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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郭老的大作《李白与杜甫》发表了。差不多在拜读的同时，就想写封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向郭老请益。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只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兴式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去年十月，我参加了过去我们编写的那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修订工作，住在中山大学，东道主人要求我们每人都得作篇报告，我还被指定要谈谈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看法。由于事出意外，毫无准备，连个“急就章”也没有搞出，拿着笔记本便上了讲台。后来还被邀在广州语文学会、海南岛民族学院和海南师专分别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发言。这都不是我的自愿。 我之所以不愿谈，是因为觉得：一，郭老是我们的老前辈，他的成就和贡献又是多方面的，一部著作即使有问题也算不了什么。“明月无瑕岂容易？！”二，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这次的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他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三，杜甫和他的诗是客观存在，谁也抹杀不了。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因此，总觉得能不谈，最好不谈。但近来感到这不是办法。因为只要一有机会，不谈，似乎就过不了关。为了避免这种令人厌烦的旧调重弹，我决计趁这次山大校庆科学讨论会的机会索性把它写成书面的东西。遗憾的是，我再也听不到郭老的教训了。谈的如有错误或欠妥之处，只有请同志们指正。 一、扬李抑杜 扬李抑杜，是《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基调。这一基调，贯串全书，包括从第一页的各章标题直到最后附录的李杜年表在内。郭老专论杜甫的共有六章，这六章的标题是：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终身嗜酒。几乎没有一个好标题。全面贬低杜甫的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 要贬低杜甫，首先就得把“诗圣”和“人民诗人”这两顶新、旧“桂冠”从杜甫头上摘下来。郭老正是从这里入手的。郭老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李白与杜甫》大字本196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关于“诗圣”这一称号，据个人所见， 从南宋时便已有了。郭老说“人民没有过问”，不，人民是过问了的，而且是批准了的。陕南流传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见《中国歌谣》第二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不仅得到人民的批准，而且还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准。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为成都杜甫草堂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在旧时代，一个“能知百姓苦中苦”的诗人，既可称他为“诗圣”，为什么就不可以用现代的语言称为“人民诗人”？我要声明，我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别的同志根据什么，我不知道，就我个人来说，却也并非闭着眼睛瞎捧。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在清华大学念书，我搞过一本“历代风诗选”，将《诗经》以下直到清末凡是反映社会现实、人民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事实告诉我：反映得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为真挚，而且是至老不衰，至死不变，在历史上也是最有进步意义的，不能不推杜甫为首屈一指。这就是我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根据。（单凭这一点，是否就够格，大家可以讨论。） 我们知道，屈原也曾被称为“人民诗人”，郭老并不曾表示异议，为什么对杜甫却大不以为然，还要代表人民追问个所以然呢？坦率地说，人民的追问，我一个也没有接到；为杜甫抱不平的函件我倒是收到不少。值得惊异的是郭老自己也曾一而再地称杜甫为“诗圣”，如为草堂撰写的、并经我国人民邮政制成图案印在纪念邮票上的那副楹联就有“诗中圣哲”的话，为成都川剧学校的题诗也有“诗圣至今剩草堂”之句，现在却来了个大转弯，书既无“前言”，又无“后记”，也没有另作任何说明，未免令人感到纳闷。 我说这些话，并没有要为杜甫争取“诗圣”或“人民诗人”的“桂冠”的意图。我倒是觉得取消的好。因为这不符合杜甫的原意，他写出这些诗并不是为了要猎取这类“桂冠”。给他戴上这类“桂冠”，他将会感到不自在、不自然。尽管他对自己的诗很自负，但也非常自谦。他推李白为“无敌”，称高适为“独步”，比高适、李白为“乘黄”而自居于“凡马”。一直到晚年，他还在责怪自己诗写得不好：“病减诗仍拙”，毫无掩饰。这就是说，杜甫从不曾以“诗圣”自居，“诗圣”或“人民诗人”的“桂冠”戴得合不合适，这自是后人的事情，不该讥及诗人本人。郭老还说，如果要选“人民诗人”的话，他宁可投苏涣一票。我看这一票是不能投的。这里不作分析。 郭老曾提到，有人批评他说：“你是偏爱李白，在挖空心思扬李抑杜。”郭老不承认，我看确是事实。我们不妨举出一些例证。比如：李杜二人都好喝酒，但李白喝酒却有许多好处：一是“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的时候，是他最胡涂的时候”；二是他的许多好诗都是喝醉后写出来的；三是喝酒使他从道教的迷信中觉醒过来了；四是使他具有了“平民性”，喝出了一个“太白世家”、“太白遗风”。而杜甫的喝酒，却一点好处也没有，也没有喝出一个“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最后还死于酒。就这样，尽管郭老在行文中也曾说李白是“生于酒，死于酒”，但“终身嗜酒”的帽子还是落在杜甫头上。 说到门阀观念，唐代文人都很重，李杜二人也毫不例外。比较起来，李白还更严重。为了拉关系，他可以把自己降低几辈子。