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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已陷入到某种困境之中:一方面,经过观念上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和方法上的除旧布新与鸟枪换炮之后,文学理论已形成一种自足而圆满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面对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各种文学与泛文学现象,文学理论又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阐释能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以为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应该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谈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我们就既需要弄清楚不利于文学理论生长的地方在哪里,也需要搞明白文学理论必须应对怎样的现实状况才能激活自身。 1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是以一套特殊的话语符号对文学(包括创作、阅读等活动)进行分析、研究的理论。但究竟什么是文学,文学理论应该面对怎样的文学,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来应该由文学理论事先作出回答,但恰恰在这里它失去了言说的兴趣。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既定的文学传统已形成了一套打量与衡量文学的规则与法则,这种规则与法则也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文学理论的生产过程中,何谓文学因其自明而似乎不需要回答了。于是,一提到文学,我们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或《红楼梦》与《水浒传》,文学理论面对的就应该是这种古色古香、已成经典的文学名著,而那些不断生成的艺术产品则被打入了另册,在文学理论面前,它们首先失去了被关注、被分析的资格。 这样的取舍原则与标准不是没有问题的,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把这一现象作为了他们的“质询对象”。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在指定的文学课程表上,为什么所有社会构形中的文本、许多文本、许多表意实践都要推出10本居首位的书,后面跟着20本划上问号的书,再后来列出50本我们只需要粗略翻阅、有所了解的书,最后是成百上千从来没人去读的文本?那个等级本身构成了文学研究中的取舍传统,这是第一个质询对象。”①这样的“质询”同样也适合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在中国,传统的高雅文学形式是诗词歌赋,故“诗话”、“词话”特别发达。“五四”之初,虽有“平民文学”的口号提出,但由于种种原因,“平民文学”并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理念进而改变文学理论的构成。1940年代之后,虽然赵树理的“通俗故事”成为了文学的“方向”,但这样的通俗文学是被纳入在政治与革命的叙事之中书写出来的话语,文学理论对这种文学形式开掘的也更多是政治性而不是文学性。“新时期”以来,虽也曾有过“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讨论(1980年代中后期),但由于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要剔除诸多政治化因素的干扰而回到“审美”本身,所以,通俗文学因其欠缺审美因素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在现在已经成型的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中,通俗文学同样成了托尼·贝尼特所说的“残存的概念”,②它只有成为说明文学经典的旁注时才有价值。这样,现行的文学理论主要面对的就是那些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成为了文学理论的阐释对象,自然也就成为了文学理论得以生成、展开并自圆其说的构成对象。 在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网络中,如果说文学理论以其规范化的阐释维护着文学经典的再生产,并使生产过文学经典的作家具有了合法存在的权利,那么它也以同样的方式呵护着文学经典的消费,并赋予以这种方式消费的读者诸多神圣的意味。目前文学理论中已经成型的阅读理论,一方面受惠于中国传统文论中与欣赏或鉴赏相关的学说,一方面也得益于20世纪西方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但无论是“滋味说”(钟嵘)、“披文入情说”(刘勰)还是“填空”(伊泽尔)和“三级阅读”(姚斯),其理论依据都是建立在对作品的审美阅读基础之上的,以此种方式阅读的读者也必然是具有丰富阅读经验和很高鉴赏水平的“理想读者”。文学理论中拿来这样的命题并予以升发阐释,表面上是要讲述阅读与欣赏的一般道理,但实际上却强化了对文学经典的阅读。于是,文学经典的生产产出了与其成龙配套的消费,文学经典的消费又消费出了文学经典的生产,当今的文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一种假定中推衍或虚构着这样一种理论命题。这样的命题在特定的语境中是有效的,且富有革命的意义,但是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实,它的有效性却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问题。 然而,这样的文学理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教科书中。进入教科书之后,意味着文学理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合法化,也意味着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从此成为规训(discipline)学生的一种手段。简·汤普金斯在谈到编写教科书的布鲁克斯、沃伦时指出:他们通过教科书建立起了一套阐释标准,从而使文学阐释的实践规范化了,“因而就把文学阐释变成一件可以在大专院校普遍教授的东西”。“把文艺批评定义为需要专门知识的一项活动,这就为研究生教育的文凭制度提供了存在的必要,并支持文学教授们同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竞争”。③这种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当今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文学教育来说,文学理论的制度化首先意味着学术场域中的权力分配,其次意味着文学理论经过教育机器的生产之后已经变成了一种专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现行教育体制的组成部分之一,面对现实是否有效反而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第三意味着学生为了适应目前的教育体制规范(如获取奖学金,考研等)而必须接受乃至背诵教科书中的名词概念和知识点,在背诵中和为了种种外在目的的学习中,文学理论由一种“活”的思想变成了一种“死”的学问。这种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教师和学生被安排到分类森严的文艺学体制当中,从选题到答辩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几乎成了在现今文艺理论总体框架之内修补的工匠。从这一点上说,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日益演变成了知识分类和学科规划的体制化生产,成为一小部分人专有的话语游戏之所,这无疑会压制文艺学应有的创造性和社会实践品格。”④ 由此看来,体系化的文学理论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文学经典的阐释模式,这样的模式面对的是文学历史而不是文学现实;制度化的文学理论引导出来的又是一种知识话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封闭在学校的高墙大院里,成为教师与学生共同开采、使用但又真气涣散的话语资源,却无法有效地延伸于社会。文学理论因此处在了不尴不尬的境地之中。 2 有必要声明,当我指出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基础之上时,并不是说它不对(毕竟,文学经典是人类永恒的财富,对它的阐释从来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而是说它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逐渐淡出之后已逐渐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因为以此种理论培育而成的文学观念来打量现实并进而作出分析判断,将会产生极大的错位。