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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何为? 文学是什么?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教科书上说,它是一门语言艺术,是一门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审美的语言艺术｡人们通过它可以表达情感,认知世界,可以“兴观群怨,可以多识草木虫鱼”｡在普通百姓看来,它是生动的､鲜活的,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是黄河岸边的砍砍伐檀声,是南山东篱下飘香的菊花,是李白樽前的明月,是臧克家笔下的老马……当下,在一些人们那里,文学又忝列新解,“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欲望叙事”､“胸口写作”……一句话,文学是欲望,是金钱,是玩耍｡“文学这个东西”被他们肢解为尖叫､放纵､刺激､汽车､咖啡､冒险､自虐､别墅,文学不再是心灵和精神的驻地,而变成了欲望的发泄场所｡ 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是多元的,有政治的､审美的､宗教的､娱乐的､宣泄的､心理补偿的｡虽然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文学最终指向的是人,是有精神追求的人｡文学可以讲故事,可以娱乐,可以休闲,但这些只有在语言的创造中形成伦理观照,才能获得精神品格,成为艺术｡早在两千多年前,古罗马的贺拉斯就曾把“寓教于乐”作为一条艺术法则提出来,他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是给人以快感,同时也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上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林语堂提出“闲适”､“幽默”､“性灵”主张,鲁迅虽然与之论争,倡导“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是,鲁迅接着也说,“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娱乐､休闲､游戏……仅仅是文学功能之一种,并非文学的全部,文学永远是一种精神存在｡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流行时尚､快餐文化､图文时代､电子媒介等新元素的出现与介入,衍生出了许多新鲜而良莠不齐的文学话语,文学的娱乐性一变而为娱乐化,并且与市场一道,走向了庸俗､粗鄙｡从“娱乐性”到“娱乐化”,一字之别,但相差甚远,文学功能的多样性存在被娱乐“大而化之”的单一化取代,文学步入了一个为娱乐而娱乐的粗鄙时代｡没有了贺拉斯的“说教”,没有儒家诗学“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学的理想国里剩下的仅是戏说､噱头､搞笑､插科打诨､身体､欲望､尖叫等东西｡大量以隐私揭秘､情色凶杀､江湖官场､闲情野趣等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几乎无限制地蔓延开来,文学精神与使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文学审美性跌落在商业操作与文化消费的多重挤压之中｡其结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文学精英们的孤芳自赏或是“波希米亚”式的我行我素;一是文学浪子们逐“利”而居､无所顾忌地放纵文学､游牧文学｡ 其实,作为人类对自我的一种确认与慰安,文学从来都是活生生的,不管这确认与慰安是希望还是绝望,它都是心灵在场的,充盈着“爱”和“美”｡当然,文学从来也是不拒绝语言､知识､经验､身体､欲望的,否则就不能解释汉赋中的宴饮升平､魏晋名士的服药狎妓､唐诗中的血色罗裙､宋词中的勾栏瓦肆,以及明清小说中的儿女情长,甚至是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我们也能看到林语堂的闲适散文､沈从文的人性小说,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写欲望､写身体,而在于有没有爱的浸润与美的烛照｡写死亡､游戏､罪恶､黑幕仅仅是它的手段,表现人的存在才是它的目的｡换句话说,透过文本,我们看到的不是本能在活着,欲望在活着,而是人在活着,精神在活着｡欲望写作之外,另有一些作家争先恐后地走向历史陈迹､叙事迷宫､传奇流言,远离生活,成为地地道道的知识写作｡忠君意识､虚无观念充斥文坛,作家头脑要么盛满封建主义礼数,要么沦为尼采所说的“他者”思想的跑马场｡ 人的存在是需要精神慰安来支撑的,精神一旦消失,人就只能把堕落后的灰暗景象加以神圣化,以此来填补心灵的某种空缺｡因此,心灵的代偿并不能真正解决心灵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心灵的危机只能交换给心灵,文学必须承担其心灵慰安和追问功能｡于此,文学的存在才能在“文学何为”中获得阐明｡ 二､作家何为?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政治文官化时间最早､最长的国家,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文人的生活都还是不错的,像李绅､贾岛等贫寒文人毕竟是少数｡“学而优则仕”的选才之路,为他们进入官场提供了路径｡在经书与权力的交换中,虽然有皓首穷经却名落孙山的身心痛苦,有伴君如伴虎的生命风险,但他们通过仕宦平台,还是获得了许多令今天的职业作家望尘莫及的实利和好处,生计安逸､荣宗耀祖不说,他们的诗文也借助宫廷权力､君王喜乐､家妓歌女而广泛流播｡宫廷歌舞､官宦唱和､歌妓传诵,外加出版业的推动,文人们的诗文阅读面､接受度极高｡仕宦权力与诗文传播的互动,使得作品(主要是诗歌)没有“卖不出去”之虞｡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如何进入仕途､如何结交权贵,如何拜谒名士,直接或间接达到“立功”与“立言”的双重目的｡