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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琪:张洁,灵魂是用来流浪的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光明日报 夏琪 参加讨论


    
    《张洁文集》(11册),张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00.00元
    我在《无字》中寻到了张洁创作的源头,也寻到她“灵魂是用来流浪的”的理由。在“塬”的描写中,不但有她追寻母亲的足迹,回到幼年生活的塬上,这个富有意味的“塬”,也承担、沉淀了自开天辟地来,宇宙间亿万年的沧桑。塬的神秘,张洁在塬上的感应或反应,令人震惊。
    出门前,她往四下支棱着的头发上,喷了一些摩丝,先用手把头发往直里拔起,再向斜里按出类似理发店弄出的大波浪。她从镜子里,看到了年轻时的母亲,当然也像后来的母亲。出门之前,总要在镜子前头,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
    第一次读张洁,是她的《拣麦穗》。是因为我也曾拎着篮子跟在大姐后面拣过麦穗,还是被文中憨态可掬的大雁对灶糖老汉那种纯真朴素的依恋打动?
    我的童年生活在山西霍州的宋庄,部队营房后有一大片柿子树。每次我看到柿子树,总会想象着大雁站在村口的柿子树下盼着卖灶糖的老汉出现;想象她听说卖灶糖的老汉去了时,伤心彻骨的哭泣。
    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疼爱,多么让人怀念。
    这种爱在张洁的作品中,随着年岁的增长由纯粹变得复杂,由醇厚变得淡漠,渐行渐远。
    20年后,我真的见到张洁时,远远望着她,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那是在一次纪念冰心的活动上,她坐在后排。我一直悄悄地看她,高傲光洁的额头,整齐高挽的发髻。她一定注意到了我的目光,走过我身边时,冲我温和地微笑。我立刻被融化了。
    阿瑟·米勒曾说,“张洁的书如同其人,正直不阿。她的目光始终在洞察阴暗的角落。我很喜欢她,但是很难和她接近。”
    她的安静里有一种让人无法亲近的孤傲。
    早在1984年,张洁不得不应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关于冰心的文章。她写道:“你能将大海装进一只瓶子里吗?”时隔15年,她仍然回答:我不能。
    现在,借用这句话表达我此时的心情无比确切。1996年,我第一次写关于张洁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文化报》。然而20年后,我却觉得,大海怎么能装进一只瓶子呢?
    她的笔再也回不到《拣麦穗》那样的情致和意境。冯骥才曾对她说:“就写《雨中》那样的东西吧,那里面有你独特的美。”她沉思默想:“我的感觉已被磨砺得极其粗糙,失去了它的柔和细腻。”
    她散文中的童心童趣令人动情,乡下的风筝、秋千、拣麦穗、闹婚房都是那么值得回忆,乡村的流水、山坳都在苦涩的记忆里显示出生活的诗意。
    “渐渐地对张洁的文学产生了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很跳跃。比如:张洁悲愤。张洁智慧。张洁尖刻。张洁率直。张洁柔情似水。张洁浑身带刺。张洁像童话里的寒号鸟,原本有着一身五彩斑斓的羽毛,却仿佛在一根一根地被拔掉,最后,连寄托着梦想的那根羽毛也被拔掉了。她除了用自己的喉咙啼叫剩下的还是用自己的喉咙啼叫。一种本真率直的啼叫。在这种啼叫里,功利和虚荣都日渐淡漠,没有梦幻,世情被坦然正视。从心灵里流出来的心灵之血就是为了抚摸心灵。张洁重又简单起来。张洁笑,张洁哭,张洁骂,张洁扔掉了许多浪漫华丽的作为装饰用的花边,张洁有时候纯粹得几近天然。”我对池莉的这段话,深以为然。
    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张洁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她只有一间房子,晚上为了不影响母亲、女儿的休息,她在厨房的切菜板上写。在洗衣服时,或是上班的路上进行构思。这样的境况,不仅在她《我的第一本书》里有如此表述,也在《无字》中有细致的描摹。
    “当我第一次把稿费交给母亲的时候,我对她说:‘妈,我们终于有钱了,您可以不必再去卖冰棍、卖牛奶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着整个人类。我爱人类,关心着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我将尽终生的力量为人类而写作,因为我是从普通人当中走出来的。”
    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更强大。张洁何以觉得自己再写不出温暖清新的作品,她经历了什么?由对爱的神圣呼喊到对爱的疲倦、麻木,从对爱的失望和遗弃到对爱的逃离和怀疑,这种变化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阅读完张洁的代表作品,尤其是三卷本的《无字》之后,我想,任何人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
    1981年,张洁看望韦君宜同志。谈起《沉重的翅膀》,韦君宜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向前看的作品,但同时也看到现在和过去,不看现在和过去,是无法向前看的。
