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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去看《北鸢》，我们会发现，文笙在小说中的露面次数实在不算多，且每一次露面都遵循了同一原则，即作者以神谕的口吻宣布其出众的德性与以其德性相匹配的更好的命运。比如，葛亮是如此描绘刚刚一岁的文笙的：“他的脾性温和，能够体会人们的善意并有回应。回应的方式，就是微笑。一个婴儿的微笑，是很动人的。这微笑的原因与成人的不同，必是出自由衷。然而又无一般婴童的乖张与放纵。……然而，人们又发现，他的微笑另含一种意味，那就是一视同仁。”有时候，这种神谕式的宣布是借助其他有威望有德性人之口说出来。比如，在文笙抓周那一天，葛亮叙述他什么都不抓，“仍然是稳稳地坐着。脸上的笑容更为事不关己，左右顾盼，好像是个旁观的人。”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就此再次以肯定其命运。小说选择了为世所重却淡泊名利、与俗世瓜葛无多的吴清舫说出了这样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公子是无欲则刚，目无俗物，日后定有乾坤定夺之量。”这样的叙事策略一用再用。再举一个例子。小说写文笙一直不会说话。突然有一天，孩子开口说话，家人引为大喜之事。小说用庄重的语调记下了这一幕—— 这小小的男孩，站在落满了梧桐叶子的院落里。四周还都灰黯着，却有一些曙光聚在他身上。他就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儿童。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却已经有些惊奇。因为笙哥儿扬起了头，在他的脸庞上，她看到了一种端穆的神情。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小童，甚至与她和家睦都无关。那是一种空洞的、略带忧伤的眼神，通常是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无所挂碍之后才会有的。这一瞬间，她觉出了这孩子的陌生，心里有一丝隐隐的怕。 她慢慢走向他。这时候笙哥儿蹲下来，捡起一片枯黄的叶子。她停下了脚步。这孩子用清晰的童音说，一叶知秋。 “一叶知秋”是整部小说的定音。葛亮自己常常说的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其实是一个意思，意味着大历史往往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折射出来。让小文笙字正腔圆地说出这个词，显然是葛亮对小说整体基调的定位，也暗含着将文笙这一人物形象圣化和神秘化的打算。 当然，赋予小说人物以神秘感从而提高人物的魅性，不是不可以。给读者以某种命运的暗示之后，让文笙去感受去经历，并以自身的经历详解或者违逆命运，也是极好的写法。但是，葛亮被众多的人物迷惑了目光，他似乎很难从文笙周围的人物身上回过神来，专心致志地让他“端穆”的神情之下长出血肉，迸出心跳。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是，其实同读者一样，葛亮知晓的只是他沉默的表面，无法深入他的内心，去了解他的行事逻辑，进而理解他的性格，感怀他的命运。 如何想象文笙呢？按照葛亮的叙述，文笙应该是一个受过传统儒家教育，以经商为业的世家子弟。倘若葛亮能以小说人物的职业身份为突破，掀起民国时期五金业乃至整个商业的变迁史的一角，由此更进一步，以经济见证时代，想来就令人兴奋。然而，涉及到文笙职业身份的，不过是他遵循母命，投奔舅家，一边读书，一边学做生意。怎么个学做生意法，葛亮并无详细描述。不过是带了一句，因为日本人占据了华北和海南的铁矿命脉，并课以重税，导致生意萧条。此后，也不过是文笙跟着永安，奔赴上海去“商场上一展拳脚”。文笙并未像《子夜》中的吴荪甫一样，向我们展现出他如何在商场叱咤风云或者困难重重的一面，当然，说到底，到小说结尾，他也不过还只是个青年，似乎并未到大展宏图的时刻。但是。我以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葛亮对于文笙究竟该如何定位，想得也并不透彻。或许是因为孟家重文轻商的传统，葛亮仿佛也耻于言商事，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认为文笙实际上是一个年轻的资本家，而是更倾向于将他定位为知识分子。好吧，假如将文笙指认为知识分子，但他又尚未表现出“智性”的才华。在这一点上，作者对主人公文笙的刻画倒不如仅仅寥寥几笔的克俞，至少，克俞还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才子的印象。