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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自己古代化，书就难懂。 想把古书古人现代化，那就不难懂。 ——摘自金克木《〈论语〉是一部现代派小说》 《伊索寓言》里有一则“山震”，说大山临盆，发出巨大痛苦的呻吟，把周边的人都搞得忐忑不安，最后经过艰苦分娩，生了个小老鼠；中国的歇后语里有“搭戏台卖豆腐——买卖不大架子大”之说，都是讽刺那些雷大雨小拉架势说大话的忽悠家。 这些年来所谓国学热，也颇有点大山临盆或搭戏台卖豆腐的气派。国学热潮——宜乎名其“热炒”或“热吵”——多见其热，少见其学。热潮中，孔子自是热中之热，《论语》首当其冲。孔子再次被神化、木偶化，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要立孔教。 不过，李零偏偏不参加这合唱，我行我素，出了本《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下文简称《丧家狗》，其引文仅标注页码），封面上赫然印着三行醒目的五号红字：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都是丧家狗。 李书一出，大波轩然，看来有必要讨论一番。 一、《丧家狗》讲了些什么？ 《丧家狗》其实只讲了一件事，就是以解读《论语》的方式，描述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讲述孔子是个什么人的过程中，作者展示了孔子生活时代的历史环境以及他的弟子们的个性。正如王焱先生所论：“我觉得李零这个说法是中国古代经学正宗的治经方法，就是用历史去解释经典文本，而不是用儒家后起的那些东西。”（王焱，《在李零新书〈丧家狗〉研讨会上的发言》） 与历代圣孔者不同，作者笔下的孔子不是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顶两万句的所谓“圣人”；与近代贬孔者也不同，作者笔下的孔子也不是一个为“专制统治”出谋划策“压迫人民”的罪人。在作者那里：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才是真相。（2页） 这就是李零教授笔下的孔子。以我自己读《论语》，读先秦历史的感受，我很赞成他的结论。孔子首先是个人，是好学不倦、教书育人的教育家，是怀抱理想、不苟乱世、知其不可而为之、温和但坚毅的社会改革家，因生逢乱世、“一生襟抱未曾开”，以至于“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不该是呆在大殿里吃冷猪肉的神主，也不该被“劈手打翻”，而是中国知识分子里最可爱的人。 “丧家狗”这个词作为书名，作者有深意，绝不是如一些人望文生义的那样贬义。 丧家狗不被任何豪门豢养，它是自由的。他不依附于任何人，他穿梭于浊世，不染于污秽；流浪的目的是重建高贵生活——“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不过没说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流浪无果，虽抑郁以终，依然痴心辗转、寤寐思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一定程度上说，作者将孔子的形象定为“丧家狗”，是对孔子充满敬意的肯认，甚至可能还是作者在这当下生存境遇中的“夫子自道”。只是作者不愿意参与到无聊的造神运动中，以至于对自己尊敬和喜爱的前人给出了一个举重若轻的评价。参诸《论语》全文以及史书（例如《史记》）对孔子比较严肃的记载，至少我觉得李零对孔子的这一定位，含义隽永，既回归了孔子人的形象，又赋予他坚守理想、矢志不渝的悲壮意蕴。 我敢说，那些望文生义攻击作者的朋友们，也许是在情绪和偏见的支配下，一见书名，就气不打一处来，很有可能根本没有静心阅读这部著作，否则何以有如此大误会。 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寅恪公曾谈及史家治史须持有的心态：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281页） 《丧家狗》治史的方式正是与上述精神相契。在描述孔子是个什么人这一过程中，作者以严谨的名物、风俗、历史考证诠释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除了简单描绘出春秋中晚期中原各诸侯国的大致政情，还适时地介绍辨析《论语》所涉弟子们的性格、才华特征以及他们的人生际遇，使得每一段对话都被最大程度地复原出一个较为完整、可信且合情理的故事。于是孔子及其弟子们不再像经学家笔下那样的干瘪，许多地方的解说极有雕像的立体感，甚至有分镜头剧本的效果，例如“14.43”条下的解读（268页）。 二、《丧家狗》的特色 古代有个笑话说，某公请西席教子，为省钱，天天只请先生吃冬瓜。有一天，先生终于忍不住问道：“何以餐餐冬瓜、日日冬瓜？”对曰：“冬瓜明目。”某日黄昏，某公见先生站在一张凳子上临窗眺望，十分诧异，问：“先生在看什么？”对曰：“看城里唱戏。”问： “这么远也能看到？”对曰：“吃冬瓜吃的。” 