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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先生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所质疑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尤其是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问题。我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刘泽华先生及一切关心国学发展的人们。 一 刘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刘文中所讲的“阴阳组合结构”。按照刘先生的讲法,中国政治思维包括了阴阳两个方面,其中阳是君本,是王权,是专制,这是主要的,不能变的;阴是民本,是“从道不从君”,是“天人合一”,这是次要的,是服从于君本的。举例来说,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对暴君可以诛之、杀之,可刘先生讲,现实中还是君为本,孔孟并不否定君主的统治地位,一句话便把民本否定了,把民本讲成了君本。又如,儒家讲“从道不从君”,郭店竹简中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可刘先生讲,历史上还有“王体道”、“王就是道”的命题(不知刘先生说的是谁的命题,但决不是孔孟的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一句话又将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否定掉了,把对专制的批判讲成了圣王崇拜。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甚至用来源不同的材料互相说明、论证。 读到这里可以明白,原来刘先生之所以反对提倡国学,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套国学,刘先生的国学便是王权主义,其方法是阴阳组合论,现在刘先生的国学观与社会上的提倡在宗旨上产生了矛盾,在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于是他感到不满,要提出种种质疑了。按照刘先生的国学观,国学研究就是反封建,反专制,就是从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去发现王权的根源,也就是要通过“阴”的文化现象去发现“阳”的文化本质。翻开刘先生的著作,不难发现大量这样的论述,像传统人文主义是一种王权主义,先秦人性论是专制人性论,孔孟提倡的独立人格实际是一种奴性人格,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等等。而当前国学热的一个特点是着力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与刘先生的为学宗旨不仅不相符,而且“背道而驰”,这自然是刘先生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质疑,为什么“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得那么美”?对于一些学者试图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刘先生则视之为“倒贴金”,认为是犯了历史学的大忌,“试问,‘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还是‘传统学术’的国学吗?”刘先生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文化是有阶段之分,有“先”“后”之别的,传统文化相对于现代社会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今天的中国是在落后赶先进,一味地弘扬传统文化,讲我们的“先进性”,是“强行超历史阶段”。所以在刘先生的眼里,当前的国学热无疑就等于一场“文化大跃进”。 二 刘先生的质疑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尽管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可能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研究国学?国学的使命是什么?国学研究能否从正面去积极弘扬传统文化? 刘泽华先生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学,认为文化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而国学、儒学的内容“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对于刘先生的这个观点,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喜欢把思想、文化与一定历史的社会存在看做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认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总是服务于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又持一种简单的“进步”观念,认为“今”总是胜于“昔”,今天的文化总是领先于古代的文化。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于传统主要是着眼于批判,是深挖古人思想的阶级属性,即使有继承,也是要把批判放在第一位。刘泽华先生的以上观点显然是以往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只不过他将“阶级分析”改为了王权批判。 注重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忽略了文化还有更重要的特点--连续性与超越性。德国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揭示这样一个现象,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印度、希腊、两河流域等地区几乎同时达到古代文明的一次高峰,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这即是所谓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文化是在今天看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取得的,但她却“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从此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需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所以文化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也不可以简单用经济发展程度来说明,历史上的许多文化创新都是以“返本开新”的形式来完成的。例如,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本是一场宣传资产阶级文化的运动,但她却以复兴古典文化的形式出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往往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文化像一切生命体一样,都必须从既有的成果中找到种子,吸取养分。所以西方人讲一部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注脚,中国也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说法,“我注六经”是回到历史,回到传统,“六经注我”则是面向未来,发展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阶段性与联系性、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紧张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刘先生仅仅因为文化的阶段性,便断言国学、儒学不可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实在是有失片面。 刘先生强调对于传统文化要用“二分法”,“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这当然不错。但问题是他的阴阳组合论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见王权,不见其他”,是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二分法”。所谓“二分法”是说任何事物包括文化传统都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整体把握,同时由于研究者的观察视角与所处时代的不同,在二分的基础上,既可以侧重于对传统消极方面的批判——但不是刘先生的那种批判,也可以着力于对传统优秀部分的弘扬,也就是说“二分法”是不排除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的。 