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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渊源的东北古老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长河中，创造、发展和承继着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人们所知，并至今仍流传在满族一些群众中脍炙人口的文学说部艺术，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遗产。多年来，在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中，有些著述触及到了满族这一文化特征。然而，尚未有专论文章，对满族及其先世传承古久的“乌勒本”口碑说部艺术做系统介绍和研考。本文就笔者积年之民族地区调查与研究，略抒拙见和心得，与同道们探考交流，意在引发更多朋友的了解和兴趣，以利于民族文化的抢救、翻译与整理，丰富祖国文化宝库。 一 什么是满族说部艺术？似乎是陌生的词。满族说部艺术，是广义的通称。在满族传统的民间口碑文化遗产中，就其蕴藏内涵形态分析，主要包容两大宗内容：即广藏在满族民众中之口碑民间文学传说故事和谣谚以及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长篇说部艺术。前者，多年来在党和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积极组织领导下，满族民间文学被广泛搜集、整理、出版，成果斐然，为世人所瞩目。但后者，即长篇说部故事问津者鲜，或不甚为更多人所知。从我们既得的大宗调查资料鉴别，满族说部艺术文化遗产，堪称民族文化的精萃和古卉，对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乃至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疆域史和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宗教学的深入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正如大家所知，满族及其先世自古便生息繁衍于黑水白山，“北抵弱水，东极大海，广袤数千里”（注：清·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史书称之谓朔方，地处苦寒，“北方有不释之冰”（注：《淮南子·坠形训》）。满族先民子子孙孙就是在当时这种环境中，求生存发展与开拓。经历从商周息慎三千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沧桑砥砺，锤炼民族精神与品格，善歌尚勇，“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注：引《盛京通志》），尤进近代清后期北方疆域灾难史、庚子俄难（注：指1900年沙俄血洗海兰泡屯，强占我江东六十四屯，并焚烧江右的爱辉新城，凤翔等与俄血战，在大岭殉国等重大历史事件）等，对满族历史和生产浸染着可歌可泣的波澜，均字字珠玑地充实着满族传统说部的传奇力度。满族说部艺术，实际是北方民族史诗。因其内容包罗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族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等等多方面史实，确难做出妥贴的定义。不过，从总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而言，满族说部包括三方面因素所构成： 一、说部是对本部族中一定时期里所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总结和评说，具有极严格的历史史实的约束性，甚至人物、地点、年代、时间、矛盾焦点、冲突、纠葛与结局，都不允隐饰，均有翔实的阐述。 二、说部由本氏族中几位德高望重、出类拔萃的专门成员承担整理和讲说义务，没有酬报，遴选杰出后生代代传承，完全发自对氏族祖先和英雄人物的无尚崇仰敬慕心理。而且，所讲唱内容全凭记忆，口耳相传，最早助记手段常佐以刻镂或堆石、结绳、积木等方法实施。这与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以语言为约”（注：《太平御览》卷七八四）的生活习惯有关。 三、说部由一个主要故事情节主线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链为烘托，环环紧扣成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整体，形成宏阔的泱泱长篇巨部。