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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庸评价 新剑仙派武侠小说家 严肃文学 通俗文学 [小记]：2003年9月21日，中国现代文学馆邀请我和范伯群先生对谈“两个翅膀论”问 题。虽各执一端，唇枪舌剑，但毕竟见仁见智，其乐融融。谈次，范先生逸出规定范围 ，“外线”出击，批评起了我的《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我虽当即做了简单回应，但 时间所限，语焉不详。今特整理成文，敬答范兄。 拙著《香港小说史》(第一卷)出版于1999年(深圳海天出版社)，距今已将近五年了。 香港虽天涯一角，但小说甚多，流派纷呈，却自来无史，拙著可谓“破天荒”第一部。 虽填补空白之功不可没，但其粗疏浅陋之处亦自不可免。加之这是一部内地人写的《香 港小说史》，虽然花费了五、六年(1993-1999)的心血，仍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叹。之所 以斗胆付梓，一是想要作为香港回归祖国的小小献礼，二是想抛砖引玉，为更为优秀的 《香港小说史》(特别是香港学者撰写)的出现略尽绵薄。《香港小说史》问世以来，承 蒙香港和内地不少朋友的奖掖，我所在的社科院文研所还给了优秀学术著作奖，但它的 不完备，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把读者和单位的奖掖只看成是对我续写《香港小说史》( 第二卷)的鼓励。正因为如此，我也同样欢迎范先生的批评，并将其看成对我的鞭策和 激励。 范先生对拙著的批评，可归纳为如下四点： (1)《香港小说史》(第一卷)对金庸的评价很高，与我现在对金庸的评价不符，自相矛 盾； (2)《香港小说史》(第一卷)中也使用了“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概念，这和我 批评范先生错用以上概念也是自相矛盾的； (3)黄小配的《太平天国》、《袁世凯》等章回小说，在香港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拙著却只字未提，应为重大疏漏，也表明了我对章回小说的轻视； (4)《香港小说史》(第一卷)中说香港有一小说刊物《小说世界》，而这是内地“鸳鸯 蝴蝶派”的刊物，我弄错了。言下之意是资料工作不扎实。 现在，让我逐项简单回答如下： 一、关于《香港小说史》(第一卷)对金庸的评价 为了撰写《香港小说史》，我曾经八赴香港，访问过20多位香港作家，得到他们的热 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当然，也接触了见仁见智的甚至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比如对金庸 ，上海迁港小说家、香港文坛前辈、《香港文学》前主编刘以鬯先生便这样说： 袁先生：您的《香港小说史》中可以不可以不写金庸?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都是不写武 侠小说的(见1993年笔者访问刘以鬯先生笔录) 我当即表示： 刘先生：这样做可能欠妥，香港毕竟不同于内地，金庸毕竟是香港有影响的小说家之 一，不写他说不过去，会遭到物议，也会影响出版。所以，我的意思还是要写，但要按 我的评价写，不会按别人的评价写。 刘先生未坚持己见，《香港小说史》正是按我的上述意见进行处理的。为了写好《香 港小说史》，我也同样拜访了金庸先生。事前，我通过金庸先生的好友、《明报月刊》 主编彦火先生转给金庸先生一封信并提出了如下四个问题： (1)您当年为什么想起写武侠?您的武侠和旧武侠区别何在? (2)您如何看待武侠小说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3)您有何新的创作打算?有无“特殊意外”?是真“封刀”还是假“封刀”? (4)您认为在《香港小说史》中武侠小说应占何等地位? 访谈中，金庸先生并不回答这些具体问题，而是天南海北地闲聊。但也表示：“积极 ”、“消极”问题，似不应单单对武侠小说提出，任何形式的作品都存在这个问题，关 键看作家怎么写，用什么样的感情、格调写。返京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初访金庸》 (《光明日报·文荟》1994年8月15日，收入《八方风雨——袁良骏学术随笔自选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记下了此次的访问经过。这次访问和这篇文章表明：我对 金庸先生充满敬重，是没有任何偏见的。但我也毫不遮掩地表明了我对武侠小说的一分 为二的态度。《香港小说史》对金庸的评价和描述，正是这种态度的具体体现。首先， 给予金庸应有的篇幅。第一卷第六章第22节是“金庸、梁羽生和香港新武侠小说的滥觞 ”，第二卷则设专章谈香港新武侠小说的鼎盛，用以着重分析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其次，在《绪论》中也给了金庸应有的评价： 50年代中期，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开了香港小说的新局面。 