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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蒙友人推荐，看了一本《魏晋文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此书为“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中的一种，附有光盘。坐在家里就可以听大学名师讲的课，实在是很方便的。 这本书内容丰富，颇有精彩的意见，语言简洁生动，学生一定爱听的，对读者也有教益；正如封底的广告词所说——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色彩，发射出迷人的光芒。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可惜金无足赤，其中似乎也颇有信口开河之处，容易给旁听的人灌输错误的信息，形成某种难以弥补的遗憾。试略举几个例子如下—— — 鲁迅先生曾经发过一个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是在为瞿秋白整理文集之后，发出这一感慨的。我们知道，瞿秋白是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文人。瞿秋白临死之前写过一篇《多余的话》，写得很有情感，确确实实揭示出他那种文人的心态，包括他对自己的评价，都非常有意思……鲁迅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是在阅读、整理完瞿秋白的文集，也就是对瞿秋白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发出来的，他从瞿秋白的文章中读出了瞿秋白的孤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受。（P19）  按，鲁迅只整理过瞿秋白的译文，后来出了两本《海上述林》，作为纪念；他好像没有动手整理过瞿秋白的文集，是否“从瞿秋白的文章中读出了瞿秋白的孤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受”，更加不得而知，这里很可能出于名师的猜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是鲁迅手书的一副对联的上联，那时瞿秋白还健在。 ……黄侃提出要拜刘师培为师，跟着他学习《左传》，随即便跪倒在刘师培面前，行拜师之礼。刘师培也正要找一个人来继承这个事业，而黄侃本身的学问也很好，自然也就高兴地答应了。不过黄侃回到家里以后，他的太太不大高兴了，因为刘师培的年龄比黄侃大不了多少，也就七八岁吧，而传统社会里师生即父子，是不管年龄差距的，所以黄太太觉得自己平白无故地晚了一辈，心里很不舒服，便埋怨丈夫说：“你这个事情做得很荒唐，刘师培比你大不了许多为什么要去拜他做老师？”黄侃却哈哈一笑说：“你们女人啦，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不知道，刘师培的《左传》学在学界是一大重镇，是他看家的本领，到现在为止还无人继承，而只要他收我为学生，他的《左传》学迟早也就是我的了……”（P33） 按，这里细细转述黄先生夫妇的对话及其心理，相当生动有趣，但恐怕只能看作是儒林演义里的故事。或可付之闲谈，不堪用于讲课。周勋初先生说：“季刚先生与刘师培年纪相若，二人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其后季刚先生以为自己的经学水平不如刘氏，乃于民国八年执贽行弟子礼。”（《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5）这无非是转益多师傅、学而不厌的意思，未必有什么委琐的想法。至于拜师的具体经过，颇多传闻异辞（详见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P272-273），但未必有大段的台词。又，刘师培（1884-1919）只比黄侃（1886-1935）大两岁。 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从军阀手里接过来，将他安顿到许昌，改年号为建安，一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年号才变。（P65） 按，在“建安”和曹丕称帝后的年号“黄初”之间，还有一个年号“延康”，只有几个月。《后汉书·孝献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曹丕称天子。”“延康”是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所以公元220年有三个年号，前面是建安二十五年，中间三月至九月是延康元年，后面曹丕改朝换代称帝后则是黄初元年。 ……最后丁夫人也没有再嫁，一个大概是丁夫人自己也找不到合适的；还有一个就是恐怕也没有人敢娶她，毕竟她曾经是第一夫人。（P67-68） 按，曹操的原配夫人丁氏同曹操闹别扭，被打发回了娘家，后来曹操去接她，她根本不理，于是就分手了。曹操是表示过“欲其家嫁之”，但“其家不敢”——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所引《魏略》，情况大体如此。在那个时代，女子出嫁包括改嫁，决定权在家长，所以恐怕不存在丁夫人本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或没有人敢娶她等等情况。那是一千八百年前的建安时代啊。 曹干是曹操最小的儿子。曹操快死的时候，曹干还很小。