郭老已举出不少例子，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李白还和唐王朝一样在诗中一再称老子为“吾祖”、“先君”。说实在的，杜甫还没有荒唐、庸俗到这种地步。然而“门阀观念”的帽子却又落在杜甫的头上。 谈到物质生活，李白比杜甫要优越得多，这是用不着举例的，翻开他的诗集就可以看到。但郭老却不去说，反而斤斤计较，拐弯抹角，寻章摘句来证实杜甫过的是一种“地主生活”，并写成专章。过着地主生活的诗人谁不讨厌，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杜甫的实际。关于杜甫的困穷生活同样用不着举例。这里只谈一点我对杜甫“无衣思南州”这句诗的感受。去年十月中旬，我由上海去广州，穿的是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但到广州时，就脱得只剩下一件衬衫了。这时，我忽然想起杜甫这句诗，并从这句诗里理解到诗人的贫困。“南州”就是现在的广东省一带地区，当时士大夫们都怕去，如果不是贫困，杜甫就不会有这种想法。杜诗中还有不少谈到他晒太阳取暖的情况，如在夔州时写的“杖藜寻晚巷，炙背近墙暄。”（《晚》）又“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西阁曝日》）举此一端，他的贫困也就不难想见。但郭老却放过李白，反而抓住经常不免挨饿受冻的杜甫给戴上“地主生活”的帽子，这能说是公平吗？ 扬李抑杜的例子，书中是很多的。有的偏爱偏恶还非常明显。比如同样是用的比喻手法，当李白用“大鹏”或“鸾凤”自比时，太平无事，而当杜甫以“老骥”、“饥鹰”自比时，却被斥为：“虽然在以鹰骥自拟， 其实是自比于禽兽。 ”（244页）其实要骂杜甫自比于禽兽，不如举“狗”为例， 杜甫是曾经两次自比于“丧家狗”的。然而这能说是杜甫的罪过和耻辱吗？“酷见冻馁不足耻！”杜甫自己早作了回答。又如，同样是用的夸张手法，但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没有问题，而曾获得陈毅同志赞赏的杜甫的名句“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却遭到指责，说“松树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问：李白的白发长到三千丈，倒是可能的吗？我们知道，李、杜同样是推崇屈原的，但郭老却硬说杜甫“抑屈扬宋（玉）”。其实杜甫对屈原从无贬词，倒是李白有时加以非笑：“投汨笑古人。”杜甫走过的地方很多，见闻很广，对事物能有个比较。所以诗中往往用“天下”来突出祖国某一地区的山川或人物的特点。前者如“剑门天下壮”、“西蜀地形天下险”等，后者如“越女天下白”。江南女子比较白晰，这是事实。她们自己也不否认，如南朝民歌：“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李白诗中也写到，如“耶溪女似雪”，“屐上足如霜”，“两足白如霜”，真是不一而足。但郭老偏抓住杜甫那句诗大作文章，并讥讽说“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这能令人心服吗？ 扬李抑杜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关于李白那首“划却君山好”的绝句的解释，原诗是：“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郭老说李白要划却君山的动机目的，是因为“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更加扩大耕地面积”，“是从农事上着想”，“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185、186页）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在拙作《杜甫研究》中曾不恰当的把李白这句诗和杜甫的“意欲划叠嶂”作了对比，当时也确实有扬杜抑李的偏向。但如果一定要说李白的“划却君山”是“为了人民”、“是从农事上着想”，却很值得商榷。第一，李白这首诗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天写的，而秋天的洞庭湖， 正是所谓“八月湖水平”、“洞庭秋水阔”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湖中多种田”的事情，李白也不可能看到农民的屯垦，从而产生扩大耕地面积的想法。（郭老引杜诗“宿桨依农事”为证，是误解，详后。）第二，李白这首诗的题目是《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诗，会忽然想到要划却君山来扩大耕地面积，也实在有些离奇。足见这不过是李白醉后的豪言壮语。郭老说“洞庭湖里的水，湘江里的水，不能直接变为酒”，意在表明李白要划却君山，不可能是为了想多喝酒。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汉水也是“不能直接变为酒”的，但并没有妨碍李白要把汉水当成酒来喝：“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ｐō＠⑴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ｑū＠⑵便筑糟丘台。”（《襄阳歌》）第三，划却君山，不但不能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反而要缩小耕地面积。因为李白并不是要填湖造田，而是要把君山淹没在湖里，以便“平铺湘水流”的。有君山，农民还可以植树造林，搞梯田；现在把它划了，还扩大什么耕地面积？而且，被唐人形容为“水晶盘里一青螺”的小小君山，即使划了，又能扩大多少耕地面积？这也就是说，李白不会有这种想法。面对着浩瀚的洞庭湖因而想到扩大耕地面积的人也是有的，那是白居易。他慨叹“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希望把洞庭湖“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意思说得很明白。至于李白这首诗，我们却实在看不出是为农业着想，为人民着想。 郭老曾说：“翻案何妨傅粉多。”郭老对李、杜二诗人的抑扬未免过当，似与这种翻案观点有关。 二、曲解杜诗 作家和作品是分不开的。要贬低杜甫，就必然要贬低杜诗。因此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杜诗特别是那些历来传诵的名篇警句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可以说，几乎无一完篇。这集中的表现在打头第一章《杜甫的阶级意识》里。 但是，要否定杜诗却也不那么容易。因为千百年来，有许多作品深入人心，早有公论，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富有人民性即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硬要把精华说成糟粕，就势必加以歪曲。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章中存在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曲解的原因。 