尽管香港的一些“纯文艺”作家对他们评价仍然很低，但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他们确 实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金、梁等人的武侠之作，刷新了武侠小说的面貌，提 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浓郁的文化历史内涵，也努力学习了“纯文艺 ”创作中的某些艺术经验(如人物性格的刻画)。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新 武侠小说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消闲文学，不宜过分提倡。假如香港文 学都变成了新武侠，香港小说家都变成了金庸、梁羽生，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梁羽生先 生自己在《三剑楼随笔》一书中，就曾经表示过类似的意见。 不难看出，这段总体评价表明了这样三点：第一，我一直把金、梁并提，而不把金庸 置于梁羽生之上；第二，我把某些人对金庸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吹捧， 严格局限在武侠小说的范围之内；第三，对武侠小说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这样三点 ，也恰恰是我的所有评论金庸的文章的一贯态度。近年来，不包括转载和摘录，我已经 发表的评论金庸的文章共计16篇，按发表先后，列表如下： (1)金庸的大家风度 中华读书报1998.9.23 (2)“评点金庸”话短长 中华读书报1999.5.26 (3)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 中华读书报1999.11.10 (4)与彦火兄论金庸书 文艺报2000.9.30 (5)金庸研究的两极 [港]信报2000.10.7 (6)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 [山东]社团之友2001(1) (7)央视不宜对武打片推波助澜 文艺报2001.5.17 (8)不宜把金庸小说泛政治化——与洪清田先生商榷(收入《准“五讲三嘘集”》)福建 人民出版社2001.9 (9)遥祝金庸先生修改旧作成功 中华读书报2002.8.27 (10)金庸先生修改旧作 [港]香港文学2002(11) (11)新剑仙派武侠小说家金庸 [港]香江文坛2002(12) (12)金庸先生的一个理论失误 南通师院学报2003(1) (14)“新剑仙派”金庸(《武侠小说指掌图》第17章) 新华出版社2003.1 (15)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误会 [港]香江文坛2003(5) (16)与彦火兄再论金庸书 [港]香江文坛2003(8) 此外，因对金庸的评价分歧而与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的争论文章，计有7篇 (1)《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向严家炎先生请教 中华读书报2000.8. 23 (2)鲁迅与武侠三题——和严家炎先生商榷 博览群书2000(9) (3)为《铸剑》一哭——答严家炎先生《为<铸剑>一辩》 粤海风2001(4) (4)学术不是诡辩术——致严家炎先生的公开信 [港]香江文坛2000(8) (5)学术不是诡辩术(修改重发) 文艺争鸣2003(1) (6)勿误人子弟，毁我文学——评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学” [港]香江文坛2003(2) (7)“金庸小说论争”之外的几条史料 [港]香江文坛2003(12) 所有这些文章，皆与《香港小说史》中对金庸的论述完全吻合，其基本精神即是“坏 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语)，对金庸武侠小说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发表较早的《再 说雅俗——以金庸为例》在这些文章中颇具“纲领”意义，特将其主要论点录之于后： 金庸不仅是一位武侠小说家，而且是一位报业大王、政论家、企业家、电影导演和剧 作家，他可以说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大才人。他的十五部、数十巨册的武侠小说，表 现了超卓不凡的才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然而，文学本身的价值，往往 和作家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反比。 武侠小说，在中国虽然源远流长，但它的泛滥成灾却是在清末民初。它们和“鸳蝴派 ”小说一起，窒息了中国文学的生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以致成为“五四”新文 学摧枯拉朽的对象。