对于文笙，我们的印象反而是模糊的，不得要领的。尽管作者用了许多褒奖的词语赞赏他，但究竟不如“察其言观其行”来得真切。 在小说中，文笙不仅讷于言，似乎也并不敏于行。如果说，在文笙的生命中有浓墨重彩的一刻，应该是他在同学凌佐的带领下无意中加入了工人夜校，并在韩喆的带领下参军。这是新文学中经常描写的一刻：出身世家的少年从大家庭中挣脱出来，投身于大义。对于葛亮，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假如他能让我们进入文笙可信的内心世界，进而认同于他，他或许还能“活”过来，可惜的是，葛亮过于克制，也过于“淡笔写深情”了；墨迹淡了，人物的风采也随之黯淡了。一个核心主人公无法叫人建立起情感认同，对于一部小说来说，真是一件极危险的事。失去了一个可信的主人公无异于松动了小说的核心构件，小说对于时代的反映也必然会失真。 据葛亮自述，写作《北鸢》的动因，是编辑寄了一本陈寅恪女儿所著之书给他，希望他从家人的角度，写一本书，关于祖父的过往与时代。然而，对于已有多年小说创作经验的他而言，竟是相当为难。葛亮供述原因说，“但我其实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来自我面前的一帧小像。年轻时的祖父，瘦高的身形将长衫穿出了一派萧条。背景是北海，周遭的风物也是日常的。然而，他的眉宇间，有一种我所无法读懂的神情，清冷而自足，犹如内心的壁垒。”假如这番自述为真，则可以证明葛亮确实严格遵守了小说家的准则，即从自己完全熟悉、有充分把握的人物开始，构建小说情境。因此，他将焦点由他的祖父移至他的外公，沉下心来，一笔一画地勾勒他的来路与去处，以及他身披的时代烟霞。 对于小说家而言，想象一个时代，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而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须从想象一个人开始。问题在于，文笙身上，被葛亮赋予了太多的使命。从小说结构而言，文笙肩负着穿针引线、贯通情节的职责。于是，在大部分时候，文笙真的成了葛亮所说的“旁观的人”。在小说中，他由主人公下降为一个功能，就像一只风筝，线头在葛亮手里，飘飘荡荡，我们只能通过他的目光，看到更多的人，以及葛亮所认为的更重要的时刻。从人物形象塑造上说，他须得是“善好”的化身，葛亮所推崇的民国时代的种种美德，譬如有大义、诚信、友善等等，要一一落实在文笙与他的家人、朋友身上。写出令人信服的善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小说家得让我们看到，这善真正沉入人的血肉，与属于人的欲念甚至人性深处晦暗不明的部分搏斗的瞬间——就像罗曼·罗兰所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葛亮却不肯如此落笔，或许，在他看来，这样就“不美了”。 在回答为什么将文笙与仁桢的故事定格在1947年时，葛亮的说法是，“这也是一种美感的考虑。因为以我这样一种小说的笔法，我会觉得在我外公和外婆汇集的一刹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的那一刻。到最后他们经历了很多苦痛，中间有那么多的相濡以沫，但是时代不美了。其实我之前有另外一本书叫《七声》，第一篇叫《琴瑟》，写到他们在这个时代一系列的砥砺，这个错乱的时代已经过去之后，他们又进入到一种尘埃落定的晚年的阶段。那个阶段我才觉得他们的美感又回来了，所以我才会写那么一篇小说。前两天一个朋友问我，那段多么精彩啊，你外公他作为当时最年轻的资本家，经历了公私合营等等历史，肯定身上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确实有，但是不美了。我从内心是想把他留在1947年，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北鸢》确实很美。它的美体现在语言上。葛亮精心雕琢了《北鸢》的语言，似旧实新，力求语言与人物具有一致性。它的美也体现在人物上。但凡小说着力刻画的正面人物，葛亮都赋予其完美的品性，恰似一翩翩公子，着一白色长衫，风采俊逸，不惹尘埃。葛亮对于美的追求，真真到了极致。但是，这也是《北鸢》深层的问题。小说是一种世俗文体，建构它的根基是活泼的、泥沙俱下的世俗人生。是的，小说家可以带领我们去体认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世间的事并非只有好与坏，真正考验小说家的，是对于好与坏之间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倘若一味追求洁净，构成小说这一大厦的基石就会摇晃，那么，小说所描绘的一切就难免虚浮了。 美，有时候竟然是一种束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