以才华横溢､桀骜不驯､“天子呼来不上船”而著称的酒仙李白,想当年仗剑出川,明明是万里觅封侯,偏要在给权臣韩朝宗的信里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仕途得意之时,“琵琶起舞唤新声”;仕途失意之后,“庙堂犹奏别离歌”,诗文的传唱面丝毫不减｡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人仕途盛衰史｡文学批评(当时或叫文学欣赏)在作家､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偶有名士点评,那也是作为步入仕途的敲门砖,或者文人之间的附庸风雅｡所以,我们看到,五千年的文明史,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多如牛毛,而批评家则寥如晨星,迟至今日,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在我们的大学生中,比起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吴承恩､曹雪芹等人来说,知道陆机､锺嵘､刘勰､司空徒､刘熙载､李渔的可谓是少而又少｡ 现代社会,科技崇拜达到无以复加地步,政坛上活跃的往往是技术专家的身影,在经历了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短暂亲和后,作家们不得不为“专业”头衔买单,从构思到创作到出版到销售,读者､批评家､市场､金钱都是他们需要先期考虑的｡不过,起初,他们日子过得也还算逍遥,争相阅读《伤痕》､《新星》的余温,还不至于威胁到作家的创作､纯文学杂志的生存､出版社的码洋,批评家的工作也主要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命名新时期思潮,总结创作得失｡渐渐地,他们发现影像传媒和大众市场是两个互为表里的好东西,它们能够一夜之间让一个作家出名走红,一部作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于是,有了海马影视厅的诞生,有了“触电”一说的出笼,有了大众文化的风行,有了作家､书商､批评家的背后炒作,有了明星作家和明星批评家的联袂表演｡看来,走影视嫁接之路､报纸连载之路､传媒造星之路､大众文化娱乐事件之路,不失为作家存在的一种好办法｡于是,美女､美男结伴而行,古装戏､泡沫剧大行其道,戏说､搞笑之风盛行｡如此,奔忙于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民众习惯了没有文本阅读的日子,它们可以说乾隆､雍正､光绪,也可以谈股市､房产､小资,还可以说说邻居大哥､大姐,似乎压根都不知道文坛上闹闹哄哄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身体写作､欲望叙事､70后作家､80后作家等命名之争是什么｡为了换取影视界的重视,迎合市场,突然有一天,一些作家们明白,原来进入批评家视野,得到批评家命名可以“出名”､“走红”,再以此为中介,获取经济利益｡这样,批评家地位大幅上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评奖会络绎不绝,文学批评也从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分析,一变而为各种各样文学事件的制造,比如身体术､官司术､封笔术､绯闻术､扎堆术,通过这些事件的娱乐效应,达到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获得了某种替代性满足｡ 作家是什么,曾经是怎样的?搜寻我们的记忆,对于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作家”似乎天然地都与神圣､美好､崇高等联系在一起｡借助作家的生花妙笔,我们感受着文学所带来的美好､崇高和神圣,也承受着文学带给我们的沉重､悲悯和无奈｡曾几何时,我们对作家抱着敬重的感情,把他看作是人生取向的精神导师｡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某某作家”的命名不断翻新,美女作家的出现,引起人们激烈的讨论,到底她想卖的是书还是人?之后,妓女作家､荡妇作家､玉女作家､美男作家､幼童作家……层出不穷｡这种作家内涵的变化,大有越来越向低俗､可耻､堕落方向发展的趋势｡ 从官场到市场,从官宦文人到职业作家,作家的生活空间在缩小,没有了宦海沉浮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没有了人类灵魂的深刻洞察和悲悯情怀,作家们的精神开始贫血,文字也变得苍白无力｡作家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成为一种“小众化”行为,文学的接受主要局限于一些中学､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教员,大多数民众是从电视､晚报等传媒上了解“文学”和“作家”的｡ 三､批评家何为? 从文学史上看,批评家身份历来可疑,不仅一般读者对批评家知之甚少,而且文学园地也没有给他们留出足够的话语空间,批评多依附在作家作品上｡一说到“文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文本､作者,而不是批评和批评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西方新批评思潮兴起,批评家们似乎从中看到“批评”从文学中剥离,独立成为一门学问的一丝曙光｡于是,文学开始由“作家”中心转移到“文本”中心｡正是在语言学､叙事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研究中,批评家地位获得大幅度提升｡在新批评中,文学的接受链条基本上是这样的:批评家引领作家､读者解读作品｡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新批评的衰落,批评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批评与批评家的地位一如既往的尴尬｡并且,这种尴尬与困惑可以说是与生俱来｡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与数以千计的作家相比,批评家的基数是很小的,而且有许多批评家本身也是作家,比如茅盾､郭沫若､李健吾､胡风､何其芳等｡