笑话是讽刺那些吝啬鬼的，但至少说明一个极浅显的道理，除非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形成生理依赖的瘾癖或人幼时形成的习惯，任何单调乏味的重复都会令人无法忍受，严守一所谓“审美疲劳”，李逵所谓“嘴里淡出鸟来”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精神产品也一样，一部好的作品需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与前人无异，是否印成铅字于世人确实无可无不可。 与正襟危坐解读《论语》者相比，《丧家狗》确有自己独到之处，粗粗归纳有四大特色，第一是损益前学、考证精详；第二是古今融贯、见及中西；第三是举重若轻、语言生动；第四是追求不器、综融各家。 以下就此分别说明。 1. 损益前学、考证精详 作者在小学方面的功夫与成就，在当代学术界是一流的，也是他的拿手功夫；再加上自王观堂先生提出双重证据法之后，大量先秦文物的出土，也使得古文字学有很大发展，尤其是近世以来甲骨学和敦煌学的成就都有助于学界对《论语》的进一步研究。正是如此，作者有底气在前人基础上做更精深的辨析。尤其现在意识形态咒语也已解除——无论是尊孔派咒语还是倒孔派咒语。小学功夫与意识形态的自由，这双重条件都使得作者对《论语》的解读能够做到超迈前人。 本书所用的版本为《论语集解》（即魏何晏集解附宋邢昺疏的本子，阮元校勘嘉庆二十一年重刊宋本《论语注疏》，最近的一个版本是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论语注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是学界通常使用的版本。作者还对《论语》的版本作了辨析说明，对后来出土的例如定州汉简本、郭店楚简也都作了一定的介绍。在注家的选择上，作者最重视的是民国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和清代刘宝楠先生的《论语正义》。因《论语集释》是囊括历代《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所以《丧家狗》一书虽然也参考其他前著，但只要《论语集释》里出现的，就不引他书，简化脚注。 有时一般《论语》学著作容易忽视的文字训诂，在作者这儿最能显示功力，例如，在“2.2”（70页）条下“思无邪”的思字，作者旁征博引，从甲骨文到清人注疏、到国际汉学界的当代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说，原来的一般解释有问题，这三个字是孔子故意曲说的多义语。这是融会前人、今人成果解读《论语》的典型范例。 在涉及前人多种解释不能统一时，作者一般经过甄别，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一般会有比较详细的论证。例如对“1.8”（60页）条下那句著名的“无友不如己者”的解释，历代多有争论，作者以刘书和程书为依据，结论说孔子的意思就是“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虽然并无发明——无需发明处自然不必发明，但在要紧处将过于专精的《论语集释》等书通俗化，也是功莫大焉。 在有些情况下，作者会将各家解说汇在一起，对《论语》的说法不作评价，至少不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而以立体思维的态度共存异说，这样做很谨慎，例如在“2.18”（82页）条下，对“多闻阙疑”一句的解说便是如此。 全书中上述各类例子还有很多，就不多举。总之，这部著作至少在最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上，学术方法严谨，真正做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明处不强为之说，当仁处亦不让于前人。 2. 古今融贯、见及中西 考证精详自是基础，若仅及于此，本亦无可厚非，但是《丧家狗》绝非仅志于此。 作者在一开始就借评价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来阐明自己的想法：摒弃“汉宋门户之见，考据训诂之争”，也就是要达到义理、考据各得其所。除了力图融旧注新说、古今遐思、中西各见于一炉，面对现实问题时还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例如，仅仅对当代中国学术制度方面的批评，就有若干条，在“1.6”条（58页）下、“13.2”条（234页）下对北大以及其他学术机构学术近亲繁殖的批评；在“2.19”条（83页）下对学者官僚化、官僚假学化的批评；在“12.16”（229页）条下对虚假学术批评的厌恶和批判；在“15.22”条（277页）下对虚假学术的批评；在“19.6”条（322页）下对学者借学术之名市利的批评；还有全书最后对学术大一统的批评。 除此之外，各类现代问题也在作者的议论之列，例如“2.14”条（80页）下对人类群居产生争端问题的思考；“2.23”条（84页）下对治安问题上见义勇为与警察责任之间关系的思考；“3.5”条（91页）下对华夷之辩的思考；“4.26”条（111页）下对自由的看法；在“8.8”条（167页）下对音乐的思考；在“8.9”条（168页）下对民主的思考…… 诸如此类，在全书不遑胜举，这些内容多样的闲散之思，并非系统论述。但是，在这些看似随意甚至轻描淡写、戏谑的文字中，确有一些一贯的东西。