第一 颠倒源流。大家知道。社会现实、生活实践，才是创作的源泉，至于过去的文艺作品则只能是流而不是源。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最好的证据。因为这两句诗是写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即公元755年12月， 也就是杜甫困守长安十年的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是他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的产物。可是郭老却说这两句诗“显然是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脱胎而来。”（193页）什么是“脱胎”？ 这是北宋时黄山谷等倡导的教人如何向前人作品中作贼的一种手法，所谓“夺胎换骨”。郭老说这两句诗是由《孟子》脱胎而来，无异于说是从《孟子》偷袭而来。这就不仅抹杀了这两句诗的独创性，而且颠倒了创作的源流。千百年来的诗人，谁没有读过《孟子》，为什么却脱胎不出来？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什么也要等到困守长安的最后一年才脱胎出来？不难设想，当杜甫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游历生活的时候，当他作着左拾遗的官颇以“天颜有喜近臣知”为得意的时候，是决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由此可见，所谓“脱胎而来”的说法，并不符合杜甫创作的实际。只不过是为了贬低杜诗的一种曲解，一个借口。1962年，郭老在为纪念杜甫而作的《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中，曾赞扬这两句诗是“响彻千古的名句”，并正确地指出不在饥寒交迫、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生活中是不能产生的。不知为何，在写这本书时，却说什么“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名句”，并从古老的《孟子》那里找来了它的娘家。我们只能同意郭老前一种看法。从杜甫死后四十年白居易第一次从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特地提出这两句诗后，直到清代，还有人为之流泪。如周瀛《冻死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歌杜陵诗，凄然泪交睫。”便是证明。 第二 苛求古人。具体说来，即苛求杜甫，对杜甫提出了不应有的过高要求。比如为了进一步否定、贬低“朱门”二句，郭老追问杜甫，你“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193页）要求一千多年前的杜甫提出解决阶级矛盾的方案， 要求杜甫完全彻底地背叛他的本阶级站到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这岂不是有点过高？而且奇怪的是，独独对杜甫才提出这种要求。这不是存心要贬低以至抹杀杜甫这两句诗的进步性，又是什么。用阶级观点指出作家作品的阶级局限性，这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不应借口局限性来取消作品的进步性。似乎有这么一种倾向：越是好作品，郭老就越要苛求。《三吏》、《三别》是杜甫的杰作，郭老也是首肯的，但又说：“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210页）因而在谈到《无家别》时， 郭老说：“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特别是最后一句：‘何以为蒸黎？’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写出答案。”（203页）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最好”“特别”之可言呢？ 要说杜甫完全没有提出关于如何解除人民灾难的答案，那也不是事实。但因为不外是儒家的那一套，如“举贤与能”、“轻刑薄赋”、“节用爱民”等，不能符合郭老提出的高标准罢了。 第三 脱离历史背景。从唐以来，杜诗就被称为“诗史”。所以我们对杜诗，特别需要就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一番周密考查，把一定的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我们知道，《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是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唐王朝的六十万大军为叛军所击溃，形势异常危急， 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写的，因此要理解这六首诗，就必须密切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但郭老却脱离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评论，这就必然要曲解这六首诗。 比如郭老在谈《新婚别》一诗时说：“全诗是新娘子的泣别词，把新娘子写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但这无疑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199 页）所谓“理想化”，意思是说新娘子这个人物形象是不真实的，是杜甫捏造出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杜甫写此诗的前几个月，就已经有了唐四娘、侯四娘、王二娘等妇女自动集体参军的事情，可惜，杜甫由于生活上的局限，未能接触到这些女英雄。否则，他将写出比这位新娘子还要“慷慨”，还要更“有丈夫气”的诗篇。由此可见，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杜甫并不是写得过了头，而是还反映得不够全面。 由于脱离历史背景，郭老对这六首诗中的人民形象和基本精神，也作了全面的歪曲。他说：“这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郭老还援引杜甫晚年写的《甘林》诗中的“劝其死王命”这一句，说“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211 页）这些说法，很值得商榷。似乎有必要先明确一下由安史叛乱而引起的战争的性质问题。我始终认为安史之乱不是一般的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是带有民族矛盾这一特殊性的叛乱。而这一民族矛盾，由于忘恩负义、目不识丁的异族野心家安禄山的大搞分裂，肆行民族歧视和压迫，到处烧杀淫掠，“所过残灭，又益形严重”。