就影响力而言,批评家也远没有作家来得实在､生猛｡目前,在“传媒帝国”时代,批评一旦与影视､传媒､出版业结合,批评家一旦与记者､书商､编剧连手,很容易让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走红”,而且借助影视､报刊,在命名与推介中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同｡就此来说,现在,批评家的声调似乎是提高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媒体批评的“造星”运动,文学批评的人情化､庸俗化等问题的大量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批评家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讨论开始提上了日程｡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里的“职业”一说,主要是“称谓”意义上的,而非生存方式的一种定位｡无论是高等学府里的专家教授,还是作协､研究机构里的作家､研究员,抑或是报刊杂志社里的编辑､记者,文学批评都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谓“职业”,而是他们工作的延伸部分,或者说是一种介于工作和兴趣之间的兼职｡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它的精神优先性和道德合法性｡一方面我们要从批评家的人文素养､道德良知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批评与反思,坚守文学批评的人学属性和审美底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倡导讲真话精神,加快有中国经验的文艺理论建设｡ 目前,批评界良莠不齐,命名焦虑似乎高于批评本身,“命名”取代了“批评”,占据了话语制高点,每一次命名似乎都重复着一个信念,即 “我们拥有话语命名权”､“我们占据评论制高点”､“我们属于未来”｡无论是白色写作､红色写作､下半身写作､学院派､民间派,还是60年代后､70年代后､80年代后,共同之处是“新的”､“后的”､“某某派的”｡在命名中,作家与批评家“合谋”扮演双簧,一个从中确认身份,进入媒体视野和出版渠道;另一个从中发出声音,显示出理论创新和批评勇气｡当然,这里,除了批评精神的丧失问题,还存在着一个理论误区,即艺术不同于科学,并非“新的”就一定好于“旧的”,时间的线性维度在这里只是相对的｡ 与命名的焦虑紧密相联系的是二元对立批评思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红色写作与白色写作､学院派与民间派､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乡村写作与都市写作､体制内写作与体制外写作……随处可见这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式的二元对立批评｡这类批评虽然赞美的精致､批评的偏执,但都没有什么建设性,因为它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是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要么醉心于对作品进行定性无商量的命名指认,要么习惯于对作品进行简单归类,不能深入作品､作家的肌理｡这样的批评可能在形而上层面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对当下或今后的创作实践却意义了了,有些甚至只能产生负面影响｡大量“酷评”学者的出现,一夜成名的诱惑像现代运动——蹦极一样,极大地刺激了批评家和作家的名利欲､自我膨胀欲｡ 当然,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作家与批评的合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部分知识结构较为完善,经验积累较为丰富的作家开始写作批评性的随笔､札记和论文,欧阳江河､格非､马原､王安忆､莫言､王家新､西川等人的“准评论”或“类评论”,已经溢出创作领域,发出了与他们的创作同样有力的声音,大大改变了“批评至少脱离文本五年或十年”的窘境｡作家在“创作”与“批评”之间奔忙的同时,批评家们也没闲着,他们倚仗多年从事评论培养起的阅读经验和理论敏感,开始向创作领域进军,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小说､剧本,虽然这些文本还带有浓郁的“学术”气息,理性的思辨也时时袭来,但他们毕竟以“创作的名义”实现了身份的互证｡如季羡林､钟敬文､谢冕､钱理群､王富仁､杨义､陈平原､钱中文､李洁非､韩毓海､李书磊､李辉等人的文化随笔､学者散文｡目前,这种评论､创作并行互动的写作仍在评论家中运行,尤其是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大有与作家分庭抗礼之势,以至有人坦言:“评论也是一种写作”｡ 四､读者何为? 无论是“五四”新文学开启的“化大众”运动,还是“左翼文学”倡导的“大众化”运动,读者在文学生产､接受链条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同的仅是前者是启蒙､说教的对象,后者是宣传､发动的对象,读者基本上是沉默的､无声的｡及至延安文学,工农兵方向确立,人民大众成为了新生活的主人,赵树理们从地摊走向了文坛,于是,新文学人物谱系里第一次有主人翁式“新人”,小二黑､小芹､水生､水生嫂呼吸着新鲜､俊朗的空气,唱着“清粼粼的水来蓝咯莹莹的天”,大步走在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上｡建国后,工农兵英雄一直活跃在文学前台,承担着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全部想象｡从延安文学到新中国文学,工农兵读者在文本阅读中获得了空前的身份认同,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参照对象,而且是前进､前进､再前进､革命､革命､再革命的主导力量｡