作者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思路是清晰而有力的，作者同时当然认为各类社会问题应该各归其位，例如学术，例如政府责任等等。 作者在谈古，更是论今，说中，也在道西。 3. 举重若轻、语言生动 在通读本书过程中，我有时觉得，学界在小学功夫上可能会有超过作者的，但若再综合语言能力要超越似乎颇有难度。 在“15.41子曰：‘辞达而已矣。’”条（282页）下，作者说： “辞”，可以是言辞，也可以是文辞。“达”是表达思想，把想说的意思说清楚，写明白。翻译讲究信、达、雅。写文章，也讲究信、达、雅。信是准确，达是通畅，雅是漂亮。我年轻时，特别迷信雅，花团锦簇，为文造情，文学性第一，后来从事学术，又想把文章写得老气横秋，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好像特有学问。后来，我才知道，写字应该跟说话一样，自然、流畅，把话说得简简单单、明明白白，让人一看就懂，才最重要，也最不容易。现在，我很赞同孔子，“达”确实很重要。（把话说明白） 作者这段解说与感慨，给全书的语言特色作了最好的诠释，如此严肃的学术著作，在语言方面能够保持鲜活生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作者语言流畅、明白如话，看似信手写来漫不经意，实则老辣，看不出雕琢痕迹，简洁明快、含蓄隽永，许多段落更是增之一字则多，减之一字则少，颇有宋玉邻家少女的魅力。 作者的语言常常还含有很深的借古讽今之意，例如，该书导读一的六个小标题，就颇耐人寻味，分别是“一、孔子像：一个山东大汉的想象”、“二、孔子的出身和成分”、“三、孔子的姓名和家庭”、“四、孔子的籍贯：出生地和居住地”、“五、孔子的一生”、“六、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看上去这些小标题的遣词用语很现代，不像在说古人，仿佛不很严肃，但具体内容却是扎扎实实的研究结果，且更有对当年“批林批孔”时代的几分揶揄。 当代所谓学术作品，语言往往如僵尸白蜡，一点人情味没有，却偏要自诩为严谨，仿佛不写成古文字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便没学问。许多文章一句话数百字，读者倘若不慎，拿来朗诵，念不完一句可能就上不来气了。而《丧家狗》一书全无这类毛病，虽然用了大量口语，但选词锻句几于炉火纯青，且独树一帜；貌似京片子，实则内敛、蓄劲；而且作者还及时吸收具有生命力的新词汇，既不老气横秋，也不新新人类，作者对语言文字的变迁既敏感又谨慎，很值得学界借鉴。 4. 追求不器、综融各家 上述第二点“古今融贯、见及中西”，对此已有涉及，这里只是要从另一个角度再强调一下。 在解释“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时候，作者说： 孔子是博通之人。博通是为了追求道，避免像现代人一样，陷于学术分工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我把专家型的知识分子群叫残疾人协会……知识分子的毛病是泥于小道，不知会通，因为追求器，自己也变成了器。（79页） 在解释“19.7”条（323页）时又说： 知识生产，有赖于学术分工和专业化，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成就很突出，毛病也很突出，人文学术，尤其明显。流弊是越来越匠气，没有宏大视野和艺术想象力。（学术工厂化） 书中尚有多处提及此问题，那么作者自己是不是做到“不器”了呢？ 从全书所涉内容看，可以见出作者论域广阔，至少涉猎先秦国学的几乎全部、经学、史学、历史哲学，偶尔还波及哲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军事学等等。虽然许多地方只是寥寥数笔，但也说明了作者自期“不器”。 例如，在“2.8”条（78页）下，谈及当代中国孝道解体的必然性，这是历史社会学的主题，貌似闲笔，却很到位；在“13.24”条（244页）下，作者谈及舆论的两面性，是群体心理学的题旨，也是话不多，但很清晰晓畅，直指人心；“16.2”条（288页）下谈及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属于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范畴；在书的结尾处（389页）谈及学术与政治的分工，是社会学范畴…… 作者借助多学科知识，就《论语》所涉义理的各领域，抒发己见，追求一种求道不器的为学境界。 不过，追求不器是一回事，能否达到则是另一回事，也许本书形式本身的局限，作者在涉及许多问题时都难以施展拳脚，无法展开，因此涉及一些大问题时常有起步刹车、论证无力的缺陷。 略举几例，以资说明。 其一：“1.12”条（64页）下，谈及礼，说： 礼，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和稀泥，想方设法，把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致闹出乱子。礼和德不同，不是个人修养，而是习惯和传统，约束人的行为规范。（礼之用，和为贵） 对礼如此铁口贬斥，恐怕有点危险，三礼巨擘钱玄同先生若起于地下，估计他就不敢这么说，今年91高龄的沈文倬教授恐怕也不敢说“礼，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和稀泥”。 