这就使得唐王朝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而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维护统一，制止分裂，反击异族野蛮侵略（尽管是来自内地）的正义性质。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当时大河南北，人民纷起抗击叛军，大或几万，小亦数千。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唐王朝的什么“王命”，更用不着谁来劝勉，而是自动地组织起来，走上战场。当时不少少数民族如回纥等也表示“助顺”，为国“讨贼”。这些都是史有明文的。查一查《全唐诗》，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有名的诗人畅当就是一个，见韦应物《赠畅当》诗。杜甫的从弟杜亚也是一个，所谓“令弟草中来”，见杜甫《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李白也有《送张秀才从军》和《送外甥郑ｇｕàｎ＠⑶从军》的诗，就是李白本人也应该算是一个，虽然他的愿望因病未能实现。明ｌｉǎｏ＠⑷当时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情况，我们对于这六首诗中的人民形象才能有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才能理解当时人民为什么能忍受痛苦承担着根本不应由他们来承担的兵役而终于走上战场的原因。这正是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郭老不顾历史条件，简单地把这些人民形象一概视之为“驯善”的“绵羊”，是值得商讨的。由于战争性质的不同，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是不同的。郭老说“劝其死王命”是《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我们要问：为什么杜甫在《兵车行》里却没有“劝”，不但没有功，而且是大骂“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和“王命”大唱反调，这又将作何解释？ 第四 抹杀杜诗的艺术特点。杜甫写了比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要多的叙事诗。这些反映现实的叙事诗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尽量避免主观色彩。不空发议论，不帮腔，甚至不让自己的激情明显地流露在字里行间。而是把它融化在客观事实中，让事实说话，让事实去直接感染读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壕吏》。比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如果杜甫打着官腔，真如郭老所说的是站在“吏的立场上”，他满可以说“有吏夜征兵”。但杜甫却作了如实的暴露，“捉人”就是捉人。从诗中“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两句来看，非常明显，杜甫并没有睡大觉。那媳妇哭泣了一夜，他也听了一夜。什么是“如闻”？这就是仿佛听见。表明如果不是用心地侧耳细听还听不见。但郭老却责怪杜甫说：“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208页）这能令人信服吗？ 如果杜甫真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那他又何必写这首诗？”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杜甫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往往采用一种比较隐蔽的含蓄的讽刺手法，也就是用比喻。象上文提到的“武皇”，其实就是指的唐明皇。《新安吏》的“天地终无情”的“天地”二字，也是用的比喻，矛头直指唐王朝。这一点，连前人也看得出。王嗣＠⑸的《杜臆》就说：“不言朝廷，言天地，讳之也！”所谓“讳之”，并不是不说，而是不明说。但郭老却实实在在地把这“天地”看成是自然界的天地。因而虽然也承认这句诗“表示了相当的激愤”，但因为诗人“只是怨天恨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最后还说“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206页）阿弥陀佛！这哪里还有什么“廉价的同情”， 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我们认为，这只能是郭老的有意曲解。 第五 死扣字面。如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寒士”的解释，便是这样。郭老说：“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215 页）把“寒士”解释为穷读书人，从字面上来看，是很准确的，似乎是无可非议，无懈可击。但在这里，我以为是能够而且应该扩大为“穷人”的：第一，古代男子通称为“士”，《诗经》里就很多。春秋以后，“士”也不是“读书人”的专用名词。“士”之与“民”，有时有所区别地对立着说；有时则是混用，如《韩非子·亡征》：“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又《和氏》篇也有“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所谓“耕战之士”，还不就是“耕战之民”吗。可见，士与民之间并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白居易的“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显然也是从杜诗得到启发的。第二，鲁迅先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从杜甫的全人来看，也应该引伸为“穷人”。他说“穷年忧黎元”，却不曾说“穷年忧寒士”；他说“一洗苍生忧”，却不曾说“一洗寒士忧”，他的同情心偏在哪一面，还不清楚吗？未必在这里他就把老百姓排除在外了。第三，把“寒士”理解为老百姓，是古已有之的。王安石在《子美画像》一诗中这样赞美杜甫：“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赤子”不就是老百姓吗，可是从来也没有人说王安石“扩大”得不对。能说古文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连“寒士”二字的本义也不懂吗？ 严格地死扣字面，郭老也并非一贯如此。大约有助于贬抑杜甫的地方，也可以从宽。即以这首诗为例，其中有“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么两句，如死扣字面，那“群童”就只能解为“一群儿童”。但郭老却要给这群儿童定阶级成分，把他们都说成是“贫穷人的孩子”、“农民的儿童”。