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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概念在今天已难以确定了，有布衣儒与贵族儒，山林儒与台阁儒，事功儒与隐逸儒，等等。概念的不同所导致的各种争论，使不同的学派浮出了水面。我所感兴趣的是对儒学的批评文本，批评与反批评的势力各自消长，才提供了一种精神话题。近百年来，对儒家文化一直存在着相悖的看法，比如亲儒与非儒各有自己的学术背景，形状很像西方近代关于神学的论争。不过中国毕竟是中国，一个问题竟纠缠了近百年，基本的难题未能解决。看各类有关儒学研究的著作，似乎没有超出陈独秀那代人的思路，人们还在老问题上兜圈子。陈独秀当年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现在治国学的人，章太炎、梁漱溟是向后看，王国维在中间，只有胡适向前移动，有一种生气在。[1](p.123)在阅读原典的时候，能保持一种阅读的生气，且有当下人的激情，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五四之后，谈儒学和旧的文化，除专门家的独特性被人所接受外，好的学者，是懂得一点西学的。从西学营垒出来的人，讲国粹就有一点犀利的眼光，也就是有鲜活的意识。陈独秀欣赏胡适的学问，大概是看重了这一点。 现在是孔夫子大热的时期，关于《论语》的话题也多了起来。讲解孔子，前人的著述多矣，明清文人的不说了，仅近代以来的章太炎、马一浮、钱穆就有很有分量的文字行世。不过就眼光和境界而言，胡适和鲁迅的态度更让我喜欢。他们也许不是专门家，可那种现代人朗然、健康的态度，倒是可以将我们拽向历史的原态中去。比如胡适认为儒文化只是众多流派的一种，大可不必定于一尊。鲁迅眼里的孔夫子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和历代权势者所描述的那个圣人有别。而且鲁迅嘲笑孔教不过是权力者治人的工具，哪有什么神圣可言？类似的看法，在五四那代人里常可以看到，在一个缺少个性文化的古国，孔教的拦路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在现代的被质疑大概来自两种思潮。一是科学主义的挑战，如杜威的反玄学、反唯道德主义的视角，就击中了儒家传统的弊病。胡适的清理儒学，用的是这样的思想。因为唯道德的思路解决不了现实生存与发展问题。另一个是克尔凯廓尔和尼采以来的自我意识以及个人主义观和民主观。当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不能输送出新的信息时，人很可能进入自欺的窘地。鲁迅的批孔就有这样的意味。在鲁迅看来，孔子的学说，忽略个人潜能的发掘，让人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能动，其实易成奴才。欧洲近代以来哲学界的变化，就存在着向旧有理论挑战的现象。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讲到了“系统的哲学”与“教化的哲学”的区别，前者是主流的，后者是外围的。主流的承担着恒定的话题，乃建设性的话语系统。外围的哲学家大多是怀疑主义者，提供着讽语、谐语与警语。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就是这类外围的人物。他们颠覆精神的神话，旨在穿透以往哲学中的盲点。[2](p.346)五四的前辈，做的就是类似的工作。他们讲女权、平等、幼者为本位，虽然那些著述不及西方哲人深邃，但在处理传统和现代的问题上，与上述人的状态多有相近的一面。对古老的哲学体系倘不能穿越过去，精神是不会有新色的。 近读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心里畅快不已。此书很有历史上怀疑主义的锐气，也使我联想到胡适《说儒》、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诸文的气象，好像彼此的心连结在一起。李零的读解孔子，是现代人的眼光，因为在个人主义与自由意识中浸泡过，看《论语》就不是仰望的样子，是冷静的还原，还有会心的嬉戏在。