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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先生以《丧家狗》来命名他解读《论语》的新作，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也就是褪去了圣人色彩的孔子，他认为这个真实的孔子是个唐吉诃德，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种对孔子的定位毫无疑问会引来各种批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很多人并不因为孔子生时像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就不把孔子和他的思想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也就很容易认为李零的说法是苛评而加以批评。 此前，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对《论语》的解读成书之后，一纸风行，发行量以百万计。于丹把《论语》当做对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经典，针对现实生活加以阐释，很受群众欢迎。她的解读毫无疑问也会引来好些批评，原因则是人们很容易质疑，她的解读究竟是否足够专业和准确？有“十博士”就批评于丹把圣人给讲低了。 李零的书出在这些争论之后，他针对诸如这类纠缠，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群众拍马屁。”但是他拿孔子本人的话来解释孔子，同样也少不了麻烦。近年来致力于宣扬新儒家的陈明和北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杨立华等人批评李零对孔子的理解和文化立场，李零及其支持者亦有所回应。 这些围绕于丹和李零对《论语》的解读的讨论覆盖了报纸、电视和网络，非常热烈。可以说，目前在中国大陆形成了1980年代以来最大的孔子热。 其实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孔子就一直是各个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文化辩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今天关于孔子的争论与一个多世纪以来此伏彼起的辩论也一脉相承。拿李零的《丧家狗》及其引发的争论来说，从细节上追究谁对谁错反而意思不大，其中提出的问题却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 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宿命 如果暂且按下各种在孔子问题上的立场不表，先认真地理解李零为什么要把孔子还原成“丧家狗”的形象，会发现他的这种努力中包含了非常值得关注的内涵。李零自己说得很清楚，他通过读孔子的话来理解孔子，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隔了遥远的时空和古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对话。这种对话当然不仅仅是一种毫不关己的冷冰冰的学术阅读而已，而是一种唤起古今同情的对话和阅读。李零刻画了自己心中的孔子面相，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整个知识分子命运的刻画。他把孔子从圣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清理，是把几乎所有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都看作是“丧家狗”。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并不只是偶见，但这种理解包含了怎样的曲折，目前还缺少充分的把握。 李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失败感看起来带有调侃的意味，其实是沉重的。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这种失败感尤其属于当代世界。李零虽然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但他与国外汉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保持深入的对话，对当代西方理论的动态也非常了解。他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认识，固然与自己的经历比如“文革”经历、与对中国传统的理解有关，但这种认识首先是对全球状况的一种把握。他在《丧家狗》自序的一个注里提到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特点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在《放虎归山》中有一篇讲知识分子的文章，曾指出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不仅仅是经济改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有的境遇，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如此。 当代知识分子全球性的边缘化，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或者说亘古未变的权力结构）笼罩天下的态势。李零在《花间一壶酒》中写道，世界已成一盘棋。全球只有一个大道理，叫“发展”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面对天下汹汹的大势，知识分子除了边缘化，没有什么办法。他还提到美国知识精英的遭遇。美国的愚夫愚妇、石油大亨、军火商、共和党是布什对外侵略政策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布什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那些东西海岸大城市里的精英，根本不是美国人，学校里的人则满脑子糨糊，左派也光说不练故弄玄虚。美国人民并不愿意听美国知识分子的，他们认同美国利益的扩张。 