从而呵斥杜甫：“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要断言这些村童都是贫农成分，其中就没有地主富农的孩子，是很困难的。从诗中描写的情景来看，其中显然有恶作剧的顽童。杜甫的《泛溪》诗就曾经写到这批顽童。当时浣花溪南北两岸都有。 由于不顾全篇，死扣字面，郭老在另一面却美化了李白的“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这两句诗。郭老说：“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187页）单从这一句的字面来看，不错， “寒者”不是“寒士”。但从全篇来看，这个“寒者”恰恰是寒士，而且是个高级寒士，即李白自己。这两句诗见于《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可以复按。扳折月中桂，能添多少柴？李白晚年也有时哭穷，所以又有“愿假东壁辉，余光照贫女”（《陈情赠友人》）之句。这个“贫女”，也是自喻，不是写实。同样不能死扣字面。 除上述情况外，有的曲解还脱离作品本身，近于深文周内。《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这首诗，郭老也认为“在旧时代可以算得是一篇好作品”。但又援引《唐书·严武传》说“武穷极奢侈，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因而推论杜甫“借老农的口来赞美严武”，是“借花献佛”，是“在使用曲笔”，并断言：“杜甫的这首诗，不知道要得到多少报酬了？”这样一来，所谓“一篇好作品”也就被取消了。它不过是一篇为自己谋取厚利而吹捧长官的谀词。这是既不符合杜甫作诗的目的，也不符合事实。严武这次一离开成都，杜甫就又哭起穷来了。 三、误解杜诗 在误解杜诗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列举以下一些诗句为例： （1）“宿桨依农事，邮竿报水程。 ”这是杜甫晚年漂泊到湖南时写的《宿青草湖》一诗中的两句。郭老为了要证明洞庭湖中有农民垦田，曾引用了上一句诗作证。郭老是这样解释的：“青草湖在君山之南，实际上是洞庭湖的继续。‘宿桨依农事’，便是说水退了，人们把船桨放在一边，又拿起锄头来开垦。注家有人认为‘湖中多种田’（杨伦《杜诗镜铨》），这是正确的。……要感谢杜甫为我们留下了唐代的实据。”（185页）这样解释是不对的。诗题明明标出是《宿青草湖》， 诗中的“宿桨”的“宿”字，自然是指“过宿”，也就是过夜。所谓“宿桨”，等于说“停船过夜”。“依农事”，是说的泊船的地点是靠着有农民临时居住的地方。这个“依”字，和杜甫另一句诗“依沙宿舸船”的“依”一样，都是依靠的意思。为什么要依靠着有农民居住的地方呢？这正如杨伦注说的“所以备盗”。从杜甫写于这同一时期的诗句“侧闻夜来寇，幸喜囊中净”来看，当时这一带确有“水贼”，所以不敢孤舟夜泊。这句诗，是自叙，而不是写的农民。附带说明一下，杜甫这句诗是可以用来证明“湖中多种田”的，但却不能用来证明李白“划却君山好”那首诗也反映了“湖中多种田”的情况。因为写作地点不同。青草湖虽连着洞庭湖，但它比洞庭湖浅，水涸时，长满青草，所以叫“青草湖”，而李白那首诗则是写于洞庭湖上的。同时写作季节也不同。杜甫这首诗写于春初水小的时候，而李白那首诗则是“洞庭秋水远连天”时写的。哪里会出现湖中种田的事情呢。 （2）“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 这是杜甫在夔州时写的《晚》一诗中的两句。诗中的“府主”，指夔州都督柏茂琳。这两句诗，在句法上，在组织结构上，有些特殊。最主要的一点，是省略了主语，也就是诗人自己。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就是在对法上，它们是平列式的对偶句，而不是所谓“流水对”或者说“走马对”。它们说的是两码事，彼此不相干，不能把这两句串通起来讲。因此，这两句的真正意思，应该是这样：关于朝廷之事（我）问之于府主；关于耕稼之事（我）学之于山村。或者说：（我）向府主打听朝廷的消息；（我）向农民学习农活儿。但郭老未免把这两句诗看左了。他把“朝廷”当作主语，又把柏茂琳让杜甫主管东屯的一百顷公田这件事和朝廷联系起来，因而解释说，这两句诗“透露了他主管东屯的内部事实。是‘朝廷’向夔州都督打听了杜甫的情况，故柏茂琳让他主管东屯。”杜甫能够得主管东屯一百顷公田的职务，“这大约是由于柏茂琳的推荐而得到‘朝廷’的允许。”（266页）这是一个大有关系的误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象主管一百顷公田这等小事，堂堂夔州都督竟作不了主，还得请示朝廷吗？杜甫早已作过从六品的检校工部员外郎，象这样连一个官衔也没有的公田主管，也值得“推荐”吗？还有，杜甫自己就慨叹于“朝廷记忆疏”，这个朝廷又哪里会惦念着他而向夔州都督打听他的情况呢？事实恰恰相反。不是朝廷向夔州都督打听杜甫的情况，而是杜甫向夔州都督打听朝廷的情况。也不只是向夔州都督一个人，凡是来往经过夔州的朝廷使者，他都要一个不肯放过的向他们打听。如《入宅》诗：“相看多相者，一一问函关。”又如《溪上》诗：“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又《柳司马至》：“有客归三峡，相过问两京。”这些便都是证明。这也表明杜甫确是一位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诗人。正如他自己说的“日夕思朝廷”。如果象郭老解释的，那杜甫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也就化为乌有了。 （3）“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这是《遣遇》一诗中的两句。 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这里且把这两句下边的四句诗一并先写出来：“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杜甫的讽喻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往往使用一种“阳褒阴贬”的讽刺手法。这类诗句，从表面上乍一看，很象是颂扬，其实只要略一细按，便知是讽刺。因而杜诗中时有上下两句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上句是抽象的肯定，下句便是具体的否定，表白所谓“多恩泽”者，徒虚语耳。这种通过自相矛盾来表现讽意的情况，有时竟然会出现在一句之中，如“圣主国多盗，贤臣官则尊。”（《览柏中丞除官制词载歌丝纶》）这两句便是这样。试想：岂有“国多盗”而可以称为“圣主”，又岂有只是官高禄厚而可以称为“贤臣”的？这比直言“昏主”和“奸臣”，要反而有力，有味得多。至于“贵人岂不仁”这两句，可以说是兼而有之的。因为“贵人岂不仁”这一句本身就具有貌似颂扬实则讽刺的两重性，是说反话；而下一句“视汝如莠蒿”，则是用事实来证明贵人的不仁，揭穿他们的伪善面孔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对这两句作了那样的标点。 但是，由于郭老对杜甫有成见，认为杜甫总是“骂骂‘小吏’，而为‘大吏’大帮其忙。”因而他解释说：“他把横征暴敛、苛差劳役的暴政，归罪于在下的奸猾小吏，而说在上的‘贵人’是仁慈的。”