前人讲《论语》是在述圣，替人开圣明之道，虽然也流着悠然、平和之音，唯独少了个人。李零讲孔子有史家的精微，独行者的洒脱。他带着今人的复杂体味进入远古的典籍，剥落一切伪饰的外衣，从客观的角度还原这本儒学经典，似乎有钱玄同的放达、也多知堂的机敏、刘半农的匪气。为什么这样？一正襟危坐就易道学腔，一谨小慎微就易陷于宗教的老路里，一附会流行语就易意识形态化。这三者是李零不喜欢的，也是胡适与鲁迅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我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孔子的印象不深，而李零的形象却浮现出来，似乎是五四学人的再现，较之一般读经的学者，他和读者的距离是近的。 读原典如果没有超俗的境界，滑入道学的路径也是可能的。李零的特别性在于，他一方面靠考古学、训诂的方法还原典籍的本意，另一方面，以自己的幽默和愤世嫉俗与周边的话语体系相抗争，揶揄着流行的东西，营造着一个独立的王国。他说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大众拍马屁。用一颗鲜活的心和远去的灵魂攀谈，有时是精神的诘问，有时又多笑意的反讽。我在翻阅他的书时，常常发出笑声，胡适讲解典籍时没有这样，钱玄同述学时也无类似的语态。倒是鲁迅的文字有这样的效应。李零与后者的相近性，给了我们一种好玩的印象。在超越极限的跋涉里，还能散出那么多的快意，那分量是一般学人所不及的。 从李零的学术思路，我想起了五四那代人非儒的精神。中国搞国学的人，在经典面前不乏奴态的面影。思路在伦理里翻着跟头，难免卫道得老态。自从五四运动后，人的价值观变了，有了自我的观念。方法上呢，实验主义、人类学、民俗学、比较文学等，开一新的路径。研究学问乃生命的体味和精神的攀越，既不想做国师，亦非大众的引导者。学问是智慧与自我的表达，济世也罢，自娱也罢，不为潮流所动才是真的。我觉得李零近几年的著述就和世风大异，是衔接了五四的余脉的。有人骂他、讥讽他，丝毫无损于著作的光芒。重读经典，如不能有李零的智慧和勇气以及打通古今的气象，我们可能真的不能了解古人，也鲜知自我。从孔老夫子到现在，跟着别人跑的人总比独行的人多。孔子的热与冷，都与此有关。 五四前后关于儒学的争论，在今天仍是一面镜子。亲儒与非儒的交锋，隐含着复杂的文化期待。马一浮对章太炎、胡适等人的学术思想是有过批评之语的。他晚年谈民国前后的学术时，认为章太炎、胡适等人的思想存有偏差，大意是将儒学的基本思想领略错了，而且误用了先秦学说的有价值的东西。近代以来社会的变化，是学术偏离的原因所致，还是政客的因素使然，人们各执一辞，看法不甚相同。但一般读书人将国家兴亡系于古文化的继承与否上，未必切中要害。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因，除了社会文化心理的要素外，学人思路的引导是大有作用的。马一浮认为理解儒家传统是不能离开心性的领域的。他觉得五四那代人，于此存在着问题。 民初学人治史成风，胡适的引人注意，也是其新史学意识的强劲使然，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戴东原的哲学》等，都有发人深省之处，是学林的新声。胡适每每讲到先秦学术，喜引用章太炎的观点，彼此心有戚戚焉（虽然在对一些问题的读解上，两人存在分歧）。所以我们看五四前后那么多的章氏弟子和其交往甚深，大约是思路相近，或彼此尊敬的缘故。这对后来社会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在对儒学的看法上，非儒意识的兴起，和他们的精神演进是联在一起的。章门弟子中，叛逆儒家的故事很多。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曾是非儒的骨干。不过在学理上，能将儒术深入剖析者，大概是胡适吧。他的那篇《谈儒》及《新儒教之成立》，就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将旧学说迷信的一面、虚伪的一面说清了大半。可是在马一浮这样的学者看来，讲到儒学时，仅用史的逻辑未必都对，忽略义理是大的问题。他说： 晚近学术影响之大，莫如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章太炎、胡适之皆其支流。