从历史上看,国学的提倡总是与一个时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清末民初章太炎等人提倡国学是为了“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运动,则主要是倡导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故“整理国故”盛行一时;我们今天的时代需要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当前国学的使命就是创造出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民主、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这当然需要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时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创造之来实现。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我们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传统的积极面,哪些是消极面,然后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扬。同样,我们提倡、弘扬正面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例如,我们提倡仁爱、和谐的价值观,就是对传统的“窝里斗”、“酱缸”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们提倡民主、人权的政治理念,就是对专制政治漠视人的生命,践踏人的尊严的抗议和控诉。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创造转化中“从历史中走出来”,并发展为当代的新文化。刘先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又说古人讲的和谐是差别、等级下的和谐,与今天的社会是不相容的,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刘先生讲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对的。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对古人的思想有继承同时有发展,“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使民族文化精神得以延续、发展,否则,哪还有民族文化精神呢?刘先生何必要画地为牢! 当然,学术研究是包含了“是什么”和“应该怎样”的不同层面,在历史事实的问题上,自然要讲求客观,不可对古人的思想一味拔高,更不可“倒贴金”。但研究“是什么”又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应该怎样”,即便我们在“是什么”的层面认识到古人的和谐包含了差别、等级的历史局限,也不妨碍在“应该怎样”的层面去发展出时代需要的和谐观,不妨碍我们去继承、发展古代的和谐思想。况且当今社会仍然存在职务的高低、身份的差别、财富的多寡,人与人之间并非完全平等,我们今天提倡的依然是差别下的和谐,儒家的和谐观仍有其现实意义。刘先生非要将“古”“今”对立起来,恐怕不是研究国学的正确方法。 三 根据刘泽华先生的看法,古代王权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它渗透到社会的肌体,毒害了人们的思想,颠倒了是非观念,古代各种思想,“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传统文化确实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今天的国学热也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已有学者指出,刘先生对古代王权做了无限的夸大,将历史中的部分现象、事实当做了历史的整体甚至全部,又将复杂的文化现象都还原到王权上来,想用王权主义对其一一进行解释和说明,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简单化的,其结论也是有偏颇的。且不说古代王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是在秦汉以后才出现,即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王权而言,其对社会的控制也是有限的,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县一级,且人数有限,往往只有两三人,王权以下是地方自治传统,“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乃是社会的常态。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实际是无为的”,实行的是长老统治。美国著名学者狄百瑞甚至认为,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些都说明,古代王权的力量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重塑社会,可以掌控全部思想活动及其成果的地步。所以,古代虽然有王权,但历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诗宋词,有四大名著,有玄学、理学,有一批批思想家的涌现,可以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与“文革”中文化凋零,肃杀一片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王权尽管有种种弊端,难道就没有积极的一面?王权在抵御入侵、兴修水利、民族融合上是否也起到过进步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一般都有提倡教育、重视文化、宗教宽容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也为思想的自由创造提供了可能,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不逊色于其他民族,甚至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先生反复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但在王权的问题上,缺乏的就是历史的态度。 刘泽华先生在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王权问题上的偏差,可能并不完全是学术的原因。如有学者指出的,刘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那个史无前例时代的封建专制主义大泛滥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做了独立思考,认为“文革”中的专制主义不仅仅是当时的创造,也是历史上封建主义的延续和复活。所以他特别关注历史上的王权问题,希望通过批判传统文化间接地批判社会现实中的专制主义“遗毒”。他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一些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由于他过多地把道德义愤带到学术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尽管刘先生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批判专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样来研究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不仅不能客观了解古代社会,也达不到他所期望的政治效果,还可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更遑论从历史中走出来了。 刘泽华先生对国学的质疑,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另一种国学观,其间的是非曲折值得认真思考、总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立场、观点看待国学,是关涉到国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民主传统缺乏、权利意识淡薄使我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提倡,人们在讲“同情理解”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内容的检讨与反省,从这一点讲,提倡批判精神仍有其积极意义。但我们提倡批判,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以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文化传统,如“大一统”的政治思维方式,追求统一的民族心理,多民族共同相处之道等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内容就不能简单地贴上王权的标签了事,而应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心理机制、社会原因并加以调适、转化、引导,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原载：《光明日报》2009-12-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