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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喜：国内外休闲学研究对“自由时间”讨论得很多，我与国内休闲学研究也有不少交流；而文艺学、美学研究界讨论“自由时间”问题的人不多，我注意到尤西林先生在一部美学专著中对“自由时间”问题作了非常精到的讨论。但是，把“自由时间”作为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性范畴加以讨论的，我应该是做得比较早的。这方面应该特别感谢高建平先生，研究过程一直与他有交流，也不断受到他鼓励，并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还拨冗为拙作《审美生产主义》作序。 李昕揆：您说您的“声情”范畴研究力图解决的是文艺学尤其诗学的基础理论问题，那么，“自由时间”范畴研究也是这样吗？ 刘方喜：是的。 李昕揆：那么，解决的是什么基础理论问题呢？ 刘方喜：是艺术的社会形象或社会定位这一文艺学和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马克思用“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勾勒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的社会形象，而这不同于学术界已非常熟悉的艺术的“意识形态”形象。我认为：“意识形态”论其实是建立在“政治哲学”基础上的，而“自由的精神生产”论则是建立在“经济哲学”基础上的——否定或忽视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对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往根上说，马克思文艺学、美学思想的最终基础不是“意识形态”，也不完全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框架，而是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意识形态”论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中的“生产关系”这一维度上的，而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论则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这一结构上的。 李昕揆：从您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您在语言（哲学）和经济（哲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近两年来，您的研究重点似乎开始向您说的“技术哲学”方向偏移。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您近期的“物联网”研究，您强调“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刘方喜：是的。我觉得目前我们关于网络文学、媒介理论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忽视上升到“技术哲学”层面来讨论，这种讨论不是为了刻意拔高所谓理论高度，而是忽视了“技术哲学”的研究，许多相关问题往往不能被阐释清楚。 李昕揆：那么，关于未来的技术哲学研究，您有何设想呢？ 刘方喜：我运用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理论，把“物联网”定位为“互联网+物质生产”，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革，当然不仅仅只包括文艺、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支撑物联网生产方式运转的一个重要价值原则是“分享（共享）”，而这种“分享”首先是在互联网上文艺、文化产品的免费分享中产生的，与文艺、文化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继“审美生产主义”后，我又提出了“审美分享主义”的理念，也发表了几篇文章，当然讨论还非常不深入。“分享”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个被忽视的概念，此外，“分享”问题在传统美学中也是被讨论过的，但在物联网这种新兴生产方式下来讨论，它会获得新意。 李昕揆：我注意到，您的专著《“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就提到了“共享”这个概念，在学术界您讨论“共享（分享）”问题也比较早。我记得我在社科院文学所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经常听您提及“分享主义”，并且在您的推荐下接触到杰里米·里夫金的相关著作。您提出的“审美分享主义”，无疑是适应于当前时代和媒介语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这里，还想请您谈谈您提出“分享”范畴的内在理论逻辑是什么？ 刘方喜：“分享”不是个新概念，甚至在日常生活使用频率也很高，因此，我将其作为一个核心理论范畴，是有严格的界定和内在的逻辑的：首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著述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因此，我也把讨论“分享”的语境首先限定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在此语境中，马克思提到的“分享”是关于“利润（剩余价值）”的分享，而不是其它事物的分享，而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利润”被资本持有者（资本家）所独占而拒绝与劳动者“分享”，而资本积累、积聚的规律又导致利润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寡头手中——马克思所描述的利润集中的这一过程就是老子所说的“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一种“反分享”的社会过程，而“分享”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尤其社会财富流转过程就是“损有余以补不足”——这就是我对“分享”的基本界定。 李昕揆：那么，分享主义和审美分享主义的建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复兴之间的理论关系是怎样的？ 刘方喜：这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复兴”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复兴，这样说，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不足，尤其由反对所谓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而走向“文化主义”的倾向。我所谓的“审美生产主义”“审美分享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强调其基础是马克思的“经济哲学”，而在我看来，推动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复兴，首先要回到这种“经济哲学”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