综观被“五四”扫荡的旧武侠小说，其要害在于：(1)脱离现实生 活，不食人间烟火。“武侠世界”是一个迥异于常人的“半仙”世界。侠客们小则武艺 高强，飞檐走壁，大则腾云驾雾，来去无踪。如果他们都是孙悟空，纯粹“神仙”，倒 也无碍，可惜他们又都是肉眼凡胎的凡人。这样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虚拟的怪物，完全破 坏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包括古代武侠小说的优良传统)，使中国文学从现实人生的描 绘转到了虚幻世界的编造。(2)伪造矛盾冲突，以争强斗狠、打打杀杀为能。武侠小说 必设不同门派，互不服气或素有嫌隙，于是伺机报仇，血染江湖。而冤冤相结，没完没 了，杀来杀去，毫无意义。这些作品渲染的是仇杀，是凶狠，是对善良人性的鞭笞…… (3)古代武侠小说原有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变成了跟定一个高官，镇 压、剿除绿林好汉，甘作朝廷的走卒和鹰犬……(4)“千部一腔，千人一面”，陈陈相 因，辗转传抄，成了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渊薮，成了描绘社会生活、刻划人物形 象的严肃的文学作品的可怕杀手。中国小说堕落到旧武侠和鸳蝴派可说是走到了穷途末 路……(5)小说语言的陈词滥调、粗鄙陋劣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 代……金庸、梁羽生正是……武侠小说改革家……金庸武侠小说有别于旧武侠小说之处 ，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1)学识渊博，气势雄伟，结构宏大，才华横溢，像《射 雕英雄传》三部曲等，不愧为宏篇巨制。(2)忠奸分明，善恶昭彰，凡正面武侠英雄， 无不忧国忧民，侠肝义胆，英勇无畏，豪气干云，让人敬佩莫名。金庸尤擅长将他的武 侠故事置于大的历史巨变之中，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也给人物以广阔的活动 天地……(3)努力打破小说人物的概念化、类型化，努力使主要人物有独特性格……(4) 在整体构思上，得益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伏笔和照应，很注意“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但在细节描写上，又努力学习新小说的表现手法，注意细腻、逼真、个性化。综上所述 ，金庸便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档次。有学者认为金庸“悄悄地发动了一场文学 革命”，虽然言过其实，但仅就武侠小说而言，也并非毫无道理。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金庸本领再大，仍然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武侠小说这种陈旧 、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 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概括言之，也表 现在这样一些方面：(1)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比如《射雕英雄传》三 部曲，先设下东邪、西毒、南皇、北丐、中神通五大派系，再衍生他们的恩怨情仇…… 这一杜撰和那些旧武侠小说如出一辙，未见高明……(2)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仍然是 不食人间烟火，仍然是天马行空，云苫雾罩……(3)仍然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血流 成河，惨不忍睹……(4)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也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5)拉杂 ，罗嗦，重复……有些作品简直是有意重复，有意拖长……(6)旧武侠小说固有的打斗 、血腥、杀人、拉帮结派等毛病，社会影响是很坏的。不幸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同 样有这样不良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说了过多的溢美之词，其社会效果同样是不好的… …作为一代才人，金庸先生是让人敬重的；但作为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是令人惋惜的 。武侠小说为金庸先生带来了财富和荣誉；但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 生的致命伤。畅销书未必有高品位，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正是这样的畅销书。 