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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报》上，2007年3月27日，我们以“精神家园的建构与审美超越论”为题对王元骧近些年来的一些文艺观点进行了商榷。2007年9月4日，王元骧以“论文艺的‘审美超越性’”为题对我们的批评做出了积极而认真的回应。这种正常而健康的文艺批评近些年来已不多见了。有些人在文艺批评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扭曲正常的文艺批评，进行不必要的政治攻击。我们肯定在文艺批评中进行必要的政治批评，但坚决反对那些不必要的政治攻击。因此，我们不能不击节赞赏王元骧这种诚恳接受批评并积极进行反批评的胸襟和气度了。 然而，王元骧在反批评中没有努力解决我们之间的理论分歧，而是进一步地重申了他的文艺思想。这种以消除“误解”为目的的反批评无法使这场论战在理论层面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否定王元骧的文艺思想，而是高度肯定了王元骧对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的一些“异化”现象的深入把握和对这种人的“异化”现象与文艺的“异化”现象的深刻批判。王元骧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日趋风行，对于金钱和物质的片面追求使得个人与社会、与集体在思想上日趋分离，以致几乎完全丧失了一种形上情怀，变得非常务实、自我、卑琐。在金钱的诱使下，文艺也沦为商品，变为休闲、娱乐、宣泄，仅仅满足于感官享受的工具。这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方向是相背离的。”因此，王元骧要求人成为“大写的人”，并追求精神上的“真正的、持久的快乐”。这种“真正的、持久的快乐只能是精神上不断得到提升和自我超越的快乐，审美带给人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快乐”。这些年来，我们批判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社会背叛和精神背叛，批判中国作家在审美理想上的迷失，批判当前中国文艺在娱乐上的畸形发展，都和王元骧文艺思想的追求没有根本的分歧。而我们和王元骧的理论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克服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的这些“异化”现象上。 王元骧在批判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的一些“异化”现象的过程中提出了审美超越论。王元骧认为：“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虽然还是以感性的、个体的、有限的形式而存在。但是他的精神、人格却拓展了，已经从个人、当下、纯粹的一切物质、利欲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到那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人生的大境界，他也就超越了、自由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达到这种境界，而审美却有可能把人带入这种状态；所以，审美是最有助于高尚的道德人格的培养的。”王元骧认为人的超越和自由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达到，而在审美生活中却有可能进入这种状态。所以，审美是最有助于高尚的道德人格的培养的。这就很容易将人引入逃离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中追求人的精神超越和自由。如果人的超越和自由只是在审美世界或艺术世界中实现，就是一种“精神胜利”了。王元骧认为，文艺的“异化”是随着人的“异化”而来的。王元骧把“审美超越”界定为是“艺术的精神”，就是希望文艺在抵制人的物化和异化方面成为一道最后的防线。而“艺术本身就是想像和幻想的产物，是由于人们的理想、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和满足，而把它们化为美的形象来予以表现，以求给予人的精神以补偿、鼓舞和激励，因此真正的艺术总是带有某种超越性的。”而既然文艺的“异化”是随着人的“异化”而来的，那么，如果人的“异化”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那么，文艺的“异化”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人的“异化”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得到彻底的根除。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否则，这就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的确，马克思在《<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文艺不但反映现存冲突，而且解决这个现存冲突。但是，首先，这个现存冲突不是人类包括文学艺术家的臆想，而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其次，人类的解决办法也是物质世界的反映。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这封信中指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并强加于社会。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解决办法也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但是，他们却反对人们对不合理的现存秩序逆来顺受，而是要求人们为未来理想的生活进行坚决的反抗和斗争。这个革命和改变的要求是历史本身提出的，同时离不开群众的觉醒。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这封信中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恩格斯批评了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只反映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即“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而没有表现他们的积极面，因为“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恩格斯不仅要求工人自觉地为未来的理想生活进行坚决的反抗和斗争，而且要求文艺积极表现工人的这种反抗和斗争生活。王元骧指出：“文艺学与社会学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不能等同。因而不能要求它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只能是解决文艺自身的问题。这是因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应该从两个层面，即物质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来理解。”这就将文艺世界和现实世界对立起来了，将审美超越和现实超越对立起来了，而不是将审美超越建立在现实超越的基础上。王元骧明确地认为艺术只是想像和幻想的产物，是在精神世界里补偿、鼓舞和激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和满足的理想、愿望。这种离开现实基础的对文艺的“异化”的超越，无疑是一种空洞的主观幻想。文艺应该促进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4页。）而不是引导人民群众陶醉和沉醉在审美幻想世界中。 而王元骧认为理论的价值就在于马克思说的不只是“说明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所以它就其本性来说对现状应该是反思的、批判的。惟有把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发扬起来，我们的理论才会有所作为。所以理论总是带有某种理想性的，它应该与现状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才能推动人们奋斗、促使现状的变革。因而要是这理论是从现实出发、是针对现状发言、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就不能说它是不切实际、主观幻想。王元骧反对消解文艺的批判精神，要求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这是不错的。当前中国文艺界的确存在一种消解文艺的批判精神的倾向。我们曾将这种消解倾向概括为粗鄙存在观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仍然是人。而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灭大部分作家。显然，这种粗鄙存在观只承认人的存在，而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反对“理想”与“要求”的谬论，不过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罢了。王元骧强调文艺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种粗鄙存在观的反拨。但是，王元骧在强调这种文艺的批判精神时却没有将文艺的批判精神和文艺的建构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其实，我们不是反对文艺的批判精神，只是强调文艺的批判精神必须与文艺的建构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这种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地否定。作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而王元骧认为要是这理论是从现实出发、是针对现状发言、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就不能说它是不切实际、主观幻想。这是很难站住脚的。恩格斯认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不是因为他们对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弊病没有清醒认识，而是因为他们所发明的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新的社会制度只是头脑的产物。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就存在两种文艺的批判精神，因为它们割裂了文艺的批判精神和文艺的建构精神的有机统一，所以是不切实际的主观幻想。有人在大力提倡文学的批判精神时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这种高蹈而空疏的文艺批评在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批评对象，而且脱离了现实生活。还有人认为现实的发展往往是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即历史的进步常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而固守人文则又付出历史的停滞甚至倒退的代价。而面对如此“悖反”的现实，真正的文学家绝不在这两者中选择，他的取向应是“人文—历史”双重张力。他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又要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显然，这种文艺的道德批判是抽象的道德批判。这不但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而且认为这种矛盾是当然的和普遍的。这样就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矛盾现象永恒化了。这种对与道德的进步背反的所谓历史的进步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单纯的审美道德批判。事实上，与道德的进步背反的所谓历史的进步肯定是不完善的，是片面的，甚至是畸形的。如果只看到一个社会在道德的进步方面存在缺陷，而没有看到这个社会在历史的进步方面的弊病，就不能深入挖掘它在道德的进步方面存在缺陷的社会根源，就很难真正解决或克服现存的冲突。因此，我们和王元骧的分歧不是当前中国文艺要不要文艺的批判精神，而是要什么样的文艺的批判精神。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大学） 原载：《文艺报》2007年9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