然而太炎之后，一变而为疑古学派，此则太炎所不及料者也。 尊经之说，微论何键，即如章太炎非不尊经，而原本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实乃尊史。《春秋》不可作史读，作史读则真“断烂朝报”矣。《尚书》虽亦当时诏令，而《蔡传》序文所谓“史外传心”者，最是中肯之语。是故经可云术，其义广，不可云学，其义小。《论语》言“学而时习”、“学而不思”云云，“学”之上，皆不容别贯一字。今人每言“汉学”、“宋学”、“经学”、“史学”以及冠以地名人名，标举学派，皆未为当。即如“佛学”之名亦不如“佛法”为妥。读经须知非是向外求知识，乃能有益。[3](p.979) 上述的语录大致看到了新儒家学者与新学人间的分歧之处。在胡适看来，儒家不过是贵族的而非民间的，是仪式化的而且是非真实的、伪态的精神形式，是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儿。但马一浮认为，非儒化的思潮，其实漏掉了心性诸要义，把怡然的性灵驱走了。五四学人遭诟病，多缘于此。 类似的交锋，就能让人觉出儒学命运的多舛。其实晚清非儒的学人，大多是最有性情的人物。怡性在他们看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无论陈独秀还是鲁迅、钱玄同，都写一手好字，诗文又佳，儒者的风范是都有的。孔子所云的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在胡适身上不是历历在目么？就孝道与人情味而言，那些大讲读经的人没有几个比得上鲁迅、胡适，这是有目共睹的。而偏偏是这些文雅的君子，要扯旗造孔夫子的反，岂不咄咄怪事？ 近代以来非孔运动的发生，是科学民主意识传播的结果。非孔非儒最厉害者，多是留学归来的人。而愿阐儒学之幽光者，也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人。有时对比两派的文章，就看出价值点的差异。前者以科学信仰为本，故不屑于谈玄论道。后者关注心灵与人生境界，于是便从先人哲思里寻些什么。力主科学理念者，认为孔子学说于今无用，徒生些虚幻的存在；大讲心性之学的，就希望从儒家遗产里生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超世间”的人生境界。胡适自然不同意于后者，以为这是非健康理性的遗存，不必过于依恋。唯有从现代科学与理性里才能生出新的文明。 这样的争鸣，到抗战时期，依然如此。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与林纾、章士钊等人的交锋，后来就演化为学术内部的纷争。即便在友人之中，类似的看法，从未断过。比如1943年冯友兰《新原人》出版，接着又推出《新原道》，在价值取向上，是明显倾向于儒学精神的。张申府看到两本专著，大发感慨。这位温和学者在《新原人与新原道》中批评了新儒学的空洞，于人生无补，和现实殊远的问题。他说： 中国哲学不长于讲宇宙，因此欠少博大精深的宇宙理论交流；因此更没有科学产生。中国哲学说是偏于谈人生，但其实完全落了空，人生一点也不长进。常说“过犹不及”。但是不肯过，结果遂长此不及！“与境为乐”不能说不好，但中国过去一些哲学家却常是耽于自己的幻想。在国家民穷财尽、兵荒马乱的时候，而徒自觉“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正是陷入此等幻境中。说宋儒达到中国一种极境，其实是由于一种偏好。[4](p.616) 新式学人间围绕孔子学说与儒家传统所产生的争论，基于现实问题意识点的不同。在胡适、张申府看来，历史是进化的，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思想，旧有的大可以存疑。关键的问题是，支撑人的精神的原点的东西是什么？马一浮、冯友兰诸人认为是心灵的境界，脱凡的娱悦者正是，而胡适、张申府则觉得，科学的理念观照下的自我解放、自由理念，却可以填补儒学的空白，把人引向新生的境界。达到这一点，旧儒的系统，大约已没有自己的力量了。 