立足于此,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肇始的中国当代文学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实不为过｡ 当下,读者地位在经历了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情感认同与思想解放之后,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来了一个巨大的涡漩｡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机制出现断裂,“气闷”､“读不懂”的声音此起彼伏,从熟悉到陌生,从热情到冷落,读者阅读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碍｡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五四”退潮的一幕又一次上演,一面是高等学府中专家学者､莘莘学子,在残雪的“黄泥小屋”､孙甘露的“信史之函”里打捞､发掘,出土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西学之物;一面是市井民间中芸芸众生,在“渴望”､“编辑部的故事”里谈论些家长里短､情爱故事｡作者与读者的分道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文学阅读的分野:“小众”们乐此不疲于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人性探索､生命可能､宗教情结,“大众”们津津乐道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大众文化､影视剧本的情了､爱了､欲了､物了｡如果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框架下的读者处在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那么当前的情形是迎合多于选择,娱乐休闲多于精神提升｡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曾说,“人类在完成了维持和延续生命的主要使命之后,尚有剩余的精力存在,这种剩余精力的释放,主要是娱乐”｡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当人们能够享受到生产劳动与娱乐休闲的双重待遇时,娱乐化便如期而至｡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踏进娱乐经济时代的门槛,娱乐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心理上,人们追求一种工作之余的全身心的放松,青睐“拳头+枕头+噱头”式的程序化文本克隆出的精神鸦片;在行为上,表现出别人怎么享乐,我就怎么享乐,别人怎样判断,我就怎样判断的倾向｡具有娱乐化色彩的言情､武侠､影视文学,由于它的有趣性､刺激性,很容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后,从众心理将导致更多的人在无意识中去大众媒介中寻找类似的文学阅读,从而加快了文学的娱乐化､粗鄙化进程｡ 文学娱乐化､粗鄙化在给读者带来感官刺激的同时,也在制造着低俗的､色情的､暴力的信息垃圾,引导读者沉溺于或轻松､或惊险､或奇异的感官体验,不能自拔｡在娱乐化充斥的缤纷世界里,人们不再需要殚精竭虑,没有痛不欲生,没有精神抚慰,他甚至可以把人们的智力消耗降低到几近于零,轻而易举陷入他营造的本文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当人们目睹电影､电视剧､武侠小说､言情故事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情终于柳暗花明,那些孤胆侠客终于化险为夷､功成名就,那些凡夫俗子竟然也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场景时,会情不自禁地与其一道进入一个虚拟的童话世界,一个对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了理想化的幻景世界,共同分享本文制造的即时欢乐,缓解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着电视文化的客观发展和广泛普及,电视文学蜕变成了终端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大量的涌进了图书市场,电视文学成为“快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的读者的是:简单､粗糙､片断的表述方式和浅表性的阅读快感,严重侵蚀了文学固有的审美特性和精神品格｡在这样粗糙､浅陋的叙事方式中,文学特有的精神价值被廉价地丢弃了,因为越是粗糙､浅表的阅读,越是能够刺激人们的随意和浮躁情绪,人们所感受与记忆的往往是一种场景､一种情绪､一种奢华､一种刺激｡其实,作为人类的一种具有自律性的精神实践活动,文学假如不能正确地对内容与形式做出选择,而是一味地由着市场与消费的需求无限制地随“波”逐“流”,那么,属于文学的精神领地就会逐渐变得单一而贫瘠,读者的心灵世界也会随之变得苍白而无力｡ 叔本华曾经将文学分为两类:一是为俗世而写作,一是为精神而写作｡当前的文学在本质上乃是一种俗世的写作,它是将娱乐､游戏､通俗､消费､时尚等元素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目的在于追求写作者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要增强文学对人类精神深度的表现;它是向市场和读者趣味的妥协,而不是向作家和读者心灵世界的挺进;它是为了制造作家的明星效应,而不是彰显作家的良知与道义｡简言之,这是一种庸俗化的商业性写作,与文学的人学本质相去甚远｡《浮士德》中,浮士德因为把灵魂典押给魔鬼靡菲斯特而导致一场人生的悲剧,文学的灵魂(精神)被出卖给感官娱乐,也不可避免会导致文学的悲剧｡对此,不知我们的作家､评论家､读者是否已经认识到!(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评论》 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