每一部说部，都可以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说部艺术形式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并偶尔伴有讲叙者模拟动作表演，尤增加讲唱的浓烈气氛。说唱时多喜用满族传统的蛇、鸟、鱼、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绪高扬时听众也跟着呼应，击双膝伴唱，构成悬念和跌宕氛围，引人入胜。讲唱说部并不只是消遣和余兴，而被全族视为一种族规祖训。氏族成员，不分首领、族众或男女老幼，常选在隆重的祭礼、寿诞、庆功、庆丰收、婚嫁、氏族会盟等家族圣节中，分等序长幼围坐，聆听故事。一般情况，说部要每个晚上或某个固定时间里连续讲上十余天，多则数十日，甚至月余。亦有时出外地征战、田狩或往至营地农牧，由专师去截选演说，成为当时调节生产生活最受欢迎的喜闻乐见的民族娱乐形式。北方冬长夏短，冬日雪天庄稼上仓后，村寨喜听说部。这种古习一直沿续到解放后若干年。 满族民间口语中，将民族说部艺术这朵植生于民族沃土中的古卉，亲昵地称为“乌勒本”。“乌勒本”(ulabun)，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满族各氏族中，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乌勒本”和讲唱“乌勒本”的名师，各氏族如数家珍，互炫荣耀。早年，“乌勒本”的称谓，在爱辉一带满族语倡行的村落里，家喻户晓，常可耳闻，老年人中沿用至今。经调查，在吉林、珲春、九台等地满族萨满和老年满族群众中，也都熟悉这个称谓。但民国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称“满族书”、“说部”、“家传”、“英雄传”等名称。“乌勒本”一词只在一些姓氏谱谍和萨满神谕中保存着。 元人宇文懋昭撰《金志》云，女真金代习俗，“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注：引《金志》）。这里所言“贫者”，不一定就是家道贫寒，也包括本人阅历与涉世较少等因由。满族先世女真时期就习惯于“行歌于途”，“自叙家世”。《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中载：“满洲众姓唱诵祖德至诚，有竞歌于野者，有设棚聚友者。此风据传康熙间来自宁古塔，戍居爱辉沿成一景焉。”由此可见，满族早年讲唱“乌勒本”，是相当活跃的，甚而搭棚竞歌，真可与我国南方一些民族歌圩相媲美。村寨以歌咏比族世、资历、功业、地位。满族诸望族重姓间，则以据有之“乌勒本”而赢得全族的拥戴和尊重。因此，在满族文化发展史中，赋予“乌勒本”说部特殊艺术形式以庄重、神圣的地位，令族众铭记和崇慕。事实正是如此，在二三十年代，爱辉大五家子、四季屯、霍尔莫津、蓝旗沟、下马厂、黄旗营子等地满族老人，将“故事”与说部在满语中有严格区分。满语一般将“故事”、“古趣儿”，叫做“朱伦”(Julen)、或“朱奔”(Juben)，意思是讲“瞎话儿”、讲“古趣儿”，有无拘无束的随意性，听故事的人座次也不必严分辈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讲颂族史家传就叫“乌勒本”，并非寻常的“朱伯西”（讲故事人），是族中玛发、妈妈，在一定场合、一定氛围和一定时间里讲唱。记得，童年时常听老人用满语《苏都离阿勒勒》（说史）、《夫勒赫阿勒勒》（说根子）等咏唱调表达不寻常的气氛，其情其韵，至今萦耳。 满族及其先民将“说史”、“唱颂根子”的说部艺术“乌勒本”，推崇和升华到神秘、肃穆和崇高的敬畏地位，考其源，同满族先民们所虔诚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有十分直接和密切关系。宗教与民俗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法国著名史学家丹纳曾讲过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注：〔法〕丹纳著《艺术哲学》第32页，傅雷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满族以讲唱氏族英雄史传为中心主题的说部艺术，正是依照传统的宗教信仰风俗，对本氏族英雄业绩和不平凡经历的讴歌和礼赞。在萨教诸神中，除自然神祗、动物神祗（包括图腾神）外，最重要而数目繁多者便是人神，即祖先英雄神祗。祖先神祗，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期便已出现。最早的祖先神是女性本位的母亲神，俗称“妈妈神群”。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和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并完成过渡之后，便渐渐由女祖崇拜向男性祖先神群的转化与膜拜。