其一：“13.18”条（241页）下，谈及亲亲相为隐问题，作者说： 孔子是亲情至上主义者，他提倡的为尊者讳，在中国是个坏传统，至今仍很有市场。领导、父母、老师，干什么坏事都得遮着，居然以为美德。谁不遮，谁倒霉。（为尊者讳） 这里有个基本的界限没说清，即坏事坏到什么地步，才不该亲亲相隐，是不是一切所谓坏事都不该亲亲相隐？在许多法治国家（例如英、日、德、意），直系亲人、夫妻之间以及负有特定义务的职业人士（例如大夫、律师等）在刑事案件中都有作证豁免的权利，这就是亲亲相为隐，现在倒是中国自己的刑法抛弃了这数千年传统，彷徨于无地。各国法治对亲情的保护，规定不一，亲亲相为隐自有恶习一面，但未必全是。 其一：“18.2”条（312页）下，作者谈及民族主义，就没有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做出严谨清晰的解释，以至于从学术意义上看，混淆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误将种族主义当民族主义看待。 其一：谈及学术和政治的分野时说： 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我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抗得住当官的诱惑。从“铁肩担道义”到“脱骨扒鸡”，也许只是一步之遥。（389页） 这段话，后半句只是一个经验的概括，并没有说出真正的问题。前一个论断看似正确区分了学术与政治，从一个严肃的学术立场看，这一论断也是危险的。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什么身份的人去从政，而是不管是谁、该以什么样的职业姿态去从政。孔子一生颠踬于各国，谋求大道之行，但他坚持原则，宁可不做官也不出卖原则。如果后世的读书人做不到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后人不及格，干孔子底事？再者前现代的衡量标准与现代的衡量标准不同，即使当年的笛卡尔、伏尔泰等人对科举制有误会虚美之嫌，在前现代，科举制毕竟还是政府官员选拔领域相对公平的制度，总比西方的贵族世袭制强。所以这些问题都需在一定语境下来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以古非今或者以今非古。拿现代标准衡量前现代的事，当然会乱套，也不能服人。 可见，不器是真不容易，《丧家狗》已属难能。 三、丧家狗才是真圣人 近十年前，金克木先生在《〈论语〉是一部未来派小说》一文中，曾说：“《论语》照旧是《论语》，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屡经风潮仍安然无恙。”又说：“想把自己古代化，书就难懂。想把古书古人现代化，那就不难懂。” 确实，百年以降，无论风刀霜剑，还是阳光雨露，《论语》还是那部《论语》，孔子也还是那个孔子，只是时代不同、解读人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丧家狗》对孔子各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从“天命”到“做人”，归纳了十条；对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也归纳了七条标准；最后，作者对孔子的历史性影响做出了一个全面概括，即“教育思想”、“政学不分思想”、“忠孝治国思想”导致了三大文化结构：“重文轻理”、“重官轻产”、“重德轻教”。这些都是《丧家狗》一书最后的归纳性论述，至于读者是否赞成，那是另一个问题，至少这不是游谈无根的结论。 不以孔子意义上使用圣人一词（王位是圣人的基本条件之一），以后人眼光看待，将孔子视为圣人也未尝不可。在我看来，李零将孔子解读成丧家狗，正是把他从木偶剧院里救了出来，孔子终于从死圣人变成了活圣人，即使不承认他是圣人，说他是个可爱可亲的老头总没问题吧？ 《丧家狗》是一部难得的博学通识之作，尤其是对孔子形象的阐释，可说相当成功。作者将孔子请下神坛，即使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孔子真面目，但也已经做到今人所能够做到的很高程度。即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有理想主义政治原则，有凡人的苦恼和起码的名利心，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谈孔子为了理想颠沛一生——“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己承认的这一形象化定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嘲，正是胸襟博大之象。 韦伯在《以政治为业》那次著名演讲的最后说：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孔子正是这样一个听到了政治召唤的理想主义者！即使《丧家狗》本意并没有打算给出这样一个孔子形象，但它完成的就是这个形象。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0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