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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陈方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编者按： 本刊之所以刊发《中国新文学史是这样改写的》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该文及该文所评之书的观点，而是旨在推动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和争鸣。希望学界同仁就这个问题发表不同观点，使之更加深入，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百花争艳春色浓。 《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以下简称《多重对话》）共有四章。前三章分别以“新青年”、“北京大学”、“S会馆”为核心，细致而繁复地描述了“五四”新文学（文化）发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文化传统等内外因素。第四章则围绕“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语体变革”等主题，具体地展开了“五四”新文化倡导中心众声喧哗的对话现象。对于该书，有研究者认为它“改写了文学史”。 这改写主要体现在《多重对话》重构了中国新文学史框架，打破了原有的一元化文学史观。作者认为中国新文化（文学）倡导群体的内部构成是三元鼎立的，即陈独秀《新青年》、蔡元培与北大和鲁迅与“S会馆”相并而峙。而在历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例如在迄今颇具权威地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理群等认为，《新青年》编辑部于1917年初迁入京后，在蔡元培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学术空气影响下，新文化运动才得以推波助澜地发展起来。其中，鲁迅是在新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实绩的杰出代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11页）。照此逻辑推演开来，鲁迅仅仅是新文化变革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实践者，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定的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奠基者。 对此，作者首先修正了“校与刊”结合的“北大”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核心的观点，认为它是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外缘性因素。在《多重对话》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作者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具体描述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蔡元培入主北大的历史情景。并在客观、历史的评价中分析了它们在“五四”新文化变革中的地位、作用。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变革思想，突破了清末民初“日本模式”思想文化格局的历史功绩，尤其是“校与刊”的结盟，“为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切合新文化（文学）特征而缺之不可的‘外缘’性因素”（121页）。另一方面则指出，陈、蔡二人基于“共和制情结”的政治心态而形成的“以西代中”或“中西会通”的变革观，都失之于以思想启蒙来补近代之失的现实针对行为（182页）。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症结即“人”的丧失的独特性认识不足的后果。由此衍生了消解“五四”新文化变革精神的一系列思潮，如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等。对于这些思潮的负面影响，作者在“第四章”用了占该书近1/2的篇幅，结合鲁迅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更为繁复严谨的论证。 其次，作者认为新文学发生的核心是在鲁迅。在《多重对话》的“第三章”，作者通过对“校与刊”结合的“北大”和鲁迅与“S会馆”的“同中之异”的剥离式辨析，论证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缘性因素是鲁迅与“S会馆”的观点。其原因有：一是蔡元培办学的学术化与道德化追求，不仅遏制了《新青年》干预现实的倾向，而且阻断了“北大”走向民间，最终使“校与刊”结合的“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悬置性存在”；二是章门弟子如刘师培、陈汉章尤其是周作人、钱玄同等在“北大”是“悖反性的存在”（137页）。他们在教学方式、学术研究上仍然延续着章太炎的“切于人事”的治学传统，重视现实人生体验在学问上的作用，从而和蔡元培的办学主张形成了并立而对峙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文化变革观超越了陈独秀、蔡元培，具有深厚的历史生成性和现实针对性。这一点是该书能够“改写文学史”的基石，作者不仅在中国/西方、现代/传统的直角坐标系中，考察了鲁迅文化（文学）观的生成，而且结合鲁迅留日时期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等论文，具体地概括了鲁迅的文化（文学）观。前者追寻了鲁迅与章太炎、尼采之间承继和被承继的关系及其意义：因师从章太炎，接续并发展了浙东学术传统，将反传统的矛头指向宋明理学；因“与尼采产生强烈共鸣”（154页），认识到西方近代唯科学主义理性与中国封建主义理性的一致，在于对“‘人’的天性以至确立于此之上的个体生命意义”的扼杀（154页）。后者通过细读《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揭示了鲁迅文化变革的思路、核心与方式，分别是：“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立人”而“立国”、由“白心”而“神思”即“以文学见思想”。由此，作者在《新青年》、北大形成的“校与刊”的新文化变革语境中，重掘出“S会馆”之于新文化变革的重要性，从而建构起三元对立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框架。 