所以产生祖先崇拜，其核心动因是人类思维观念中已经产生灵魂观念，认为人死灵魂永在。它与常人以不同形态仍然活跃在宇宙各个空间，与人有同样的喜怒哀乐以及生活需求与嗜好，且具有超自然伟力，可助人亦可祸人。正如恩格斯所讲：“在那个发展阶段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人们企慕死去的祖先魂灵，能够荫庇子孙，竭力抚媚亡灵，供奉它、赞美它，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唯恐触怒先灵们而殃及族众。而且萨满教极力崇奉祖灵，亦包括对本氏族历世祖先和英雄神祗（部分瞒爷神祗）赫赫业绩的讴歌与缅怀。正因如此，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日益达到登峰造极的炽热程度。马克思在他晚年也很重视萨满教，并就约·拉伯克的文章做了萨满教方面的详细摘录和笔记，并精辟地对萨满祖先崇拜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偶像崇拜紧密相关的是那种以祖先崇拜为内容的宗教”（注：马克思：《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并指出祖先崇拜在不同程度上流行于所有中印度土著部落中和西伯利亚的人群中，雕制木像“一代一代地受人供奉”（注：马克思：《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满族等崇信萨满教的北方诸民族，与马克思1881年时所写的状况亦完全相似。满族萨满祭祀中，便有不胜枚举的祖先影像与木石等雕镂的祖先偶体。在萨满祭祀中，有众多歌颂和祈祝祖先神体的神谕、赞美诗文和祷语，亦有叙事体的长篇祖先英雄颂词。满族清代以前的大型萨满祭礼，多有庄严肃穆的报祭，赞词长达一个时辰，实际便是最初的神话与颂歌。不难看出，满族说部艺术“乌勒本”正是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的弘扬和发展。 满族说部艺术的形成与传播，历史相当久远。从我们获得的满族诸姓家藏各种说部线索和手抄资料分析，除有讲唱宇宙和大地生命形成期的创世纪神话如《天宫大战》和族源发轫神话传说（这部分则是大量的）之外，比较完整成型、情节丰满、有较高文学价值的长篇说部，有产生于靺鞨时期的《白马银鬃》、《比剑联姻》、《红罗女》，而大量的说部精品为辽金以及清季满族诸姓珍传的说部巨著。辽金争雄，是说部中富有戏剧性、并占据重要影响地位的辉煌主题。女真首领阿骨打，原本名声低微的大辽臣属，承袭祖业，敏{图}韬晦，率完颜部子弟军弹指间扫平有二百余年北方基业、桀骜恃强的庞然大国——辽王朝，一雪征敛初夜之耻，其子孙后世创建世宗时代盛世。著名说部《苏木夫人传》，便是讲唱完颜阿骨打起事，以野花为号攻占黄龙府为主线，热情歌颂完颜阿骨打大妃苏木夫人之智勇，佐夫弟两人终成大业，慷慨献身的完颜家传。此外，讲唱海陵、乌禄、兀术的《忠烈罕王遗事》，亦颇翔实感人，为史册所鲜闻。金代说部传世较多，与金代完颜氏家族上层集团极力提倡与重视有关。《金史》卷66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这段记载，必对当时金翰女真部族讲唱“祖宗遗事”或“乌勒本”活动，是极好地发动。金世宗乌禄是金史中著名的倡导女真文化的帝王。《金史·乐志》载，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起舞后，自己吟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至慨想祖宗音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这生动描绘很像女真民间讲唱“乌勒本”人的慷慨音容。进入明代，特别是清季以后，满族说部艺术得到更进一步繁荣发展。从满族著名长篇说部《两世罕王传》和满族民俗笔记《爱辉十里长江俗记》、《爱辉祖训拾遗》中可以看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女真社会内部日益尖锐、紧张地分化，强凌弱，众暴寡，特别是进入清初及至清代中晚期，满族诸姓氏族部落的迁徙、动荡、分合频仍，形成不可抗衡的历史折冲，其中亦有外患的灾祸，使各个氏族无法选择地交织在波澜壮阔的漩涡里，涌现众多英雄人物和业绩，萌发和产生出更多传流后世的“乌勒本”说部精品。这时期的说部世界，尤显形式活泼多样，常夹叙夹议，时咏时述，有主唱，有助唱，情意真切，铭心刻骨。《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云：“乌勒奔己事，不言外姓哈喇轶闻趣话。盖因祭规如此。凡所唱叙情节，与神案谱谍同样至尊，享俎奠，春秋列入阖族祭仪中。唱讲者各姓不一，有穆昆达，有萨玛。而萨玛唱讲者居多，睿智金口，滔滔如注，庶众弗及也。”“近世，爱辉富察唱讲萨公布素，习染诸姓。富察家族家祭收尾三天，祭院祭天中夜后起讲，焚香，诚为敬怀将军之义耳”。