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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平 摘要：被誉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广受欢迎，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版本和研究文献。兰州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罗纹纸印制的《琵琶记》，系民国时期依据属于元本系统的《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影印，由于是俞平伯和周作人两位文化名人收藏、鉴赏的题跋本，并钤拓两人各自印鉴，从而为本书增加了不小的价值。该本初为周作人所收藏，嗣后出借于俞平伯，俞氏在书末题写了跋语，并另纸撰写了校记。原书归还后，周氏也在书中作了题跋，并决意将本书赠予俞氏供其研究；相关情况具见题跋之中。本文在对两篇题跋进行录文的基础上，对两跋内容及各相关背景进行了必要的阐释，旨在为学界提供新的学术资料。 关键词：《琵琶记》 俞平伯 周作人 题跋 元末明初高明据民间所流传赵贞女与蔡二郎故事编著的《琵琶记》，一向被誉为“南戏之祖”，高氏本人则被誉为“南曲祖师”。《琵琶记》自行世以来，一直广受欢迎，版本众多。《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简称“巾箱本”）通常被认为是明刻本，属于“承自宋元旧本”的“元本系统”[1]，或“比较接近作品原貌的古本系统”[2]。兰州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影印巾箱本《琵琶记》（简称“兰大藏本”），全书二卷、四十三出。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框高12.5厘米，宽10.2厘米。卷端题“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东嘉高先生编集”、“南溪斯干轩校正”。此本不是一部普通古籍，而是俞平伯、周作人两位文化名人的题跋本，并钤拓有两人各自的印鉴。据题跋可知，本书原为周作人所藏，入藏不久即借与俞平伯，俞氏对该书作了题跋和校记（另纸书写）。原书归还以后，周氏复作题跋，并以书赠俞。俞跋不见于各种俞著作品，周跋则收入周氏《书房一角》等多部著作[3]，但录文与原跋颇有不同。以下依时序对兰大藏本两跋进行录文，对两跋内容及各相关背景进行必要的阐释，以便为学界提供新的文献资料，于俞、周及《琵琶记》的研究或有小补。 一 俞平伯题跋 此本黄荛圃疑为原刻而未能定，而必出明初。首题“东嘉高先生编作[4]”，是同时后辈人口气。昨从专斋借归以校。今所传唱者殊多趣味，如【坠马】（本书第九）[5]、【赏荷】（第二十一）、【盘夫】（第二十九），均通行之曲也。【坠马】“闹炒炒街市”一支，《集成曲谱》[6]校语曰：“此曲俗增。”岂以为南曲中不当厕杂有北调邪？而此本有之，题明〔北叨叨令〕，是固如斯，非俗增也。且【辞朝】折（第十五）固有〔北点绛唇〕、〔混江龙〕矣，曾不之疑，而谓此〔叨叨令〕之为俗增，是昧于古人作曲之方也。【赏荷】〔桂枝香〕首句通唱“危弦已断”，《集谱》校曰：“‘旧弦’，俗谱误作‘危弦’，文理不通，不得不改正之，非好立异也。”似确见作“旧弦”之是而“危弦”之甚非矣。以“危”平声，“旧”去声，二谱相异，度曲者之口，竟不能改。新刊《与众曲谱》[7]易为“前弦”，意同于“旧弦”。音谱则袭“危弦”[8]，折衷其间，而未详所出，只是谓作“危弦”不通耳。夫“危弦已断”，又何尝不通？姑置勿论。今此本正作“危弦”，是伶工之口不误，误在文人之笔，臆见校理而反惑也。【盘夫】定场诗，通行本全失韵脚，当以此为正。又〔江头金桂〕皆闭口均，今唱第二曲“声吞气忍”，“忍”字属真文，失协，兹作“气饮”，是。又贴白口“我爹爹身为太师，风化所关，观瞻所系”，通作“宛转所系”，是口耳相传，音近字别也。《集谱》作“具瞻”，虽略近原本，亦未尽然也。其它异文尚多，得暇再当细校。姑就一时翻阅所得记之，遂不辞尘芥佳帙矣！智堂师法诲！ 辛巳小寒食平记（卷下末，朱方印“秋荔亭/拍曲”） 跋中称“此本黄荛圃疑为原刻而未能定”，按“此本”并非指影印本，而是指影印本之底本，即存世的巾箱本《琵琶记》。巾箱本《琵琶记》原刻本目前仍有遗存，但已成为海内外孤本。该书自明末以来，辗转收藏于常熟、苏州一带几近300年；清末至民国期间，又流落沪、浙两地30馀年；1949年随“适园藏书”一同被运往台湾，后入藏台湾“中央图书馆”，书中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长印。存世本书末原有黄丕烈跋语三则，首则云：“余向从华阳桥顾氏得陆敕先手钞《琵琶记》，其标题曰‘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后有觌庵跋云：‘遵王固有二本，其一元本，其一郡肆翻刻本。’盖元本者，文三桥识云‘嘉靖戊申七月四日重装本’也；郡肆翻刻本者，苏州府阊门内中街路书铺依旧本命工重刊印行之本，亦嘉靖戊申岁刊者也。然钞本照元本缮录，计叶二十八行，行三十字，与此刻异矣。此刻楮墨古雅，疑是元刻，却与遵王所藏不同，词句亦多与陆钞本间异，未敢定彼是而此非。”[9]俞氏盖据此认为巾箱本即黄氏怀疑为原刻而未能最终确定的本子，并提出明初刻本之说。