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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揆：那么，您的研究又是如何一步步聚焦到“声情”范畴的？ 刘方喜：这就跟我的博士后研究课题有关了。我的博士论文评议和答辩中出现最多的表述是“难度较大”，其实这是各位先生很委婉的说法，他们一方面肯定了这个问题研究确实具有较大价值，另一方面实际上指出还很不成熟。杜书瀛先生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回到文学所后向钱中文、党圣元先生推荐了我，于是，我就进文学所跟随钱中文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做博士后期间，我又翻阅了文学所、国家图书馆藏大量古籍，草成博士后出站报告；留在文学所后，又申报了院重点课题继续研究了三四年，最终完成专著《声情说》，真的是十年磨一剑了。 李昕揆：以十年时间、近60万字精心结撰，打磨出的不仅是一把利剑，更是一把重剑。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学术拓展、填补空白方面，在文献完备、论证严谨方面，以及在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探索呈现出的新气象方面，《声情说》都堪称一部厚重之作！这里我感兴趣的是，钱中文先生主要关注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审美反映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文学基础理论问题和现当代问题，他又是怎么对您的古代文论研究课题感兴趣的呢？ 刘方喜：我自己也常想这个问题，不过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先生。我后来觉得：可能是先生觉得我的古代诗歌理论研究恰恰切中了现当代诗歌及其理论的要害。后来，钱先生撰写《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理论问题》一书，邀我参与撰写，我对五四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新诗论争中的理论问题作了研究和梳理，撰写了该书中的一章，后来将这一章择出来，进一步充实、研究，完成了另一部专著《“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将“声情”说用到了相关分析之中，比如：五四以来历次新诗论争中争来争去的只是“声韵”“格律”问题——这恰恰不是诗学最基本的问题，新诗的问题不是在“格律化”上做得不足，而是在“声情化”上做得不够——我注意到一些当代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对我的这一分析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我觉得，“声情”说不仅适用于分析古代诗歌，也适用于分析当代诗歌问题，并且对分析西方诗歌基本问题也是适用的，总之，应是个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基础问题——而从语言哲学层面的阐释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李昕揆：借助于从古代诗学研究中提炼出的“声情”概念，您进入了中国新诗及其理论研究领域，并进而充实、扩展出另一部3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由此，我们的确可以作此理解：您从古代诗学研究中提炼出的“声情”概念，就不只是一个古代文论范畴，而是一个适用于分析古今中外诗歌的普遍性概念。我注意到，在2013年，您接连出版了《审美生产主义》和《批判的文化经济学》两部著作，开始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角度出发去研究美学和文化理论问题。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从“声情说”大跨度地转到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美学问题的？ 刘方喜：准确地说，不是“转到”，因为我这方面的研究不是一时兴起，我到文学所后发表的第一篇从马克思“自由时间”谈美学问题的文章，就是我攻读博士期间的课程作业。当然，也有些偶然的机缘：一是我参加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理论》《中国美学史》教材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其间为了更好地完成相关工作，又重新认真研读了马克思原著；二是我与陈定家、丁国旗先生合作主编、编撰了百万字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2012），为此，我翻阅了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在充分研读这些经典文献的同时，我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文化理论尤其鲍德里亚、布迪厄等人的著述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两部专著《审美生产主义：消费时代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批判的文化经济学：马克思理论的当代重构》，强调从“经济哲学”角度研究美学、文化理论问题——而这正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所严重忽视或轻视的。 李昕揆：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问题，而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问题，的确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像佩里·安德森在其名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所说的那样，“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我认真拜读过您赠送给我的这两部著作，从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您从经济哲学角度研究美学问题的理论自觉。刚才您谈到“自由时间”问题，我认为“自由时间”同样构成为您学术研究中的另一个核心范畴。我注意到，自2005年您在《江西社会科学》发表《论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的重大美学意义》这篇文章起，您就这一论题先后发表过近十篇论文，全面涉及“自由时间”的双重内涵、价值取向、美学意义、在建构“审美生产主义”中的地位，及其对于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作用等。这里，想请您谈谈，您将“自由时间”作为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性范畴加以讨论，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