这些记载，说明“乌勒本”说部艺术在清季的发展，与萨满家祭揉为一体，而且有些说部内容，已打破氏族的藩篱，渐渐扩展成为民族共有的艺术财富了。 二 考察满族说部艺术的发展成熟规律，基本上是最初在氏族内，较小范围地传颂讲述，并在祖先祭祀中祝赞。在氏族群众集体智慧的润染滋育下，日益丰富升华。情节亦愈加凝炼集中，更富有典型化和艺术魅力。当然，说部不排除讲述群众的艺术加工，富有理想化的因素。而且讲述者的口才与词汇运用艺术，都对说部的艺术生命有直接关系。但这同萨满教祖先崇拜的敬祖、颂祖、祭祖观念准则并不抵牾，宗教信仰自身便有浓厚的理想化因素。优美的语言与理想，也最能体现颂祖的至诚情感。所以，在满族传统艺术、甚至包括许多族源神话传说说部中，都蕴涵着丰厚的理想主义和艺术幻想力，从而更增加了说部艺术的感召力。 值得提及的是，讲述满族说部完全是与本氏族族系活动紧密相联。最早大多为满语，只是清中叶后满语渐废，或关内一些集居的满族，因很早受汉文化影响，都擅用汉语讲唱说部。但爱辉一带地方，用满语讲唱一直延续到四五十年代，才渐转稀少。讲唱说部靠口耳相传，主要在氏族内传咏，没有向外族与社会传播的义务。直到近世也多不用文字书写，且均属祖先遗事，书成文字恐外泄，或滥放流失、污损，均视为大不敬。所以，从我们多年调查和采录看，极少形成书卷或手抄遗文。有些满族说部，虽然传承时代久远，仅是在一定氏族内口头讲述。它不同于唐宋元以来，在汉族广大地区流传盛行的说话艺术和话本。从《全相评话五种》、《清平山堂话本》中可知，其多属艺术创作之历史小说类。满族说部“乌勒本”，不论从讲述目的、要旨、效果以及题材艺术化程度，均不能同话本相比拟。讲述“乌勒本”之主角和“创作者”，全是本部族卓有名望之文化人，讲述环境正如前述，有严格安排，有极严格内向性和宗教气氛，题材不允许虚妄编造，是族史、祖史的虔诚阐颂。清人震钧著《天咫偶闻》谈：“满洲旧俗，读书人不肯标榜之习，皆以致用为本。”这话是很贴切的，清初曾有过杂书泛滥之风，康熙间便重视刊译经史，以教旗人，“杂书无益之言，悉当屏绝”（注：引清人震钧著《天咫偶闻》，第43、20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顺治年进士阿什坦，就曾“请敕旗下人自经史外，杂书不许翻译”（注：引清人震钧著《天咫偶闻》，第43、20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先生著《小说旧闻钞》中亦摘记康、乾、嘉诸朝“禁止淫词小说”，限日销毁。满族说部艺术因口耳传承，从内容到形式到话本迥然不同，得以保护和发展，使我们至今仍可听到满族老人畅讲“乌勒本”艺术。 就目前已知满族说部遗存状况，存藏大致可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三方面内容，略述如下： 一、窝车库乌勒本：由满族一些姓氏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与历世萨满祖师们的非凡神迹与伟业，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在满族萨满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影响地位，是研究萨满教观念的佐证依据。它主要珍藏在萨满记忆与一些重要神谕及萨满遗稿中。这方面内容，因萨满神事行为严格不可外泄的训规，随萨满谢世与社会动荡，遗存者凤毛麟角。如，爱辉流传的《音姜萨满》（《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以及《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便是典型代表。 二、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近十余年来我们在满族诸姓中发现较多，成果喜人。反映黑龙江首任将军萨布素英雄勋业的《萨布素将军传》（又名《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系由宁安著名满族文化人士傅英仁先生，承继其三爷傅永利老人与家族传留下来的满族长篇说部，故事十分生动感人，文学色彩很浓，在宁安各族中已传讲百余年，深有影响。《萨大人传》，系久居爱辉一带萨氏后裔富察家族传世说部，与宁安萨氏说部恰成姊妹篇，珠联璧合，歌颂了萨布素奉康熙圣旨，率故乡子弟自宁古塔（宁安）戍边爱辉等地的不平凡一生，说部丰富了《清史稿》和近代中国北方边疆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此外，有影响的满族说部还有：河北王氏家族《忠烈罕王遗事》、爱辉江东葛氏、陈氏《雪山罕王传》、爱辉富氏家族《顺康秘录》与《东海沉冤传》、宁安傅氏家族《东海窝集部传》、成都已故著名文士刘显之先生《成都满蒙八旗史传》，等等。 三、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如，《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记王杲与努尔哈赤勋业，河北京畿陈氏说部。