假如说嗣后评论金庸的文章有什么变化和发展，无非是这样一些： (1)增强了对金庸武侠小说文本的剖析，如《新剑仙派武侠小说家金庸》等，这实际是 《香港小说史》第二卷金庸章节的提前发表； (2)纠正了金庸的某些理论失误，如《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误会》等； (3)批评了金庸的出尔反尔，言不及义，如《评点金庸话短长》等； (4)批评了大陆学界某些人肉麻吹捧金庸的不良学风，如《评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学》等 ； (5)批评了影视界改编金庸武侠小说的泛滥成灾，如《央视不宜对武打片推波助澜》等 ； (6)批评了香港个别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庸俗社会学批评，如《与洪清田先生商榷》 等。 总之，所有这些文章，都与我在《香港小说史》中对金庸的分析评价毫无二致，顶多 是加强了分析而已。 二、关于《香港小说史》(第一卷)中的“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概念 在《“两个翅膀论”献疑》(《文艺争鸣》2002(6)，收入《2002文学评论选》，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3.7)中，我这样批评过范伯群先生： 大著名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恕弟直言，这本身就不科学。在研究香港小说 的过程中，弟就发现香港文界、学界门户森严，严肃文学(又称纯文学)派与通俗文学派 形同水火。弟曾明确对此二派表示：这个划分是不科学的。通俗文学派可以写严肃作品 ，严肃文学派也可以写通俗作品，怎么可以如此划分呢?但香港积重难返，硬是这样分 了，内地怎可以讹传讹?再分什么严肃文学派和通俗文学派?文学只分雅俗、优劣、高低 、上下，不存在什么严肃和通俗。要说通俗，赵树理最通俗，山药蛋派最通俗，浩然最 通俗，大著为何不包括他们?可以说，“鸳蝴派”中最通俗的作品都比他们难懂。再说 严肃，《广陵潮》不严肃?《啼笑姻缘》不严肃?你们为何又一律以通俗目之?这样混乱 下去，还有完没完?文学史上的这个烂泥塘谁还敢涉足? 很明显，我是坚决反对再使用这两个似是而非的、以讹传讹的不科学的概念了。那么 ，在此之前，我是否也使用过这两个概念呢?应该说确实也使用过。比如，在20世纪90 年代的某次港台文学研讨会上，广东学者潘亚暾先生提出了一个论断：“严肃文学要通 俗化，通俗文学要严肃化。”我当时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二者不是互相凑和、迁 就，而是要各自吸收对方的优点，从而发展和提高自己。这里，显然是接受了“严肃文 学”、“通俗文学”的提法的。这种状况，在《香港小说史》第一卷中也同样存在。比 如，在《绪论》中使用了“纯文艺”的概念；第六章第20节为“夹缝中的‘纯文艺’短 篇小说的进展”；21节为“夹缝中的‘纯文艺’长篇小说的创作”。这里的“纯文艺” ，不就是“严肃文学”的代名词吗? 然而，在《绪论》中我却对“通俗”与“严肃”做了这样的专门论述： 在祖国内地和宝岛台湾，都不存在“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尖锐对立，甚至连 文学批评界也不大运用“通俗”和“严肃”的概念。《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青春之歌》、《红旗谱》以至于90年代的一 系列小说作品，究竟是“通俗”还是“严肃”?谁说得清?谁注意过?然而，在香港小说 和香港文学界，“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却成了一对势不两立的矛盾，成了香港文 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对概念。 我访问过一些香港“严肃文学”派的朋友，在他们看来，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学 幻想小说和根本不顾史实、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以及大量色情小说，都是“通俗文学” 。我也访问过香港一些“通俗文学”派的朋友，在他们看来，“通俗文学”就是写得通 俗易懂，耐人寻味；而所谓“严肃文学”，就是装腔作势，玩弄概念，恶性“西化”， 让人看不懂，不要看，但却自我欣赏，自命清高。按照言情小说家亦舒的说法，就是： “大家不喜欢看的，是严肃文学；大家喜欢看的，是通俗文学。”显然，两派的说法都 很情绪化，也都很不科学，很不严密。显然，我们不应该纠缠“通俗”、“严肃”的概 念，而应该认真考察香港小说的实际状况。 这里的评述，又努力在跳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藩篱了。这表明了我当时 认识的困惑和矛盾。这种困惑和矛盾，可以说一直伴随着我的香港小说研究。