他在临死的时候放心不下，将曹丕叫过来叮嘱说：“这孩子三岁死了母亲，现在五岁又将失去父亲，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了。”舐犊之情，溢于言表。（P68） 按，这里问题比较多。首先，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操有25个儿子，曹干（？－261）生年不详，所以他是否最小，现在无从知道；从该传的排列来看，他夹在中间。该传云：“赵王干，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太和六年，改封赵王。干母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干母有力。文帝临崩，有遗诏，是以明帝常加恩意。”既然曹干在建安二十年就已经封侯，那么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的时候就决不止五岁——即使曹干一生下来就是高平亭侯，到此时他也得算是六岁了。 曹操病逝于洛阳时，曹丕不在他身边而在邺城，所以曹操不可能将曹丕叫过来有所叮嘱。《三国志·魏书·陈矫传》云： 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荡然。 可见此时太子曹丕在邺城运作非常紧张，他迅即接了曹操的班，为魏王。陈矫所说的“爱子在侧”表明曹操临终前另有“爱子”在洛阳，他认为这里隐藏着危机。专政首脑之死历来是一种微妙的时刻，许多大的变化发生于此时，所以陈矫建议曹丕赶紧接班，造成既成事实，防止政局发生意外。 总之曹操临终前并不是向曹丕有所叮嘱，而是向就在身边的“爱子”有所交代，其内容并不是关心曹干，而另有其人。西晋人陆机《吊魏武帝文》（《文选》卷六十）提到他在国家档案里看到过曹操的遗令，并且写道—— 观其所以顾命冢嗣，贻谋四子，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又云：“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善乎达人之谠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同乎尽者无馀，而得乎亡者无存。然而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则几乎密欤。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馀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可知他关心的是“姬女”和“季豹”，而他寄予希望的人则是“四子”。关于“持姬女而指季豹”一句，《文选·吊魏武帝文》李善注引《魏略》云：“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原来他特别关心的是杜夫人生的季豹即曹林（？－256）和一个女儿。杜夫人及其一子一女情况都很复杂，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四子”是谁？《文选》李善注云： 四子，即文帝以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禅，封母弟彰为中牟王，植为雍丘王，庶弟彪为白马王，又封支弟豹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盖太祖崩时，四子在侧。史记不言，难以定其名位矣。 李善认为“四子”指曹彰、曹植、曹彪、曹豹四人，这个说法恐怕不对。曹操嘱托“四子”要求照顾好“季豹”即曹林，受托者中怎么可能包括曹林本人？曹操不可能这样说话。说曹操临终时，曹彰、曹植、曹彪、曹林均在曹操身边，似亦无据，《三国志·魏书·任城威王彰传》明确地写道“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同传注引《魏略》云： 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 可知曹操临终时曹彰并不在身边，他正在奔赴洛阳的途中，“四子”不可能包括他在内。同样的，也没有材料能证明曹彪当时在曹操身边。所以“四子”指谁，须另行考辨，此事说来话长，这里就不去噜苏了。 ……把我埋了之后，给铜雀台的那些歌舞伎发点钱，将她们遣散回家。这也只有曹操才会这么说，这是鲁迅先生已经注意到了的。（P69） 按，曹操的遗令中没有说过要遣散铜雀台的那些歌舞伎，相反，他死后还要继续欣赏她们的演出。据前引陆机《吊魏武帝文》，曹操要求铜雀台的歌舞伎每月“月朝十五”为他的亡灵演出两次，他坐在一个专门的席位上欣赏——如果都遣散回家，那就看不成了。 鲁迅先生确实注意到曹操遗令，曾说过其中“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525-526）。鲁迅没有也不可能说什么曹操临终前决定给铜雀台的那些歌舞伎发点钱，将她们遣散回家之类的奇闻。 例子还有不少，不必再举下去了。电影电视剧里虽多戏说，但观众抱一种娱乐的心态，并不大要紧；听名师讲课是来接受知识的，关系比较大。所以给学生上课，虽说是一门艺术，没有根据没有把握的东西一定不能讲。如果真伪杂糅，有些地方似乎天花乱坠大有趣味，弄不好也许误人子弟；印出书来则又会贻误更多的人。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讲演，话尽可以讲得有味道些，材料务必要经得起核对和推敲。千万不能给后人留下这样的印象：21世纪初叶是一个学术大跃进文章八卦多的时代。 原载：《博览群书》2009年7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