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铁男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那时，我初到《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工作不久，适逢纳兰性德逝世300周年，在避暑山庄之烟雨楼头，京、承等地几家文化单位共同主办了纪念这位满族词人的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是破天荒头一回对这位清季满洲文化天才的纪念活动，聚集了不少天南海北学术方家，大家一致认为那是有效启动我国纳兰性德研究新阶段的大举动。 而时为承德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铁男先生，与时任承德地区文化文物局局长的布尼阿林先生、时任承德热河画院院长的关阔先生，以及时任北京民族歌舞团办公室主任的于岱言先生，这几位承德籍的满族知名人士，正是那次学术研讨会的最初发起人和具体操办者。 我因会前会中做一些联络各学术单位及研究者的穿针引线工作，便跟铁男先生等很快地熟识起来。铁先生并非学术圈内人，即便是在承德方面的会议发起人当中，也是一位更具政府行政干部色彩的人，然而，他那身先士卒、跑前跑后，为会议以及学术工作者们挥汗奔忙的身影，却给所有与会人员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至于我个人，更是暗暗地为本民族有这样热衷于民族文化事业，且能撂下官员身段戮力付出的好干部，备感欣喜。 从那时起，我就与铁男先生长期保持着联系。他虽年长我差不多20岁，彼此接触，我却总觉得像是跟一位亲切蔼然的兄长在一起似的，相互毫无隔膜。我注意到，承德各方各面的朋友，与我的感觉也都一样，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铁公”。 我感到“铁公”这个称谓很贴切，既体现出大家对他的尊重，也准确地显示了他身上那股永不枯竭的利他精神，还把握了满人之间一向葆有的近乎古典的人际关系。于是，我也长期喊他“铁公”。 铁公有助于我的事情不少。90年代初，我立志要编纂出版一部全面展现满族历史、现实、社会、文化概貌的大型学术图集，并赤手握空拳地上马运作。也许是我的诚意感动了大家，国内四面八方的满族同胞纷纷施以援手。而在承德方面，出手最力的就是铁公。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亲自去同胞当中和自治县里游说，不单在图片资料上，也在经费支持等方面，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后来，这部集各地同胞援助于一炉的大型学术图集《中国满族》以较高质量出版问世，在学术界和同胞当中均获得了好评，我心里清楚得很，假如没有各地同胞中不少像铁公这样纯粹出于民族感情而完全义务地参与了大量工作的话，出版那样一部学术图集的构思，只能是个永远的梦。我的同胞们实在是太可爱了，铁公，正是这些可爱的同胞中间的代表之一。 铁公担任承德地区民委主任的时候，恰逢“文革”结束后国家最后一轮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过程。铁公站到国家民族政策的原则立场上，勇于反映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诉求，为建立丰宁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付出了大量思虑与辛苦，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这些年我与承德当地的同胞们接触之际，他们时常跟我提起这一点。我以为，人这一生，只要真心诚意地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几件有价值的事情，就值了。 铁公离休后，把晚年的精力大多投入到民族联谊活动和民族文化研究活动的组织上面。为了更多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信息，他要我一直给他寄我参与编辑的《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偶尔哪一期没有收到，他会专门来信让我补给。我很敬佩他的学习精神。 铁公一辈子嗜烟好酒，这一点也颇有满人气质。可是这种嗜好过了度，伤了他的身体。周围关爱着他的人们，都劝他少抽少喝，却不大奏效。临终前的几年，他没少受到血管病的折磨，大家多为他揪着心。2006年我去承德参加又一届的纳兰性德学术研讨会，只在一起合影的时候与他匆匆见了几分钟。当晚，我把电话打到他府上，他在那边说话的语速很慢很慢…… 前不久，我到底还是接到了铁公辞世的消息。说实话，我已经欲哭无泪。近些年，值得敬重的、曾经为我们民族的现实生存献上了忠肝义胆的老人们，已然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会记得他们，会记得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一个时代。 2008年3月21日于北京广渠门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