不过俞氏明初之说似未被传播、响应，而学界对巾箱本版本也一直没有一致、确切的鉴定，比如“郑振铎、赵景深考其为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本。钱（南扬）先生说它是在陆（敕先）抄本底本的基础上，经‘明人初步加过工’的本子”[10]。总之，普遍的观点倾向于认为是明代后期刻本。 跋中所称“专斋”系“凤皇砖斋”简称，此乃周作人室名。据周氏民国四年（1915）5月17日“日记”称：“在（绍兴）马五桥下小店得残专一，文曰‘凤皇三年七’（原注：“下缺”），又一专完好无文，但作泉纹。下午拓凤皇专文二纸，盖吴时物。”[11]周氏既获此砖，遂奉为珍宝，并用“凤皇砖斋”作为斋名。 跋中【坠马】、【赏荷】、【盘夫】、【辞朝】等出目均不见于巾箱本，实为俞氏据以校勘的《集成曲谱》所有。《琵琶记》出目有一个不断形成、演进的过程，《集谱》出目共有三十六个，而巾箱本则因形成较早，虽然全书有四十三出，但尚未形成出目。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俞氏才在题跋中专门以小字双行形式对两者进行了关联。 “秋荔亭拍曲”系俞平伯钤印。俞氏曾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作《秋荔亭记》，介绍“秋荔亭”及“秋荔亭拍曲”甚详：“若秋荔亭，则清华园南院之舍也。其次第为七，于南院为褊，而余居之，辛壬癸甲，五年不一迁，非好是居也。彼院虽南，吾屋自东……其南有窗者一室，秋荔亭也……东窗下一长案，嫁时物也，今十馀年矣。谚曰，‘好女勿穿嫁时衣’，妻至今用之勿衰，其面有横裂，积久渐巨，呼匠氏锯一木掩之，不髹不漆，而茶痕墨沈复往往而有。此案盖亲见吾伏之之日少，拍之之日多也，性殆不可强耳。曾倩友人天行为治一玺曰，‘秋荔亭拍曲’，楷而不篆。石骨嫩而鬼斧铦，崩一棱若数黍，山鬼胶之，坚如旧，于是更得全其为玺矣。以‘曲谈’为‘随笔’、‘丛钞’之续，此亦遥远之事，若在今日，吾友偶读深闺之梦而笑，则亦足矣，是为记。甲戌清明，即二十三年之民族扫墓日。”[12]兰大藏本所钤拓的就是这一“楷而不篆”的“秋荔亭拍曲”之印。 据跋尾落款可知，此跋作于民国三十年（1941）（辛巳）小寒食之日，末书“智堂师法诲”以示请教。其时北平正在日寇占领之下，俞氏在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从本跋可知，俞平伯早期对《琵琶记》及其曲谱有一定研究，并有较深的见解。周作人跋语对俞氏颇为称赏，信非虚语。 二 周作人题跋 今年春间，书客以景印本巾箱《琵琶记》见示，喜而留之。词曲均不懂，何能赏识此书？实祗喜其以罗纹纸[13]所印耳。卷首图二十幅，刻绘精密，但此当是晚明手工，与本文之刊于明初者距离甚远，盖是藏者抑或景印者所为，取合锦之意乎？平伯过访借去，云欲一校。未几以校记相视，乃知有如许好处，具如别纸。不佞翻看过罗纹，便已满足矣。若在平伯，可以有好些用处，乃即以进上。时在端午之前，姑以此代替枇杷，而既不可食，亦并不可以弹，殆所谓秀才人情者欤！秋荔亭今不存矣，平伯拍曲之兴致则如故，犹如不佞之涉猎杂书，得以永今日。此事思之殊可幸，亦复可慨也！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即端午后一日，知堂书于北平之苦茶庵。（卷上末，首钤朱长印“知堂书记”，末钤朱长印“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 研究认为：“民国年间，出现了两种以巾箱本《琵琶记》为底本的影印本，一种通称民国影印本，另一种通称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印本……诵芬室影印本除了藏书印鉴少于民国影印本以外，其开本略大，版框略小，比民国影印本更具有元代刻本的风貌。此外，二者都没有版权页，因此无法得知其出版年、出版地和出版者。”[14]由于缺乏两种影印本各自对应的版式信息，又没有可与对比的本子，兰大藏本属于哪一个版本尚难判定。由于巾箱本《琵琶记》原刻已成为孤本，且曾重刊未果，因而其影印本无疑便成了文人学者的珍宝。跋中称本书“以罗纹纸所印”、“卷首图二十幅”，按兰大藏本确系罗纹纸所印，卷首二十幅影印插图悉数具备。 跋中称“时在端午之前，姑以此代替枇杷”“以进上”，结合前文可知，俞平伯应在端午之前还书，周跋题于端午后一日，当时周氏决意以此《琵琶记》为礼，代替“枇杷”赠予俞氏。枇杷是端午之际的时鲜水果，虽然不产于俞、周两人当时所在的北平，但却盛产于两人共同的家乡——浙江，以故周氏有此一说。由于“琵琶”与“枇杷”同音，周氏于此际以《琵琶记》代替枇杷馈赠俞氏，足见其用意之妙。《俞平伯年谱》也对赠书一事有所记载[15]。 跋中何以说“秋荔亭今不存矣”？经考察可知：“二十年代后期，俞平伯到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任教，由于家住东城，距学校甚远，平时遇上风雨天就尤为不便，遂于一九三〇年秋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宅，居东屋‘其南有窗者一室’，是俞平伯夫妇和幼子的居室，室名为‘秋荔亭’……四年后，俞平伯迁居清华园新南院，从此与‘秋荔亭’绝缘。秋荔亭不复存在。”[16]可见俞平伯只在民国十九至二十三年（1930-1934）寓居秋荔亭，周作人题跋之时，秋荔亭早已不复存在。 “此事思之殊可幸，亦复可慨也！”此句颇富含义，需联系相关历史背景方可大致明了。