（212页）为了自圆其说， 郭老还把“贵人”这两句上面的两句“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和这两句下面的两句“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全都删节了。这大约是因为感到造成这样普遍的严重局面，不能只归罪于小吏，“贵人”应该是罪魁祸首，所以都删节去了。这是欠妥当的。说到杜甫对大吏的态度。那也不是什么“大帮其忙”。“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洗兵马》），“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他还大骂“衣冠兼盗贼”（《麂》），象这类诗句，能说是为贵人们“大帮其忙”吗？郭老还举出《新安吏》的“仆射如父兄”为例，应该指出，这是史有明文的事实：“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见于《通鉴》卷223）。 其实，关于“贵人”二句讽刺的对象就是贵人，这一点前人早已看出。宋人刘克庄就说：“夫死于役，仅存妇女采蕨鬻菜以输官，夫民之穷甚矣！而官吏刻削尤甚于锥刀。此独不指里胥、亭长辈，内自租庸使，外自观察使，不得不受其责，故有‘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之句。录之以告居大位者。”（《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2）仇兆鳌更说得直捷了当：“曰岂不仁，讽刺隐然！ ”是符合作者本意的。杜甫这种明褒暗贬的讽刺手法，有时也用之于全篇，《丽人行》便是最好的例子，句句似赞美，其实句句是讽刺。 （4）“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这是《咏怀古迹》第二首的头两句。我们知道，杜甫在学习上是主张“多师”的。但他也有所区别，绝不是一视同仁。这里的“亦吾师”的“亦”字，便下得很有分寸。因为这个“亦”字是把宋玉和屈原作对比而言的。和《沙苑行》的“虽未成龙亦有神”、《北征》的“幽事亦可悦”的“亦”字，意味相似。不能简单地以口语中的“也”或“也是”来替代。但郭老却解释说：“他（杜甫）视宋玉为师。所谓‘亦吾师’者，是承第一首来，庾信是师，宋玉也是师。在这里屈原的位置便没有了。”（279 页）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据我看，不是屈原的位置没有了，而是提高了，提高在宋玉之上了。卢元昌《杜诗阐》说：“屈原，固宋玉师，宋玉之风流儒雅，亦我千秋以下、异代之师。”把这句和屈原联系起来解释，是正确的。 郭老硬派杜甫是“抑屈扬宋”的。因而对杜甫写作这首怀宋玉的诗，压根儿就有反感。他责备杜甫说：“在这一段地带里面，秭归有屈原宅，杜甫明明知道，但却没有兴趣来专门咏吟了。”（278页）是的，杜甫明明知道这儿有屈原宅， 但他并没有忘记，而是把它用在最高、最恰当、最足以表明屈原身分的地方了。如《最能行》最后两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他不说“何得山有宋玉宅”，而用屈原作“英俊才”的代表，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杜甫是把屈原的位置放在宋玉之上了吗？对于宋玉的怀念，李白有时也是一往情深的。如《宿巫山下》一诗中就有“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之句。为什么郭老不责备李白对屈原不感兴趣？这不是也有欠公允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这里不多说了。 四、所谓“腐肉中毒” 这是一个有关杜甫之死的问题。关于杜甫之死，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病死，二是饫死，或者说醉死，死于“牛肉白酒”，三是溺死。第三种说法，最晚出，最荒唐，也没有人相信，可以不论。 从北宋以来，一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着争论的，是第一和第二两种说法。第一说见于唐著名诗人元稹所作《杜君（甫）墓系铭》，第二说见于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这是一部笔记小说性质的书。关于《明皇杂录》这条记载存在着的问题，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见拙作《杜甫研究》附录），这里不拟重复，只就郭老在醉死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新的“科学的说明”谈谈个人的看法。因为在郭老的影响下，有的同志直言杜甫“死于醉饱”，有的同志则说是“死于赴郴州途中”，这不过是“死于醉饱”的另一说法而已。因此我觉得有再一次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郭老是极力主张第二说的，认为“杜甫死于牛酒是毫无可疑的”。所以，凡是有助于证明这一说的理由都不肯放过，甚至不顾事实。比如郭老说郑处诲“上距杜甫之死仅六十年左右。史称其人‘方雅好古’，所述杜甫死因不会是无稽之谈，故新旧《唐书·杜甫传》均从其说。”（317 页）按元稹年代要比郑处诲早二三十年，他那篇墓志铭是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即杜甫死后四十三年写的， 而郑处诲则是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才中的进士。 如果要以年代先后作为真伪的标准，那就应该从第一说，而不应从第二说。新旧《唐书·杜甫传》采用《明皇杂录》，显然也不是因为它的年代早于元稹的墓志铭。因此这一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值得我们着重讨论研究的，是郭老提出的“腐肉中毒”这一新的论证。郭老说： 其实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而死”，而是由于中毒。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二十四小时至二十八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加以又有白酒促进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环，而杜甫的身体本来是在半身不遂的状况中，他还有糖尿病和肺病，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320—321页）郭老这番话说得头头是道，似乎很有理由，但因为是建立在“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这样一个假设上面，所以并没有什么说服力。聂令所送的牛肉到底多到多少，郭老没有说。实际上谁也说不上。现在姑且也来个假定，就算聂令送的牛肉是十斤吧。但即使是十斤，我以为也不至有发生“腐肉中毒”这种事故的可能。这里有必要对杜甫一家人口作个大致上的统计。