续“四个最缺少”以就教于雷达先生及诸位大家。 一、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说，最缺少深邃的历史目光 我们说历史始终具有不间断的完成性，既是不断吸收、丰富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的过程。它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动态之中完成历史递进的。就文学来说，它不可能背离这个基本的历史逻辑。因此，就需要作家具有一种不同于寻常人的历史洞穿力，以把握好、表现好历史前进的本质力量。在过去的30年里，大凡优秀的作品都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而它们的创作者们，也都是在获得了这种纵深的、深邃的历史目光之后创作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才具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广泛的传播力量。像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正等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具有这种洞穿历史本质的能力。它不是跟风式的创作，而是对历史严肃、认真，甚至是庄严、神圣的校勘。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的人性深浅的把握、品质尺度的把握以及对其情趣品味简丰的把握，等等，都是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与创造的。这种洞穿与沉入式的创造，摆脱了文学时尚的干扰，以其独特的历史把玩表达了作家对历史的审美认知，是极为难得的。而在他们之后，刮起的仿效之风，就均因实力不济而难成大器。1985年前后，文坛刮起一股股模仿西方各种文学流派之风，作为文学普及、启蒙，乃至作为一种探索与尝试，未尝不可，事实上也确实提升了中国文学整体的审美水平，但很快便被时尚化了。一段时期以来，如果不仿艾略特、尤利西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等，似乎就很不“文学”。我们说，对于任何先进文化、先进艺术的借鉴与吸收，对于有志向的作家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自觉选择。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需要吸收与借鉴这些表现手法，即使借鉴也是化为血肉的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我认为，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收与借鉴，永远是观念的吸收与借鉴，而不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吸收与借鉴。不论外国文学多么的卓越与伟大，它都是用他们本土的语言在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相反，我们一些作家写的作品，仿佛是捏着鼻子哼哼，阴阳怪气说话，基本上是用翻译文学的方式表达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读者读得别扭，所以就不愿意读，何谈引起共鸣，传之久远？所以说，要获得一种深邃的历史目光，就必须有主心骨，就必须有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弄清楚哪些是最起码要坚守的，哪些是要坚定不移捍卫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仅要有创造的极端化追求，还要有绝对不能突破的底线。 二、从横向的现实角度来说，我们不缺少“水落石出”的回望式创作，最缺少对现实“水涨船高”的把握与创造能力，换句话说最缺少洞穿未来的前瞻性、牵引性作品 如果要罗列的话，我们不乏写过去时的优秀作品，新中国以来，像《红岩》、《林海雪原》这样回溯历史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写“现在进行时”的优秀作品，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康濯的《春种秋收》（短篇集），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短篇集）等等，就乏可陈之。今天，我们都在说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但这崛起中难道不包括文学的崛起吗？这里，我引用“崛起”一词，来表达我对文学成就巨大的嘉许与赞叹，以表达我渴望文学要耸起三山五岳——成就一代大家的强烈愿望，而并非要将文学与其他可以崛起的事业硬拉在一起。近年来，我欣喜地读到了几部写“现在进行时”的优秀作品，例如柳建伟的《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石破天惊》，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等等。我认为，这两位作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的形势，在与时俱进地把握着现实。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毕竟数量有限，如果再把他们的作品质量定在经典的高标上来衡量，这些作品距离经典都还有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他们作品的感染力、塑造力、征服力等等，都未能达到雷达先生渴望的那种伟大的经典式作品的高度。在我看来，即便如此，他们的创造无疑是高贵的创造。理由是：当经济异峰突起，伴之而来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变异与更新，这样的作品，既具有扼守人性底线的固执与坚韧的价值，又具有与人、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开拓与牵引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不仅在文学史上可以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亦对净化人的心灵、纯洁社会空气，起到不可估量的精神鼓舞的作用。我认为，文学是开拓之学，没人开垦的土地，才是真正的文学巨树生长的精神沃土。我想，只要我们的作家不放弃对民族、对国家有所担当的追求，不放弃对时代生活的热忱投入，写出当惊世界的伟大作品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迟早的事。 