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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揆：“声情”的确是与汉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相关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它不仅昭示而且要求一种“诗学+本土”的文化立场：从“诗学”立场出发，有助于揭示出诗歌意义的独特性；建基于“本土”立场，体现出的则是汉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我好奇的是，您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之初就有了这种非常自觉的语言哲学意识了吗？ 刘方喜：那倒不是。这里简单跟你聊聊我的研究经历吧。我师从孙映逵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孙先生是孙望、唐圭璋先生的弟子，我经常开玩笑标榜自己是孙、唐两位先生的再传弟子——但显然是不“肖”弟子，因为我还没迈进唐宋诗词研究的门槛就调头不务正业去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孙映逵先生的包容与豁达，先生知道我一直对理论问题感兴趣，却并不试图对我有所限制，而是鼓励我作理论探索。跟随先生做过全唐文、全唐诗的整理、校对等工作，我由此在古代文献方面积累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功底。我硕士论文做的是李白与盛唐诗研究，用“主‘气’”概括其基本特征；后来，我博士论文研究古代的“主‘声’”诗学观——再后来经过反思，我意识到：“主‘气’”是言“体”而不论“用”，“主‘声’”论“用”而不及“体”——总之，两者都是体用二分，再后来做博士后课题的时候，我就聚焦于“声情（声气）”这一体用不二的范畴了——对于自己这一理论思路渐近古人内在理路的演进进程，我还是比较得意的。 李昕揆：从“体用二分”到“体用不二”，您不仅探索出一条渐近古人内在理路的学术轨迹，而且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当代文论系统发育的重要路径。那么，您的博士论文选题一开始就定在了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了吗？ 刘方喜：不是。这又得感谢我的博士导师王先霈先生：如果说孙映逵先生对我主要采取的是“放”的态度的话，那么，王先生则使我有所“收”——我今天意识到：为学做人之道正在收放之间，所以由衷感恩两位导师对我的引导。我对西学一直是颇为热衷的，读博士开始的时候，我是准备研究西学的，读了不少西学方面的书，尤其把当时翻译过来的海德格尔的书都读了一遍，并且还读了一些英译本，很想以海德格尔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王先霈先生则不太看好，告诫我不要把硕士阶段的积累完全抛弃。我对西学还是依依不舍，就想做中西比较研究，王先生依然不太认可。其间，在理论上倒是越来越聚焦于语言哲学，海德格尔外，又研读了洪堡特、伽达默尔等人的语言哲学著作。再后来，慢慢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形式理论尤其声韵形式理论很值得研究，我把这想法一告诉王先生，他就给予了充分认可和鼓励——我后来经常半开玩笑地跟朋友说：我在“声情”说研究上所取得的一点成绩，基本上是王先生“逼”出来的。王先生文学批评学研究影响很大，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也有很大建树，并且对文学形式问题一直很关注，他提到的“形式情绪”概念对我启发尤其大。当然，这方面，我的另一位导师赵宪章先生关于西方形式美学的研究，对我影响也很大。 李昕揆：诗歌声韵形式研究似乎并不是个冷门问题。 刘方喜：是的。研究的大方向定下来后，接下来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研究。诗歌声韵问题显然是个“跨界”问题，语言学中音韵学对此研究很多，此外，还与音乐学相关。在王先生的指导下，我对音韵学、音乐学等有所涉猎，后来，王先生还请武汉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为我的博士论文把关，我还记得当时登门请教这位教授时得到了他的认可，我自己感觉还是很得意的。此外王先生还请罗宗强先生评议我的论文，也得到认可，罗先生也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很困惑，我常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我是研究什么的，或者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研究“声韵”？不有那么多音韵学家都研究过了吗？后来聚焦到“声情”范畴，感觉豁然开朗了，我可以回答说：诗学主要研究“声情”，而语言学中的音韵学则主要研究“声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