据《北征》诗的“床前两小女”，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女儿；他诗里还常常提到他的大儿宗文和小儿宗武，再加上他们老俩口，就是六口人了。根据他这时写的《咏怀》诗第二首：“拥滞僮仆慵，稽留篙师怒。”又《回棹》诗：“篙师烦尔送，朱夏及寒泉。”可见还有一个仆人和一个临时雇的篙师。这样，就足有八口人。而他的两男两女，这时都是二十上下的青年，正当发育时期，而这时大家又都饿了五天。我们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送来的是十斤肉，还不一次就报销了？根本用不着“冷藏”，早热藏起来了。哪里还等得到二十四小时后腐化了再来吃呢？ 在杜甫之死的问题上，郭老是坚信正史新旧《唐书》的。但《旧唐书》说杜甫是因“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新唐书》无异词，只改“夕”为“昔”（二字古通用），所谓“一夕而卒”，就是说睡了一夜就死了。这也就是说，即使如郭老设想的那样，牛肉很多，一次没有吃完，他也吃不上第二次了。哪里还说得上中毒？ 要让杜甫死于“腐肉中毒”，那除非聂令送来的牛肉一送来就是腐败的，同时杜甫自己连腐败了的肉也辨别不出。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在《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一诗中，他极口赞扬聂令：“义士烈女家，风流吾贤绍。昨见狄相孙，许公人伦表。”从“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⑹”两句来看，杜甫似乎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的。因此，郭老认为“杜甫死于牛酒，既见诸史籍，又可以用腐肉中毒被酒所促进而加以科学的说明”这种说法，由于缺乏事实根据，是并不科学的。 杜甫之不死于耒阳阻水，不死于牛酒，这是有他自己的诗作证明的。啖牛肉白酒，是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夏天的事情， 但有某些诗我们却可以确定是写于这年的夏天以后。如《长沙送李十一衔》这首诗便是写于这年的秋天的。因为根据诗中“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两句，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推定是在这一年，这是郭老也承认的。但诗有“朔云寒菊倍离秋”之句，分明写的是秋天景物，如不加以否定，就要动摇“死于牛酒”一说，使之处于不攻自破的窘境。因此，郭老在把“十二秋”的“秋”字解释为“春初”之后，又为“寒菊”二字强作辩解，说“长沙地暖故在春初犹有‘寒菊’，不能以为秋季的证明。”（325 页）长沙虽较暖，却并非岭南，春初是否有菊花，大是疑问。如果根据元稹的诗“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应该说是不会有的。即使有，也不能说是“寒菊”。春菊可以称为“寒菊”，春云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朔云”呢？ 表明杜甫不可能死于牛酒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诗。这才确是杜甫的绝笔，作于大历五年（公元770 年）的冬天。因为诗的头一段有“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和“郁郁冬炎瘴，ｍéｎｇ＠⑺ｍéｎｇ＠⑺雨滞淫”等句。这分明是写实，但郭老为了维护他的主张，却硬说是“回忆”，不是写实。他解释说：“其实这些句子是大历三年冬初来长沙时的回忆。”（327页）这是说不通的：第一，说这些句子是回忆， 等于说诗的头一大段也都是回忆。而这头一大段是紧扣诗题“风疾舟中”的。如诗中“舟泊常依震”的“舟”，就是诗题中的“舟”，也就写此诗时所乘之舟，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一大段说成回忆，首先就跟诗题发生矛盾。难道能说这诗题也是表明“回忆”的吗？第二，即使如郭老所说是“回忆”，那么回忆中的景物也应该是春初的景物而不应是冬天的景物，因为杜甫由岳阳来长沙是在大历四年的春初，有许多作品可以证明。（郭老说杜甫大历三年冬来长沙，是错误的。）第三，如果开头一大段就是回忆，那杜甫照例会用“忆昔”、“忆昨”、“昔者”、“往日”这类表明回忆的字样向读者作交代。但我们却连一点回忆的痕迹都找不出。诗言“时物正萧森”，所谓“时物”，自然是指作诗时所见眼前的景物，与回忆的口吻也根本不合。因此，要把这一段曲解为回忆，从而取消这首诗写作的真实时间，以自圆其说，是办不到的。至于诗中“春草封归恨”一句，不过是一笔带过的追叙，不能作为此诗写于春季的证明。 问题是愈争愈明的。通过这次的争论，我觉得有一大好处，就是把看来似乎很复杂的问题简化了。就是说已经把问题集中到一点，集中到对《风疾舟中》一诗的头一段的如何理解上。如果有谁要坚持死于牛酒一说，那他就得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武断地把这首诗的头一段说明确是“回忆”。否则，一切都将成为废话！所谓“美化杜甫之死”，“煞费苦心地从杜甫诗作中造内证”这一类驳斥，是无济于事的。 附带说一下，和杜甫同时的润州刺史樊晃在《杜工部小集序》中说：“君（指杜甫）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钱注杜诗》）可见杜甫死后，宗文和宗武都还健在，郭老怀疑宗武把他父亲的尸骨运至岳阳时也“病没”了，又说宗文“也没有下落”，这是一个疏忽。请求元稹写墓志铭的是宗武的儿子嗣业，如果宗武这时（约十七岁）就死了，嗣业又是谁生的？ 最后，我想谈一点如何对待李、杜两位大诗人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李杜优劣的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一桩老公案。有的扬李抑杜，有的扬杜抑李。但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似乎有一条不可逾越、违反的准则。这就是，抑只管抑，却并不抑得对方站不起来。他们是在肯定李杜两位诗人这一总的前提下来将他们分个高低优劣的。而我们郭老呢，对李白是爱护备至，恨不同时：“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53页）而对杜甫则未免有点深恶痛绝，说什么“总之，杜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遵循着地主生活方式。”（276 页）象郭老这样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绝对化的抑扬法，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有害的。所以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和有关情况。 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这种情况，并不是从中唐时期才开始的。