三、从纵横之间寻找结合点的创造来说，最缺少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能力 如果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引起争议的话，那么作家是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者。在我看来，这主义、那主义，这潮流、那潮流，这手法、那手法，万变不离其宗——写作或创作，终究是要“经世致用”的。以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来说，哪一部不是如此呢？从中国的四大名著、唐宋诗词，到国外的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如果探究的话，这些大家的每部作品，都有灌入其中的思想内蕴，都有干预生活的巨大激情，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浪漫情怀，都有人格塑造的坚定信念。就我国当代文学现状来说，我认为，从历史现实的聚焦来看，当代文学最缺少的作品，是对与时俱进的崭新人格塑造式的大作品。近30年来，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人的精神世界更是日新月异，呈五彩缤纷的状态向外扩散，这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令人担忧。因为，在五彩缤纷的背后，是无根漂萍式的精神流散。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文学在消解崇高、淡化理想、崇尚享乐、热衷小资、玩味感官、追逐时尚等等思潮的左右下，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越来越弱化，作品中的人物不仅严重缺钙，而且看不出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品德传承与递进，更谈不上人格魅力与精神升华。从文学作品中所弥漫出的对人格的追求来看，鲜见前仆后继的继承性作品，更难见到血脉相连的精神传承的史诗性作品的诞生。无论是从历史的纵向，还是从现实的横向来看，聚焦今天，我以为，是到了该出大作品、大作家的时候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这些年没有出现人们渴盼的那种经典式作品，但佳作、力作却也不胜枚举，有些力作甚至已初具史诗雏形。在我看来，徐贵祥的以描写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凤毛麟角，且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无论是从作品内蕴的丰厚程度，还是从人物心理与命运的精微状态，也无论是从超越意识形态的本真追寻，还是从人格铸造的深刻与丰富程度来衡量，我以为都还“稍逊风骚”。这也正是我强烈呼唤作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格魅力、人格精神、人格风采俱佳的时代英雄的大作品的理由。 四、从发展趋势来审视作家的素质来说，最缺少那种学贯中西的学者化作家的深厚积淀与精神储备，以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大创造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王蒙就提出了“作家要学者化”的呼吁。虽然和者盖寡，但这个“作家要学者化”的概念，却无疑提醒了中国当代的作家与诗人。事实也证明，真正的优秀作家，必定是大学问家。像唐浩明、二月河就都是当之无愧的清史专家，而熊召正则是当之无愧的明史专家。读他们的作品，真有如读清史百科全书、明史百科全书之感。他们是对清史、明史研究到了往外横溢的程度，才开始创作的。据我所知，唐浩明先生是在编辑完成《曾国藩全集》后，才开始写作《曾国藩》长篇历史小说的，可见作家学养之丰厚。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作家不要说像唐先生那样成为专家学者了，就是作为一位作家来要求，阅读量也远远不够。许多作家不读书，或者读书也是急功近利式的读法。常常是写不下去了，临时抱佛脚似的找来相关的书籍读读。没有探究，没有系统，更很少有丰富的储备。满足于会码字、能挣钱、会编故事。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成功作家”虽然“成功”了，但自身的文化、素质、修养、人格并没有提高，甚至滑坡。对社会缺少基本的责任感，对人没有起码的关爱心。有利就上，没利就撒丫子走人。还有些作家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作家，作为谦虚为人的操守，如果写作时也用这么一种心态来写作，其作品就很令人生疑了。当然，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而稿酬又低得可怜。如果作家要进行神圣的、庄严的文学创造，要完成“学者化作家”的必修功课，就不能不考虑其生存需求。但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生存的压力大，才愈显得那些穷且愈坚的作家更难能可贵。当前中央倡导各级党委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事实上，就将中国整个领导阶层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来要求提高执政的水平了。权力已不再单纯是权力本身，而是多学科知识托举之上的公信之权，它有了科技文化、政治制度以及民主法律的复合各种知识储备与运用的理性精神。在我看来，形势喜人，形势也逼人啊。打个比方说，作家们的创作不可能不写到各级党委政府，那么怎样表现科学决策？又怎样表现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们说要作家成为学者，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考量，不是要作家去背诵科学原理、民主程序、法律条文，而是要作家从对这些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中，获得一种科学的、民主的、法律的目光，从而把握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进而实现把握时代，从更高的层面上来启动创造激情、创造智慧，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7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