俞平伯系周作人得意门生，也是周氏八道湾胡同文化沙龙的重要成员，两人感情笃深，过从甚密，至民国三十年，俞、周结识已有二十馀年时间。但两人毕竟在处世方面存在一些违异，最显著者是在日寇占领北平期间，周作人于民国二十八年出任日本控制的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等伪职（民国三十年又出任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而之前周曾两度致函邀俞至教会学校燕京大学授课，已得知周出任伪职意愿的俞平伯两次婉拒。尽管燕京大学与日伪立场并不一致，但周作人附逆一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倍受人们关注和批判，而俞氏的拒绝虽然委婉，但对于作为师长的周氏而言仍然是一种抗议和打击。题写此跋之时，周的心情肯定是复杂的，跋中两次提及端午，殆非闲笔。在端午的节日氛围中，何以可幸，又何以可慨，所慨者又为何事？颇耐人寻味。据文意，其可幸者，乃是秋荔亭虽已不存，但俞氏拍曲兴致则依然如故，两人过从也依旧甚密；而其可慨者，恐怕是师徒关系终究有所不谐；其尤可慨者，或许因为端午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周氏自己则伪职在身，只能靠涉猎杂书“以永今日”，心里未必没有身份的尴尬和焦虑，当然这些属于言外之意了。 注释： [1]俞为民：《南戏〈琵琶记〉版本及其流变考述》，《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第88、87页。 [2]刘效民：《名家递藏的〈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温州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编：《琵琶记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0-51页。 [3]《书房一角》卷四“看书馀记”（《书房一角》，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初版，兹据《周作人自编文集》丛书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二册《千百年眼》（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06页），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八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各书录文一致。 [4]作，巾箱本原作“集”。因字迹模糊，易致误读。 [5]小字在原跋中为双行小字，下同。 [6]《集成曲谱》（跋中亦省称《集谱》），王季烈、刘富樑编辑，民国十四年（1925）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从流行戏曲中选录88部传奇、416出折子戏，共分金、声、玉、振4集，词、谱、宾白包罗完备。《琵琶记》收入金集。 [7]《与众曲谱》八卷，署王季烈编辑。民国二十九年（1940）合笙曲社初版，三十六年商务印书馆再版。书名取“与众乐乐”之意，内容不出《集成曲谱》范围，篇幅远较《集谱》为少，工尺、板眼、宾白俱备。《琵琶记》收入卷一、二。 [8]“音谱”或系对多种曲谱的统称，如《遏云阁曲谱》（清王锡纯著）等即作“危弦”。 [9]《“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四册，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2年，第3188页。 [10]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3-174页。 [11]《周作人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558-559页。 [12]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二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29-430页。 [13]罗纹纸，一种常用印书宣纸，纸质细腻柔韧，带有显著横纹，以形似丝罗纹理，故名。 [14]刘效民：《名家递藏的〈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琵琶记研讨会论文集》，第63、57、60页。 [15]孙玉蓉编纂：《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16]孙玉蓉：《俞平伯的室名》，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第37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在本文写作、修改过程中，学友李淑华曾前往国家图书馆代为查询部分资料，学友周常林也给予一定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原载《文献》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