仔细检查一下，可以说这种情况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当他们还在青壮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有了这种苗头。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来自他们的同辈，而是来自比他们要大三四十岁的老前辈。我们可以举贺知章和李邕为例。 贺知章，可以说是扬李抑杜的。他特别赏识李白。一见面就呼为“谪仙人”。这件事，李白曾多次引以为荣，杜甫也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寄李十二白》）可见这一表扬对李白的名气还大有关系。但贺知章对杜甫却没有什么表示。从杜甫的“贺公雅吴语”这句诗看来，杜甫和贺似乎也有过接触，所以知道他说话还是操着吴越一带的乡音。 至于李邕，则和贺知章相反，可以说是扬杜抑李的。他特别赏识杜甫。他比杜甫大三十多岁，却不惜“移尊就教”，主动地先去拜访杜甫。李邕是当时的文豪，文名远在贺知章之上，所以杜甫也引以自豪地说“李邕求识面”。但李邕对李白却不象贺知章那样倾倒。二人之间，似乎还有些抵触。这从李白《上李邕》一诗中的“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可以窥知。似应附带说明一下，李白对这位老前辈还是钦佩的，所以当李邕被奸相李林甫杖杀后，他不胜怀念和愤激地说：“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对李杜二人有所抑扬的情况，在他们同时代的诗人中也隐约存在。高适、岑参、严武等人可以说是倾向于杜甫的，而贾至、王昌龄等则是倾向于李白的。杜甫有赠贾至的诗，贾至没有回答，但和李白却唱和得很热乎。不加轩轾，一概表扬的人也有，那就是任华。这是一个很古怪的人物。盛唐时代的诗人很多，但他一概不放在眼里，专门写了两首颂扬李杜二人的诗，分别寄赠他们。诗并不坏，可也有点怪。如果不是唐人韦庄选入他的《又玄集》，很可能要引起作品真伪的争论问题。但李杜二人不谋而合对任华的赠诗都没有理睬，这表明他们对为自己一味喝彩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和任华相反的人也有，那就是元结。他根据手边抄录的当代诗人的诗编了一个《箧中集》，是乾元三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编的， 其时李杜早已名满天下，可是其中，既没有杜甫，也没有李白。（我想，这种文艺上的民主风气，也应该算作“盛唐”之所以成其为“盛唐”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公开地扬杜抑李的是元稹，见于他写的杜甫墓志铭。但他也并没有抹倒李白。他所说的“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是专指排律这类诗说的，不是指的全部诗作。这一点我们是应该为元稹说明的。问题是他不应把杜甫擅长的欢喜写的和李白不欢喜写的排律来作比较。第二个扬杜抑李的是白居易，见于他的《与元九书》。他从诗的思想内容方面突出了杜甫，但也丝毫没有要压垮李白的意思。 北宋时，扬李抑杜的有杨亿、欧阳修，但他们也不能不佩服杜甫。认为有“时虽一字，亦不能到”，如关于杜诗“身轻一鸟过”的“过”字。（注）扬杜抑李最力的是王安石。说李白的诗，十句就有九句言妇人和酒。虽不免言之过当，但也承认李白诗“豪宕飘逸，人固莫及”，而所编《四家诗选》，仍有李白的位置。此后的情况，也差不多。 在如何对待李杜二人的态度问题上，我以为韩愈和苏轼的观点是可取的。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苏轼则把他们二人比作端午竞渡的两条龙船：“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这比喻，很形象，很恰当。李杜二人，虽情如兄弟，但在诗歌上也确有竞争的意味。只是他们走的并不是一条道。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他们是分道扬镳，而又各有千秋。李白不能包括杜甫，杜甫也不能包括李白。我们既需要杜甫，也需要李白。谁爱好李白，谁就多向李白学习；谁爱好杜甫，谁就多向杜甫学习。如对李杜二人都爱好，那自然更好，吸取他们的特长，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促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作品，这有什么不好呢。顺便指出一点：唐代诗人研究前人的诗歌，都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创作服务的。所以唐人诗话很少，诗作却多，质量也高。这也应该算是唐诗取得高度成就的一个原因，值得我们借鉴。宋以后诗话渐多，但不免眼高手低。 因此，我以为在评论李杜二人时，最好是各评各的，不要把他们拉在一起，扭作一团，比个你好我歹，让他们对立起来。如果在比较中，不是实事求是，而是高下在心，抑扬随意，借比较之名，行打击之实，那就要更糟糕。势必弄到评论者们也成了冤家对头。特殊问题应作特殊处理。李杜两大诗人的同时出现，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情况。和文学史上其他一般的同时齐名的诗人有所不同，应区别对待。李杜二人走的是不同的路数，但又各有各的绝着，各有各的拿手戏，各有各的独到之处，不好作对比。正是所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这话对我们评价李杜的同志们来说，也同样是适用的。 其实，关于李杜二人的评价问题，他们自己相互之间早已作出了鉴定。杜甫说：“白也诗无敌！”李白在送别杜甫时也说：“飞蓬各自远！”这是一句带有象征性和预示性的诗，不单指生活。事实证明，在诗的王国，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上，他们正是“各自远”的。这也就是说，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做法，根本就不符合李杜本人的意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这话，对李杜却不适用。因为他们二人不是相轻，而是相互亲近，相互尊重，并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的。 关于《李白与杜甫》，我要谈的主要就是这些。是耶非耶？教之正之，是在读者。 1979.3月 （注）欧阳修《六一诗话》：“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按林敏功《书吴熙老醉杜甫图》诗：“后来一字人难补，君莫笑渠作诗苦”，即指此事。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酉右加发 ＠⑵原字为麦右加菊的下半部 ＠⑶原字为王右加颧的左半部 ＠⑷原字为目右加僚的右半部 ＠⑸原字为大加两个百 ＠⑹原字为酉右加票 ＠⑺原字为洒的左半部右加蒙 原载：《文史哲》1979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