李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基础，就在于他对世界格局的理解。他在《〈丧家狗〉自序》和《花间一壶酒》等文章反复提到，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西方揍出来的现代化，启蒙就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所谓传统文化，都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全球化体系笼罩一切，“传统”的尾巴就算割不掉，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今天中国虽然喘过一口气，但也不要忘乎所以。在李零眼里，已经被现代知识打败的中国传统文化难有作为。 那么，能怎么办呢？《丧家狗》全书最后一段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大概不是指知识分子。此前李零非常明确地排除了知识分子这个选项。他论述的一大重心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做不了救世主。其中要点，一是无论孔子还是柏拉图，他们的乌托邦都是要否定和批判现存秩序，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无力改变。二是知识分子打破不了自己的思想创造最后被权力体制收编的宿命，乌托邦最终将被转化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既定体系无法动摇，仍然搞“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就逃不了被权力体制征用的命运；明知如此仍然搞这“三化”，就难免会变学者为政客。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中基本无路可走，向权力体制靠近则被吸纳和利用；群众喜欢的也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那些意识形态终将被权力体制所利用。 李零对知识分子无能的感受是双重的，不仅有无法改变现实的失败感，而且有批判和改造的努力本身被异化的失败感。从他的论述里不难归纳，后一种失败感来自于中国近代以来的两种挫折，一是被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传统面对西方的挫折，二是“文革”的意识形态化的后果和失败。这两种挫折都引向同一结论，把乌托邦意识形态化，不仅没用，而且有害。可以说，李零整本《丧家狗》都在强调知识分子的宿命，而知识分子的宿命本质上是命运本身。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不仅无法改造权力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无法颠覆西方胜于中国的基本权力格局和知识格局。这是李零思路的要害所在。 这也意味着，要与李零有效地对话，就必须面对这一根本问题：讲孔子也好，讲儒家也好，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来冲击和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不能，无论怎样为孔子和后世儒学辩护，大概李零都不会认为自己的看法遭遇了根本性的挑战。 李零主张“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但他对命运的看法引发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也深刻地挑明了当代的价值困境。 李零在《硬道理和软道理》的第二十一条讲“向右看齐”，“现在大势所趋，是派别杂交，而独钟保守，全世界都如此”。这种全球性的保守浪潮也就是既定命运之下的去政治化，是20世纪社会革命浪潮终结之后的政治状况。知识分子既然无力抵抗这一潮流，也就不得不“去政治化”。如果主动与政治保持距离，就会成为保守浪潮中一个无奈的组成部分；如果加入去政治化的政治推波助澜，就会成为保守浪潮中活跃的组成部分。不管与政治保持距离还是主动加入，知识分子都是“去政治化”的知识分子。 兴衰成败与思想价值 李零的《丧家狗》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孔子当年面对现存秩序时是怎样一种状况。 孔子生前的确一直不得志，这种不得志至少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李零强调的“丧家狗”形象，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形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两种形象并不矛盾，但不同的侧重反映不同的处世态度。如果要论孔子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他究竟是更顾自己丧家狗之影而自怜，还是更倾向于知其不可而为，很难轻易下断言。如果只认其一不认其二，那就肯定不合孔子的意思。 李零在解释《宪问第十四》“知其不可而为之”时指出，早晨管开城门的小吏对孔子的评语很对，孔子的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和“知其不可而避之”、“知其不可而逃之”的隐者不一样。不过李零在描述孔子的形象时，并没有强调这一面，而是突出“丧家狗”的一面。这当然有其特别的意图。 这层意图必须结合李零对前述既定命运的理解才能把握。如果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根本改变权力体制，怎么折腾都像是翻烙饼，即便不断“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没什么用，最后还是不得不成为“丧家狗”。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其实此话也可以这样说，“任何怀抱理想的人，在现实世界注定都找不到精神家园，注定都会成为丧家狗。”知识分子成“丧家狗”是大道理，管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小道理。批评李零以“丧家狗”描述孔子在文献上站不住脚的人们，即使最后能在文献上证明李零错了，也还是无法否定把“丧家狗”看作知识分子的宿命的根据。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文献学的问题。 