此外，《多重对话》还将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发生的时间改写为1907—1909年，即鲁迅留日期间，而不是1915年或1917年。这是因为上述鲁迅文化观、文学观的独特性与超前性，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生成”，而且“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观的形成”（175—176页）。这种划分标准，是以新的文化思想、文学观念的诞生、形成为基础，而不是以社会、政治重大事件的爆发如“五四”运动，或者以某种文学主张的发表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依据。这体现了现代与传统文化、新与旧文学之间的“断裂的承续性”，因而更切合文化、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在阐释鲁迅的文化观、文学观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起点。 因此，尽管《多重对话》是“改写”，但由于它着眼于梳理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发生，展示了这一源头中新文化倡导者们的不同文化背景、立场和作用，故而改变了固有的一元化的、线性的文化（文学）史观，为“重写文学史”的深入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多重对话》是在复活历史和重读鲁迅的过程中，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者在描述历史运动和评析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地展示了研究主体的“历史眼光”和“文学眼光”，使《多重对话》具有了鲜明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两大特点。 文学史应该具有“史”的品格。中国新文学是在中/西、现代/传统的冲撞、决裂的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触摸这段“发生期”的历史，作者首先采用了描述而非推演的撰写方式，细致地再现了民国初年至大革命前夕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的演变。如“第一章 民初社会逆转中，《新青年》的诞生及其‘共和制情结’”中，作者以《青年杂志》的创办、停刊直至北京《新青年》的复刊为经，通过多方面史料的钩沉，不仅重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权威真空”和“价值权威空缺”的情形，而且揭示了陈独秀能够在这一时期，切入并主导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的原因（34页）。 其次，作者扣住典型历史现象来进行分析。通过把握“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关键性事件，《多重对话》不仅理清了复杂细碎的历史现象，而且深掘出重大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在该书“第二章”体现得最为突出。该章以1918年6、7月间北大与商务印书馆的结盟为关键环节，在蔡元培、陈独秀与章门弟子和“北大”、《新青年》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比较中，揭示出蔡元培对待中西文化态度的独特性，以及他的思想文化变革观及其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结盟”前，作者缕析出蔡元培与陈独秀、章门弟子和上海文化人之间的异同，揭示了“校与刊”能结合的原因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影响。“结盟”时，蔡元培邀请张元济到“北大”就出版著作、创办杂志座谈，调和了《新青年》与商务馆的对立关系，并初步消解了京/沪、腹地/沿海的二元化对峙状态。“结盟”后，则为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遍及中国，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由此，该章在突出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合乎历史地阐释了历来研究者重视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原因。 此外，作者还通过史料的梳理，重读了一系列已有定评的历史现象：诸如北大的“新旧之争”（92页）、《新青年》的演变（101页）、鲁迅的“弃医从文”（153页）、蔡元培成立“进德会”（203—204页）、“陈源与英美知识分子”（329—333页）、“《庄子》与《文选》的论争”（395页）等重大史实的重新评价，充分体现了复活历史从而“改写”历史的效果。由此，我不同意李怡先生认为该书主要是运用了“剥离”的研究方法的看法(李怡，张武军.从起点处“正名”[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5年（1）.第294页)，因为“剥离”作为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方法，它强调研究主体的直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多重对话》频繁使用“剥离”一词，是由中国近现代历史现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是著者尊重历史客观性的体现。故描述是该著最突出的研究方法。 文学史区别其他历史学科的特点是“文学性”。在《多重对话》的“第四章”，这特点主要体现在作者结合社会、文化思潮来分析鲁迅的作品。作者在三元鼎立的文学史框架中，将“五四”新文学发生期的思潮概括为“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然后重新解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从而深化了“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这一命题。原因有二：一是具体解读鲁迅作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鲁迅文化观、文学观的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形成；二是重读鲁迅作品，则有助于揭示出一元化文学史观对鲁迅研究乃至现代文学研究的遮蔽，以及对鲁迅“以文学见思想”独特性的忽视。最终，再次论证了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核心是鲁迅的观点。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5-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