五四那代人精神是潇洒的，处世为文都不拘小节，有独往独来的气象，胡适看到自己身边生活的变化，自叹改良的意义，因为自己相信，旧社会的陋俗被废掉者，多系西洋思想传来之故，八股、太监之废除，不是儒学之力；电气、交通之发展，亦无旧学的效应。中国旧的那一套，合人性者当存，不合时宜者应去，都非用《论语》可以解决的事。阻碍社会进化的因素，其实是古老的幽魂对今人缠得太深，不得前行。那就必得铲除旧影，迎来新知。除此，大约是没有出路的。 对于胡适的看法，陈独秀、钱玄同、周氏兄弟是赞同的。看他们那时的通信，则可了然于彼时的情景。不过《新青年》分裂后，那些人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诸多变化。除鲁迅、胡适、陈独秀外，许多作者晚年却儒风渐多，有了马一浮、冯友兰式的情调。士大夫式的移情，悠然显现出来，对孔夫子甚或带有理解中的敬意。典型的例子是周作人，上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激进的思想里多了柔和的儒意，冲淡超然中带有反冲动的平和，而且也自认是儒家的一员，虽然并非正宗的脉络。按照周作人的观点，胡适也可算是类似的儒生，在操守上和格调上也有古人之风。但胡适不同于周氏的地方，一是警惕沦为儒学的附庸，因为那样个体的自由就消失了。二是没有周作人、马一浮那样的笔墨闲情，非吟风弄月之流。虽身缠中和之音，却偏喜异端式的思考，在求知的领域，是反心性中和与神秘主义色彩的。由于上述的原因，胡适和周作人一直有着距离感，在坚持科学理性的路上，比周氏走得更远。所以后起的自由主义文人，谈治身与治世之道，每每推举胡适，而喜谈自由的周作人却被冷落一边，其中深浅的道理，不细细分析，是不能一目了然的。 儒家的学说很是丰富，连胡适、鲁迅这些非儒的人，一生的选择也未能完全摆脱旧学的余影。仁与中庸，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元素，胡适本身就折射了其中的余光。你看他的待人之道与为江山社稷奔跑的样子，与孔夫子亦有相近的地方。只是在学识和境界上，不愿坐在旧车上，用着理性之力分别明暗短长，以怀疑的目光，做不疑之事，希望在精神的链条上，注以新鲜的血液，这就在气象上别立新宗，和欧美的个性主义文人近似了大半。李敖、陈映真等人，在一些地方就有胡适式的勇气，此种余音，至今还可听到。李零写《论语》的书，也有几分类似的特点，想来青年人是喜欢的吧。而马一浮这样高明的学人著作，今人少有问津，可能和离当下语境过远有关。可我们读胡适的书，觉其似乎仍在对当今发言，其火种星星点点，偶可在四处见到。思想者的魅力，有时是超时空的。 这大约是一个悖论。反儒最用力者，其一生的行状、足迹倒和历史的许多贤儒相近，本色是中土式的。胡适的一生文字，讲科学民主最多，但给人印象最深者，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诲人不倦”、“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那些儒家的东西。我们看鲁迅的文字，虽创造了智性的高度和奇迹，但那人情之中的暖意，何等的中土化！和古之君子如六朝之人相近极了。孔子所讲的忘我和大爱，是深埋内心的。孔子的许多思想，鲁迅不以为然，但不随流俗这一点，是颇为相似的。鲁迅是真懂孔子的人，所以知道离开孔子、回到自己的意义。近百年来，大凡举儒旗者，对近代思想贡献有限。倒是非儒者，丰富了中国人的智慧。而瞭望这些智慧，你能觉出不是东方式的么！那些也像孔夫子的流音一样，散落在世间的诸多角落。或因似儒而被后人撷取，或因非儒而自成新调，使古老的文明被调适到现代之路。在我看来，这后者之力，乃我们社会进化的动因之一。凝望儒学遗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生出这样的感叹。 参考文献： [1] 参见《胡适全集》，第三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参见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商务印书馆，2003年。 [3]《马一浮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4]《张申府文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