其实李零强调孔子的丧家狗形象，重点并不在于指出孔子是丧家狗，而是指出孔子知道自己就是丧家狗，孔子有自知之明。说孔子是丧家狗，实质内涵是说孔子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才是李零真正要说的事情。他在书中及回应批评时反复强调丧家狗是孔子本人的说法，不只是简单的辩解，更重要的是这包含了对孔子最核心的评价。李零并没有拿“丧家狗”的说法来对孔子冷嘲热讽，相反，他对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孔子“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等等方面无疑是肯定的。不过，在李零这里，所有的这些优点，大概都敌不过孔子对“其不可”之知，对丧家狗形象的自知之明。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哪种知识分子的品质比有自知之明更重要，这大概是李零心里最想说的话。孔子还算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现实。他在《〈丧家狗〉自序》的最后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这个真实的孔子，不只是作为丧家狗的孔子，主要是清楚知道自己是丧家狗的孔子。要理解李零的思路，《自序》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值得推敲。如果真实的孔子只是一个作为丧家狗的孔子，反正结果都已经是那样了，我们在礼坏乐崩的世界知道这样一个结果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孔子却有重要的意义，他会让我们谨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要心存幻想，制造圣人，或者假托道德为稻粱谋。知道这一点，可以让已经礼坏乐崩的世界不会变得更可恶。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零几乎是把捧孔子为圣人的孔门弟子和后世儒家当做反面典型，似乎他们比那个使孔子成为丧家狗的既定权力体制更可恶更讨厌。按理来说，有一些人捧孔子为圣人，其实是为了凝聚更大的力量，来冲击或者改变既定的权力体制，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古人成为革命性突破和现代性诞生的动力。总有人不为稻粱谋，总有人在道德上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足够称得上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李零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坚决反对圣化孔子，反对将孔子意识形态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圣化孔子的人们没有自知之明。这是他否定封圣的基本原因。要封孔子为圣人的人们，希望靠孔子来挽狂澜于既倒，最后必然被权力征用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不管他们是不是贪慕权力故意装傻，都没有自知之明。这些封圣的历史过程，有历史，有思想史，但对于今天而言不再有多少活的思想。 我们要具备自知之明，具备有关兴衰成败的历史逻辑的知识。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是训练自知之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启蒙，就是确立西学的主导地位，明白“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今天的启蒙，就是明白在全球化体系之下，“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实力的权势决定思想的权势。在近代以来的格局之下，过高地捧中国传统，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这种启蒙，也就不是有关所谓价值的启蒙，而是对于胜负存亡的历史真相的启蒙。这个历史的真相，说到底是权力或者武力的真相。那些试图在李零这里寻找美式自由价值共鸣的人们大概会失望，因为李零对各种价值道德的骗人招数显然都很了解，他相信自己的历史眼光。 这也带来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思想的权势由实力的权势所决定，那么，是否实力的权势发生转移，思想的权势也就会易位？是否到中国国力仅次于美国之时，中国旧传统和新传统至少在欧洲人面前可以赢得足够的自信？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要反思李零所说的“自知之明”。《丧家狗》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如何理解孔子的问题引入更广阔的视野，反思传统应对权力体制挑战的能力。李零欣赏孔子的自知之明，但这种欣赏必然牵引出下面这些疑问：思想真的甘于做实力的婢女吗？思想真的甘于做历史的婢女吗？历史这杆秤能否准确地称出思想的重量？“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否比“丧家狗”更能揭示孔子的真相，孔子是否是那种尽管丧家仍然知其不可而为的斗士？是否因为现代全球化体系至大无外，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就无法积蓄革命性的动力，或者无法改变现代性的既有格局？是否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为西方所击败，就认为中国传统除了自认是西方文化的附属物之外别无力量和出路？ 李零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答案，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远远没有对“丧家狗”和《论语》的解释那样详备。这些问题指向的地方，正是李零思路展开的基础地带。是《丧家狗》把这些问题召唤了出来，揭示出目前这个保守潮流之中的世界的价值困境。在这些问题打开的不确定空间里，我们能否找到新的起点和可能性？能否触摸到孔子这样的“丧家狗”的别样价值？这是一个问题。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