    “有人曾怀疑你能否写这种题材,能不能发挥你的特点,而且工业题材过去有一个套数,看了使人头疼,没兴趣。
    “然而你写的每个人物都是人,把高级干部写活了,写得很好。过去很少有人把高级干部当做人来写,不是写得很好,就是写得很坏。看出你着力写了郑子云,他有思想,有主张,但不是完人。”
    评选茅盾文学奖时,韦君宜推荐了《沉重的翅膀》和《将军吟》,但是遭遇很大的反对。在韦君宜的建议下,张洁还是决定修改《沉重的翅膀》中尖锐的地方。她说:“照我的脾气就不改,但现在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会影响一大批人,甚至我尊敬的一些领导,为了大我只好放弃小我。”她对出版社因自己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因纸型已经制好)、政治上受到的压力而深感不安。
    无论是森林里来的孩子们,还是拣麦穗中的小姑娘,都生活在理想之中,单纯善良真诚,90年代后张洁成熟了,学会用复杂的眼光去认识社会、分析社会和对待社会,她的思考具有了全人类的精神层面。王蒙曾评价张洁此时的作品“开始发出一种‘恶声’,更多的是一种激愤,甚至是粗野,表现出来的是对丑恶的一种愤怒。往后就越写放肆,放肆在艺术领域里并不带有贬意词,也不是指为人。”(《王蒙王干对话录》)
    进入90年代,张洁的创作风格由唯美转向市俗。她的作品讽世讥俗,尖酸刻薄,再找不到以往美好的爱情,以及善良可爱的女性,人物形象都处于一种非常态,甚至是病态之中。如《上火》《红蘑菇》《她吸的是薄荷味的烟》等作品都是描绘无爱的婚姻、乏味的家庭生活中的女主人公们,她们是通过非常态的途径发泄出对男性社会的失望情绪。
    无论写什么,张洁对人性的拷问一直不曾放弃过。她不太喜欢格局太小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以前很单纯,相信‘铁肩担道义’,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崇拜这种人。”
    有人认为,张洁有一个坚硬的外壳。
    这是指她性格倔强,还是说她不过仅仅有一个坚硬的外壳?
    抑或兼而有之。1986年有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张洁后写道,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张洁都是一个批判者。
    尽管此前获得诸多的文学荣誉,但张洁觉得真正的写作是从《无字》开始的。为这《无字》,她等了一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洁说:
    “这是我竭尽全力写就的一本书,案头工作做了很多年,写得也很慢,九四年在美国时就已完成了初稿,回国后觉得不满意又推倒重来。相信现在没有多少人会用这么大的力气去写长篇了。我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但也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但我认为《无字》的确是我最好的作品。有些片断甚至是以散文笔法写就的。无论是语言、细节、结构,现在看起来还比较满意。
    从年龄、体力、感悟各个方面来说,我写《无字》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早几年可能驾驭不了,再晚几年可能体力、精力都不济了。《无字》剥离了人类喜爱的面具,呈现出生活的原色……好像是上帝特别给予我的无法逃避的责任,我甚至对朋友说:哪怕写完这部长篇马上就死,我也甘心了。”
    这个世纪充满了动荡、转折、变革,它不仅改变着物质的形态,也改变着命运的形态。男主人公胡秉宸参加革命前是个很有味的男人,但他非常善于吸取教训,最后变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无字》中的女主人公吴为一生都无法适应现实社会中政治、婚姻、情爱的世俗性,以及因世俗而导致的龌龊,一生都在无力地用生命与之抗争。
    我在《无字》中寻到了张洁创作的源头,也寻到她“灵魂是用来流浪的”的理由。在“塬”的描写中,不但有她追寻母亲的足迹,回到幼年生活的塬上,这个富有意味的“塬”,也承担、沉淀了自开天辟地来,宇宙间亿万年的沧桑。塬的神秘,张洁在塬上的感映或反映,令人震惊。
    张洁不喜欢形成所谓的“风格”,她喜欢做各种的尝试,所以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无字》《沉重的翅膀》,再到近几年的《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她享受在文字中来回穿行、反复修改琢磨的乐趣。每当她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时,快乐难以形容。
    很多人以为《无字》是作家用小说清理自己的一生。但随后张洁却又接连写出了《知在》和《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两个长篇,以及《听彗星无声地滑行》和《四个烟筒》等一系列短篇。
    “这本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学的世界,不但不再需要文学,也不再需要古典精神。这岂止是文学的悲剧。”她曾有一个祝愿,祝一个简单而又不至破灭的愿:对于既往的一切,我愿只记着好的,忘记不好的。当我离开人世时,我曾爱过的一切,将一如未曾离开我时,一样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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