这种错位很可能就是文学理论在文学现实面前已然失效的一个明证。 那么,当今的文学现实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两种趋向构成了当今文学现实的主潮。第一,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渗透与裹胁(这其中起码应该包括商业化因素、功利化因素和与电子或数字媒介相匹配的阅读与写作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比如让人想到生命体验的倾吐)已无处藏身,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比如让人想到修身养性、心灵净化)也已土崩瓦解。这意味着所谓的“纯”文学已变得不再纯粹,或者高雅文学已丧失了其高雅的资格与条件。第二,大众文化的勃兴首先把种种文化产品变成了泛文学的作品,它们一经出现就既改变了文学的既定结构,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还把许多人对文学的理解引导到了大众文化的思路当中。这不仅意味着文学的生产已规模化与批量化,而且意味着文学受众接受文学的渠道与途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这两种趋向正在逐渐靠拢甚至有可能合二为一,它们主宰了文学的现实空间。 面对这样的文学现实,现行的文学理论恐怕只能失语,而一旦发言,即意味着错位和扑空。比如,张艺谋的《英雄》上演之后,有的评论家曾作出如下评论:电影中虚构的残剑、飞雪、长空、无名为报国仇家恨,义无返顾谋刺秦王,在这种壮举中,他们已是“英雄”人物;刺秦悲剧发生后,他们终于醒悟到秦国的不可战胜。与其诸侯割据,生灵涂炭,不如统一“天下”,共生共荣,义士侠客遂从“个人英雄主义”升华到“民族英雄主义”,成为真正的“英雄”。这一故事虽纯属“戏说”,“但《英雄》揭示的是历史规律的真实、时代精神的真实、‘英雄’内心的真实。它达到了一种理性真实的高度”。⑤这种思考显然套用了文学理论中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模式,而实际上,《英雄》只不过是一件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那里面的视觉美学效果、刻意经营的东方情调、对刺客与秦王的双双美化、拍给外国人看的心理等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意识形态症候。只有把它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也只有把它看成是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我们才能够破译其中的秘密。而用打量文学经典的眼光来分析它,只能得出不伦不类的结论。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才觉得文学理论有必要改变自己既成的思维方式,调整自己的僵硬姿态,把一种面向经典的阐释模式转换为直面现实的阐释模式。文学理论必须面向大众文化发言。 第一,从本来的意义上看,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应该是对某一时期文学实践活动的概括与总结,唯其如此,文学理论才显得生气灌注,真实可信。但是现行的文学理论却要努力使自己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结果它不但什么病也治不了,还把自己弄得病入膏肓,一付死相。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从现在的情况看,只有把自己的视线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或许才不失为一种自救的办法。戴锦华把包括大众文化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看作是“想寻找、创造、生产活着的知识”,⑥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大众文化都成了当今主要的文学形式,对这种活着的知识作出回应与研究,可以使文学理论从自闭走向敞开,从单一的视角走向多维的视野。文学理论因此必然会失去许多审美分析的机会,但是却获得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症候分析的空间。 第二,如前所述,现行的文学理论的构成以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为依据,而文学经典的写作与阅读又是典型的印刷文化语境中的产物。但是现在的文学与大众文化已经游离了印刷文化的背景,已经或正在变成电子文化乃至数字文化的产品。“这种文化抛弃了文字或印刷文化所具有的那种不受他人影响的、线性的、个人主义的心理状态”,⑦也把许多人投入到了特殊的生产队伍与消费群体当中。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和数字文化的转型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但却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件事情。借助于现在的文学理论所培养出来的价值观念,我们也可以正视它,但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或者正视变成了斜视或蔑视,或者只能说一些隔靴搔痒、不着四六的外行话。笔者以为,以对象本身特有的方式去把握对象,很可能才是文学理论面向大众文化发言的一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让文学理论介入到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即意味着让文学理论走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么,走出来的文学理论还是不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不是因此会改变颜色而变成了“文化研究”?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满腹狐疑,进而对“文化研究”流露出鄙薄不屑之辞。这样的担心与忧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其道理也只是建立在对文学理论本质主义的留恋之中。而在我看来,关键还是一个观念的转换问题。伊格尔顿在谈到“文化工业”时指出:“文学批评家一直在致力于培养少数人的敏感性,而大部分传播媒介却一直在忙于毁灭多数人的敏感性;然而,人们仍然假定,研究例如格雷或柯林斯这样的作家在性质上比考察电视或流行报刊更重要。”⑧这样的认识同样也出现在当今中国的文艺学领域。许多的研究课题、许多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宁愿去面对被许多人做过的“文学”问题,却不能或不敢向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泛文学问题叫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们还固守着印刷文化时代养育而成的价值观念。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在提醒我们:文学是不断流动的,文学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用电脑“敲”出来的文学已经不同于用毛笔“写”出来的文学,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学理论也已经不同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为什么我们非要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呢? 托尼·贝尼特说:“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以理论化的形式使作家和批评家从策略运筹的角度介入通俗文学的阅读和创作。如果要赢得霸权,就应该开辟航道,而不是顶风而上。”⑨从现在的情况看,仅仅介入通俗文学已显得远远不够,只有介入大众文化,开辟出了新的航道,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 注释: ①②转引自(澳)托尼·贝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③(美)简·汤普金斯:《读者在历史上:文学反应的演变》,刘峰译,《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页。 ④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⑤段崇轩:《“英雄情结”的释放》,《太原日报》,2003年1月1日。 ⑥戴锦华:《活的知识——论大众文化研究》,世纪中国网(www.cc.org.cn.),2002—10—14. ⑦(美)迈克儿·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⑧(英)特雷·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 ⑨(澳)托尼·贝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原载：《文艺争鸣》2004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