《红罗女》，宁安傅氏家族说部，依兰、珲春、永吉、牡丹江亦有残传。《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金兀术传》，为宁安傅氏与关氏说部。已故关墨卿老人为上述说部重要搜集整理者和传承人之一，擅讲唱，并保留宁安清代已罕见的满族玛克辛（舞蹈）假面资料，填补北方面具研究的空白。《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飞啸三巧传奇》、《黑水英豪传》，为爱辉富氏、穆氏、杨氏三族长篇英雄说部，已故杨青山为说部重要完成者和传承人。他的五世祖杨玛发居住在黑龙江江东桦树屯，就会唱这些故事，名闻江东西两岸。庚子年他刚九岁随村人逃过江西，后来也学讲说部，颇有名望。《松水凤楼传》、《姻缘传》，为永吉徐明达先生家传满族说部，他已是三代传人了。 从上述列举各地说部中可以发现，满族说部的承继源流，主要是氏族中的一支或家族内直系传承为主，虽有师传，但主要是血缘承袭，从而保持了说部的单一性与承继性。一般情况，讲唱人多是家族中与说部宣扬传颂的事件与主人公有直系血缘关系，在民族文化方面既有一定素养，又谙熟说部内容，并有组成说部题材结构卓越的创作才华和能力。此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些“残本”，80年代中叶在依兰政协委员满族名士李克忠先生处搜集《三国演义》中《关玛发传奇》，在依兰满族中流传百余年，关羽被塑造成满族性格与生活习性，扫匪，帮助北海捕猊，颇有情趣，可惜结尾部分丢失无法续接，对研究满族对关羽的崇拜演讲过程很有意义。亦有只留存说部名目，如《秋亭大人归葬记》（《金镛遗闻》）、《鳇贡记》、《北海寻亲记》（《鄂霍茨克海祭》）等，内容已无从深考。从这些说部题目观之，对研究清代历史必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三 英国爱德华·泰勒讲过许多耐人寻味的话。他说：“研究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及半文明状态的关系，需要几乎全部关于史前或史外领域的材料”（注：〔英〕爱德华·泰勒著《原始文化》，第38页，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历史是口头或书面的回忆”（注：〔英〕爱德华·泰勒著《原始文化》，第38页，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我们在从事历史学、民族学和人文学研究时，往往好拘泥在历世文献史料上求索。先人文献成果固然绝不可缺，但是尽量扩展和拓宽资料源泉，是资料困缺的北方民族学研究实践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多年来，我们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学研究中，得益于曾长期被忽视的民族谱谍、民族说部、民族宗教信仰的原始素材，确是开启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之宫的宝匙和向导。满族诸姓中保存的说部艺术“乌勒本”，为我们展示了千年或百年间无复可见的历史画卷，提供了各个时期的活生生的人文景观，对民族学和其他学科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 其一，满族说部“乌勒本”艺术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对中国东北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域史，都有重要的参证与研究价值。在说部中记述和传留许多关于开拓黑龙江北广阔寒域、库页岛上的土民与生活、鄂霍茨克海沿岸的古代村落、渔猎生产以及乌苏里江各支流的开发、锡霍特阿林窝稽部落、东海的开发与探海、征海岛野民的历史生活，特别是精奇里江各支流的开发与鹰猎以及晚期的农耕状况，“江东六十四屯”的历史沧桑，等等，在《萨大人传》、《两世罕王传》、《东海沉冤录》、《东海窝稽部传》、《黑水英雄传》、《雪山罕王传》中，有十分细腻和翔实地记载。众所周知，东北史的研究，尤其是黑龙江流域古代史研究，资料是相当匮缺的。民国九年(1920)孙蓉图等修撰《黑龙江省爱辉县志》时，据《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载，“史料搜求益艰，多有略述之处。”又如，说部中记述明朝与女真的交往、马市的内幕、王杲与王兀堂等的反明、扈伦四部之争锋角逐、东海窝稽部与乌拉国的关系、努尔哈赤创建八旗与对女真诸部的分化、流徙、恩威手段与对萨满和各堂子的焚戮，等等，都从各部族祖先亲身受利或蒙难予以细情记述。匡正些史误，补充了史料，有不胜枚举的史料都是鲜为后世所知的。