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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文学受意识形态宠幸的状况不复存在了,人们开始哀叹文学丧失了昔日辉煌｡中国20世纪60年代及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轰动效应”确是特殊时期的产物,也是文学登峰造极的非常时期｡那时全国人民同看几部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等;同看几部戏,如《霓虹灯下的哨兵》､《槐树庄》､《千万不要忘记》｡新时期初期,像《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李顺大造屋》(高晓声),《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等小说,一时间令洛阳纸贵,万民皆晓｡那时的文学家为全社会所关注,被全民所景仰｡文艺､文学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焦点,作品的价值被大大提升,文学的地位被极大地抬高了｡一个作家因一部作品而一夜成名的事例也屡见不鲜｡然而,当意识形态把重心转向经济后的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市场体制的形成,文学的地位开始逐步受到挑战,文学的生存空间变得日益窄小｡ 文学边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全国文学期刊订户､文学出版物销量大幅度下滑｡80年代中期以前,一般的文学刊物就有十几万的发行量,那时的文学作品,起印数都在万册以上｡今天,全国最具权威的文学订户不过十余万,一般纯文学刊物最好也不过三五千份｡文学不仅不再处于中心位置,甚至已被多数人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文学期刊因经济上难以维持而改刊或倒闭｡《光明日报》(2001年2月21日)有篇报道这样写道: “近几年全国各级文学期刊普遍遭遇了严重的市场挑战,如何生存与发展,已成为大多数文学期刊不得不面对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状况实际上和昔日文学的“轰动效应”一样也当属不正常｡中国文学的“边缘化”从表面上来看是源自社会文化的转型,当然也和世界范围内文学的不景气有一定的关联｡从90年代起,我国从封闭自守型开始转向对外开放型,由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型转向多元自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型｡政治对文学的制约也由强制的指令变成了放任和置于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学这一长期被看管的孩童就像一下子被抛到茫茫的荒野而不知所措,寻觅不到自己应走的道路｡但是有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甚至认为:文学地位的日益下滑也不是坏事,文学的地位由中心到边缘是中国文学的位置的回归等等｡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我们也应理解,多年来,中国文学过分地受制于政治,文学的松绑使很多文化人感到如释重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文学的边缘化实际上是对昔日文学过多受制于政治的强烈反拨,换句话说,这也是不正常的｡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文学的社会中心性似乎自《诗经》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因时代不同而程度有差别而已｡但是,目前中国文坛这种文学的边缘化却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都未曾有过的｡ 一般来说,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转型总会涌现出一些著名的文学大家,如19世纪的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果戈里,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英国的萨克雷､狄更斯等｡他们的作品有对没落贵族阶级的同情,有对社会动荡的哀叹,也有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赞许,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俄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1811—1848)曾说过: “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只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发自时代主要思想的强大的､主观的激动,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或者欢乐的颂赞,如果它不是问题或者对于问题的解答,那么对于我们的时代说来,它便是一部僵死的作品｡”(《关于批判的讲话》《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基本体制､基本形态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的转变,但是人的素质却没有同步得到提高｡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在电视等各种媒体上,屡屡会看到见死不救,或“英雄流血又流泪”,上至某政府部门下到百姓的借债不还还处之泰然等报道,甚至我们的媒体把领导干部不受贿､不用公款吃喝作为榜样,“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弄虚作假等等无不触目惊心｡在这物欲膨胀,道德失范的社会形势下,重建人文精神,保留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精华,如仁爱､信义､修身､谦让,此外注入现代意识,如自我解放､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和公平竞争等等是非常必要的｡要实现以上目标单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文学工作者也应担负起这一神圣的历史重任｡弘扬人文精神,积极主动地去影响社会,从而使国民成为具有开拓进取意识的现代文明人｡ 然而目前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却很少有像果戈里式那样通过讽刺来鞭笞社会蛀虫､不良风气的作品,也很少有契诃夫､雨果式的通过社会的种种弊端来挖掘其社会本质及根源的作品｡我国文坛自“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后,“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私人化写作”及“后现代小说”等思潮的出现,形成了文学多元化的局面,这无疑是好的,它给我国当今文坛带来了活力｡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对个人尊严､个人自由的极大摧残的背景下,“追求自我”,“自由”及“平等”等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且这些追求也是当今世界主潮｡但是它们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理念,而且中国自“伤痕文学”及“反思文学”后的这种多元的文艺思潮主要是受欧美等国的影响,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反对“大写的我”,追求和偏爱“小写的我”｡ 无论文艺思潮还是文化,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和本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状况紧密相联的,国外的东西,有时甚至看起来是好的东西也未必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或现阶段暂时不符合)｡我国现在处于改制转型时期,在这改革开放的前进的道路上,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如道德空间的大滑坡,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达到令人咂舌的地步｡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社会现象,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亟需得到扭转,广大人民期待着宣传仁爱､信义和真诚的中国民族传统美德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呼唤着鞭笞丑恶､揭露社会问题的作品的产生｡