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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与十年后出版的《日夜书》：这一代人的日与夜 自2002年的长篇小说《暗示》起，韩少功十年未出长篇，十年之后携这本《日夜书》归来的他，已是花甲之年。虽然依然“言之有物”，依然“被问题追逼”，但是，亲历的往昔、同辈人的身影、追忆的姿态、切身的情感让这部小说的底色复杂起来。 小说写了一群朋友几十年的际遇跌宕，知青岁月无疑是将他们扭结在一起甚至影响他们一生的“核”。但《日夜书》没有插进知青文学的内部，知青只是故事的起点，这群人从知青时期一路走来，从插队的乡下到工作的城市，从知青的朋友圈子到各自的家庭，从农场到官场、商场甚至名利场，他们深深地活在知青之后的时代，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所以，《日夜书》的主人公不是作者写得灵活跳跃的大甲、写得幽曲低回的郭又军，也不是给予象征性树立的马涛、给予传奇性挥洒的贺亦民，当然，更不是穿针引线、代入又跳出的“我”，而是时间，是日夜流转的岁月。小说中每年初四这拨白马湖知青的聚会，被比作是奔赴一张友情的老照片，而这部《日夜书》本身就像是一张活动照片，人们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日夜交替，看得拍照的人，都不禁觉得自己是否太无情。 小说交错着两种节奏或者两种情绪：一种非常有劲，故事是破口大骂或者大打出手，人物是扶摇直上或者落花流水，语言是酣畅淋漓、风趣生动，带着辛辣土腥味的插队日子和积聚着抑郁之气的返城生活，都被一种在场、鲜活、敞亮的叙述点燃，爆破力十足；另一种非常含蓄，通过“多年以后”的“我”的感怀和思考，来打捞那些沉默、微妙、曾被忽略的瞬间，隐藏在背影、挽留、泪水之后的是对于岁月变迁的缓缓的抒情，这让《日夜书》的某些部分呈现出散文甚至回忆录的质地。 交错是因为无法撇清。毫无疑问，韩少功把自己也写了进去，《日夜书》是他个人经验的一次集中释放。他忘不了同辈人插队生活的激情狂妄与青春恣肆，也无法对知青岁月留给他们的“后遗症”——自豪、悔恨抑或一枚安慰性的“假伤疤”视而不见。如他所言，“不管是对这些同辈人的赞美还是批评，对于我来说都是有痛感的。”小说有一处细节，是一天夜里知青们跟着老场长去打野猪，守了大半夜，毫无所获，大概是不愿无功而返，就在山坡上跟着老场长学起了“牛皮癣”拳法，互相比试，打得鼻青脸肿，直到天亮，对着红日嗷嗷叫喊，这一夜终于也算过得充实了。在当初的历史事件和后来的情感体验之间，也许永远存在这样一条弥合不了的缝隙，人们不忍预期被现实辜负，不忍当初被后来辜负，也不忍青春被历史辜负。 合上小说，似乎有无数个伸长的脖子从书中跃现，男女老少，无一不倔强、不耿直，生生地插到读者面前。这脖子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被饥饿拉长，被蚊虫叮咬，被酒精涨红，被病痛缠绕，被金钱羞辱，被现实凌厉的风一道道地刮过。看上去似乎代表了境遇万千之下的秉性难移，可是脖子，那其实是人体多么脆弱、多么不堪重负、多么需要温暖和抚摸的一块！这是韩少功笔下夹杂着骄傲和沉重的复杂情感。他真诚地写下他们，并且深知，这一代人在一格格地就范于时代的同时，也构成了这时代面貌的一部分。因而，从知青情结、受迫害者的政治高地、变味的革命，到流行文化的教唆、消费时代的快乐成本，《日夜书》对这一代人背后的时代症候始终保有剖析的耐心和反思的高度。 像以前一样，韩少功不惮用“重词”来发议论和做思考，比如关于情欲、关于准精神病，关于身体与器官，《日夜书》中都单辟一章，以小说人物为标本，研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纵深，似乎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做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的实验，反过来却经由这种案例分析带起了人物的故事，让叙述的“主轴”得到片刻休息。这些毛边和碎片值得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让我们观察，究竟什么时候是思考者从小说家背后跳出来不吐不快，什么时候是小说家把思考压进虚构、用虚构挑起思考。毕竟，思考不是小说的负担，而是小说理应立起的尊严、难度和分量。（胡妍妍 作者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