尤其是清季重要望族的谱谍、谱序、祖先功业祝赞，补充了《清史稿》等文献中人物列传的内容。 其二，在“乌勒本”说部艺术中，对于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沿袭弥久，现已无复存在的生产生产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等都有丰富的记述，对于了解和研究北方诸民族人文学、社会学、民俗学，都是难得的珍贵线索。多年来，北方民族民俗学研究，主要依靠历代零散史料从事对满族行世肃慎等古民族习俗的分析和论证。复杂纷繁的民族民俗现象，是在一定部族集团生产生活的地域条件、人文进化程度中不断演进和互渗着的。民俗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活跃的变异性。一般越是历史古远的部落集团和偏僻地方，越易较多保存那些相对稳定的民俗现象。故此，满族古老的说部艺术“乌勒本”的发掘和整理，自然而然地会获得诸多满族先民古昔遗存着的五光十色的民俗现象。这是现存古籍中难以寻觅的研究资料，如《红罗女》中北方古悬棺习俗、《忠烈罕王遗事》中女真冰葬古俗、《东海沉冤录》中以喜鹊巢中藏男女定情信物的鹊媒风习、《两世罕王传》和《黑水英雄传》等说部中保留下来的萨满教昏迷术的原始形态和心理机制、萨满神判的习惯法、原始符号与原始声动信息的社会意义、北方雪屋、雪浴、雪中育婴医病按摩、满族古代歌舞、工艺、窖藏、酿造等法，以及满族先世同东北亚诸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婚葬习俗等，均有新颖详备地载记，极大地弥补了古文献笔记等资料介绍浅薄与扑朔迷离等缺憾。称说部是北方诸民族古俗“百科全书”，言不为过。 其三，满族众多说部艺术，是满族文学宝库中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赵志辉先生等所著《满族文学史》（注：赵忠辉等主编《满族文学史》，第8页，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云：“满族民间文学，更是一株鲜艳的奇葩，蕴藏量极大。除有《红罗女》、《完颜部的传说》、《西世罕王传》、《萨布素将军》、《萨大人传》等百万字以上的长篇民间故事，还有相当数量的优美歌谣。这些稀世珍品，确实绚丽多彩，婀娜多姿，光彩夺目，令人称颂不止。”满族说部能够世代传承诵颂，甚至有些名篇早已由原氏族狭小范围中脱颖而出，如《松水凤楼传》、《姻缘传》等，为更多姓氏甚至外族群众所接受和喜闻乐见，具有不朽生命力，就因为它具有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扣人心弦的文学艺术魅力。有不少说部，各有特色，人物形象鲜明，民族风韵浓郁，表现方法亦独具风格，确是文学性较强的传世珍品。如，满族著名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讲述东海七百噶珊女罕乌布西奔为寻找太阳“舜”初升的居址，率众登上长筏，远离故土时，她穿上最圣洁最心爱的自制神服： 用了九百九十九块东海彩石磨成的珠穗披肩， 用了九百九十九颗九彩海贝镶嵌的八宝彩袄， 用了九百九十九根海鲸髯须编绣云水星衫， 用海葵、海莲叶剪出千幅花卉贴缝东海腰带， 用万年海龟金色板皮缝制金鹰展翅太阳帽…… 史诗唱颂着东海富饶的特产和古代东海女罕神奇的威严服饰。 又如，爱辉大五家子吴宝顺老人，50年代初唱颂《萨哈连乌春》，即满族说部《黑水英雄传》，开篇引子是用精彩生动的比兴引吭高歌，甚有域北风韵： “阿古—，萨克达爷—，惹咧咧—，／希伦阿林的松树年轮三千三百多环，／卓越路西特的山岩有了九千九百九十堆粉沫，／萨哈连鳇鱼披上了银色的甲和七十七道褶纹，／珊延阿林的白瀑灌溉的良田，／能飞奔九匹马，十匹马，百匹马，／乌勒本传颂的年代，／同日月一样绵长，／同青山一样不老，／比希特克耶在这讲述古老而优美的传说时，／你应恭恭敬敬地听啊……” 说部中讲“九匹马，十匹马，百匹马”的含义，是满族先民古昔计算土地的方法，以每匹骏马日出日落不停驰骋的距离来测定领地面积，引为赞誉祖先土地辽阔无垠。 限于文字，恕不赘举。从上述例证中，便可窥见满族说部雄阔、遒劲的壮美风格和蛮荒古朴的文学情调。在满族说部艺术中，比兴与夸张手法以及使用叠句、坠音、拟声和唱叙中音韵形式，押韵特征等亦别具一格；特别是保留相当大量的满语方言词汇、土语古词，亦是研究满语言学难索求的资料。值得欣慰与庆幸的是，从80年代初起，特别是近些年，满族珍贵的“乌勒本”传说口碑艺术形式，正日益引起国内外学界和有关文化部门的青睐。一些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满文学者，热心投入整理与修润工作，满族传统的古老说部艺术，正焕发新的生机，坚信不远的将来被整理的满族说部艺术，必在祖国多民族文艺百花坛中绽放出新的花蕾。 （本文刊于《北方民族》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