当今造成我国文学的边缘化这一结果,当然有种种原因,但其中,我们文学作者的作品是否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那痛恨贪污腐败,贫富不均的不满心理需求,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追求及道德观呢?无痛呻吟,个人生活流水账式的小说,脱离现实的仿欧学美式的弄姿作态,怎能不让人生厌!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向另一高级阶段的转变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等｡这种由低级向高级的社会进化少则近百年､多则需要几百年或千年以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积累的文明不可能因一次或二次的政治和文化的启蒙就会真正成为我国的东西｡当然,几次经济上的腾飞会使我国最终赶上并超过欧美,但是文化的积淀､传统道德的影响则是长期的｡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思想家夏目漱石早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评论《现代日本的开化》(1911年11月)一文中指出:日本的文明､改革开放是外部强加的“外发型”,决不是西方文明社会那种自身酝酿成熟的,自然而然形成的“内发的”文明｡千年来,受封建熏陶的日本国人,对这种西方“外发的”文明只能感到“空虚”､“不满”和“不安”｡如果日本要想达到西方的那种“内发的”文明,还需漫长的努力｡夏目漱石的作品大多描绘了主人公在追求西方文明的个性解放､自我追求､个人主义的过程中遇到的苦恼及不安,指出了西方与东方伦理道德及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晚年的夏目漱石表现出憧憬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和回归自然的心境｡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夏目漱石的主张完全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但是夏目漱石不为西方各种思潮所迷惑,结合日本当时的客观实际,理性地审视西方文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并不是反对西方文明､抵制欧美文化,而是当今社会稳定､法制较完善的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文学思潮､文艺思想并不一定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张器友先生曾指出: “有些作家继续立足民族土壤接纳四方来潮,但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丧失批判能力或根本不考虑批判,模仿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艺术中的非理性主义,颓废主义和个性中心主义等,这几乎成为时髦｡脱离人民历史要求的贵族化和迎合消费者原始欲求的庸俗化,描写苦难但是走不出苦难的病态文学和掏空食色性严肃文化内涵的现文学,不时纠缠着文坛｡这是社会艰难变革和现代化浮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第三辑,张器友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6页) 我们不反对文学的多元化,也不反对西方文化及个人主义,但是,文学在社会不同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应是一样的或一成不变的｡不同的社会进程应有不同的文学｡如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也应有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学表达｡我们的作家应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对欧美文化应有吸纳也应有抵制,这才是一个唯物辩证论者的基本观点｡现在我国有些知识分子对“小写的我”及“自我”的不断强调､追求,使人的本相､强烈的私欲暴露无遗､丑态尽显｡这种对“大写的我”的自我否定,一方面固然空前地解放了人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深重的道德危机及不良的社会风气｡在此形势下,我们文学工作者决不能置身于自我的小圈子里,或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应拿起我们手中的笔赞美善,弘扬诚信等传统美德,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添砖砌瓦,尽我们的责任｡如果一味片面地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强调“私人化写作”,否定文学的社会性,只能加深文学的边缘化｡ 我国作家赵树理的创作基本坚持了写“问题小说”的主张｡他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会妨碍我的工作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第6期) 他又说:“我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文汇报》1963年6月2日) 赵树理的一些作品,揭示了封建礼教对农村的束缚,批评了当时的一些官僚主义倾向｡同时也歌颂了人民政权建设及农民群众的务实精神｡ 实际上,一些名著,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大都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深刻地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阶段的某种进程及变迁｡同时也体现出各国的不同的文化特征｡西方的自我解放､个性自由等是在反抗封建制度对个性摧残,对自我的抑制的语境中被提出来的,这时的个人追求有着极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它对封建专制的灭亡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但是曾以自由､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学思潮､文艺思想现在都呈现出颓废､消极及自我封闭的一些倾向｡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一些文学工作者对这些消极､颓废的文艺思想､文学思潮却情有独钟､倍加迷恋,忘记了应弘扬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忘记了他们应担负起的社会责任｡ 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对日本战败后全盘否定日本的传统理念表示悲哀,他在《追悼日本作家岛木健作》一文中写道:“我们似乎也已经死去了,除了描写日本传统的美之外,我写不出任何东西｡”但是川端康成在创作时吸取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创作手法,如采用了“新感觉派”及“意识流”等手法来表现东方文化的“虚无”和日本民族的传统美｡日本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被认为是典型的西方派作家,然而,他把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和“自我体验”及日本的社会联系起来,试图让日本国民“质疑”日本的现实社会,他作品中有关“峡谷山庄”,“乌托邦”的描写有浓郁的东方文化的气息｡ 无论哪个文学大师无一不是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充分吸吮各国的长处才能打造出一些不朽之作｡现在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在“道德大滑坡”､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中,我们文学工作者决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否定文学的功利性､文学的社会属性｡或者说现阶段不能否定文学的功利性｡ 文学的边缘化本不应属于当今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我们当今的社会､时代在呼唤着英雄! 原载：《文艺评论》 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