比如，19 95年11月20日在香港作家协会的讲演中，我这样讲道： 通俗文学不等于低俗文学，它同样可以是高雅的、健康的、优美的……目前，一提起 “通俗文学”，人们往往误以为就是低俗文学甚至是什么黄色文学、垃圾文学，这很不 恰当、很不公允，必须加以纠正…… 为什么又偏偏出现了“严肃文学”(或曰“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了呢?从根 本上说，这是“五四”新文学扫荡封建旧文学的结果……被它取代的不仅有诗文，而且 有小说。而小说中的很大部分正是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以及与之平分秋色的武侠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虽好像绝迹了，但是大量的新的通 俗文学却被官方捧上了正统地位。赵树理的小说，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李家庄的变迁》以及后来的《三里湾》不是通俗文学吗?《吕梁英雄传》、《新儿 女英雄传》、《平原烈火》等等，不是通俗文学吗?可是，这些作品却被戴上了“人民 喜闻乐见”的桂冠而大行其道。假如你承认它们是以普及为主的通俗文学，那么，你就 不能不承认通俗文学不仅不可以一笔抹煞，甚至还可以进入纯文学的圣殿，成为比严肃 文学还要严肃、还要可爱的严肃文学。假如你不承认它们是通俗文学，但它们的确比任 何通俗文学都通俗。不是通俗文学是什么呢?据说香港有大批通俗文学作家，但我相信 再通俗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比赵树理等人的作品要文雅得多。这就充分说明，所谓通俗 文学和所谓严肃文学并没有一条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香港《作家》1996年2月号，后 改题《通俗，岂与高雅无缘?》，刊于《粤海风》1997(6)，收入《准“五讲三嘘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9)。 这里，我明明否定了“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划分，但到《香港小说史》中， 我却又使用了“纯文学”的概念。因此，范先生就此对我的批评，我表示衷心接受。我 希望从自己开始，逐步扬弃“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概念。 三、关于不写黄小配等人的章回小说 《香港小说史》(第一卷)论述范围仅限于“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出现的香港小说，而 且主要是新小说，故黄小配等人的章回小说未能论及。只在第一章《新旧文学的交替与 香港小说的萌芽》中，简单谈到了“谴责小说”在香港的影响： “谴责小说”的根据地虽然也在上海，但却颇有几位广东乃至香港作家。吴趼人自号 “我佛山人”，就因为他是广东佛山人。另一著名“谴责小说”《宦海升沉录》(《袁 世凯》)的作者黄小配(自号“黄帝嫡裔”)，不仅也是广东人，而且他的《宦海升沉录 》还是由香港《实报》馆于1909年印行的。这本小说的语言，更是生动流畅的白话了。 下面是描写袁世凯怀柔笼络两位留日学生“抗俄义勇队”代表的一段(引文略)，除了极 个别的文言词语(如“少顷”、“恰见”、“既辱”等)，整个对话和描写是相当口语化 的。 显然，这是很不够的。对此，范先生的批评虽然不十分准确，但整体意见是对的，必 须认真考虑接受。至少可以在第二卷中加一个“附录”，专论黄小配等人的章回小说， 以资弥补。 四、关于《小说世界》和资料工作 范先生只知内地“鸳蝴派”有《小说世界》，而不知香港也曾创办《小说世界》，这 并不为过；但要说香港根本无有《小说世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诚如拙著所说，《 小说世界》创刊于1907年，是香港的第一本文艺小说。但因印量不多而又年代久远，这 本杂志在香港一般图书馆已难找到，只在香港大学专门收藏香港图书报刊的孔安道图书 馆方可查到。范先生得便赴港时，不妨到该馆便中一查。(该馆带有“准善本”性质， 不许外借，不许拍照，只能在馆内借阅，而且进馆时必须出示借书证或临时借书证<外 地学者由邀请单位办理>)。 谈到《香港小说史》的资料工作，我不能不衷心感谢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香港中 文大学钱穆图书馆、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没 有这些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小说史》是绝对写不出来的。特别是香港大学 孔安道图书馆，我浸淫其中至少有半年之久，早上九点进馆，晚上七点离开，中午在港 大学生食堂吃一顿快餐，真是紧看慢看，乐在其中。该馆馆员服务态度甚好，对我这位 内地学者更是大力帮忙，至今让我感念不已。 《香港小说史》(第一卷)资料工作的成绩有二：一是理清了1907-1961年间香港小说的 资料状况和发展脉络；二是发掘了一本被香港学界遗忘了的杂志《英华青年》，从而将 香港新小说的萌芽提前了四至五年。但是，毕竟是时间匆促，而且鞭长莫及，资料上的 遗憾是很多的。欢迎范先生以及其他朋友进一步批评指正。 原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