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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论“直派批评”、“中性批评”和“谀派批评”——从杨光祖说开去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学报 李建军 参加讨论


    
    在当代批评家中,有个性且敢说真话的人,似乎并不很多。“著书都为稻粱谋”,有些人搞批评,似乎纯粹就是为了“啖饭”,至于意义世界的事情,他们并不十分措意和关怀。这些批评家所写的文章,大都具有单一的模式化倾向,数十年间,几十篇中,写作的风格和态度,变化一般不会太大,所以,略读两篇即可知其全貌。
    然而,杨光祖的批评文集《回到文学现场——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却吸引我细细地读完。我从其中看到了“直”,看到了一种很可宝贵的文学精神。杨光祖清醒地与那种煞有介事而又华而不实的“学院派”批评保持距离。他在解读作品的时候,严格根据自己的具体感受和作品的具体事象,来展开分析,来进行判断,绝无大而无当、言不及义的“话语空转”,也很少感染随意概括、妄下雌黄的流行病。我想凭依着从杨光祖这里所得来的启示,更深入地考察一下“直”的意义与“直派批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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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学批评,人们可以从国别、民族、时代、地域、方法、立场、学科、性别、年龄等方面,区分出五花八门的类别和流派来。然而,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从批评家的人格和德性的角度,分析并提领出“直派批评”和“谀派批评”这两个概念。
    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活动。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要尽可能说真话,要为读者提供符合事实或接近事实的判断。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仅要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思想能力,而且还要有坦率、正直、勇敢的品质和德性,否则他就有可能知而不言,或者言不由衷,以至于以歪曲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也就是说,批评家一定要克服患得患失的恐惧心理,努力摆脱外部的压力和内心的怯懦,以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表达,来陈述自己对作品的感受、认知和评价。所谓“直派批评”,就是指这种正直、坦率而又尊重事实、忠诚于自我感受的批评,就是指这种及物的、触及真问题的、敢于尖锐质疑的批评。
    与“直派批评”构成尖锐对照的,是“谀派批评”(也可叫它“曲派批评”)。这是一种投其所好、唯利是图、曲学阿世的批评,是一种唯唯诺诺、闪烁其词、言不及义的批评,是一种缺乏求真热情、质疑能力和否定勇气的批评,也是一种无原则地为被批评者的“合理性”与“完美性”进行辩护的批评。
    关于“谀”,许慎在《说文》中这样解释:“谀,谄也。”《庄子·渔夫》说:“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荀子·修身》说:“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在《说苑·臣术》里,刘向则从批评者与最高统治者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谀”的性质:“从命病君谓之谀。”如此说来,所谓“谀”者,实在是一个脏污的泥潭,一旦堕入其中,其人必沦为巧言善色的佞人,其评必沦为附意顺旨的谀评。
    当然,在“直派批评”与“谀派批评”之间,还有其他样态的批评。这些批评,类别繁杂,或许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中性批评”,——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批评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具有不瘟不火、不咸不淡甚至不疼不痒的“中性”特点。所谓“学院派批评”中的一小部分,拿着上书“赞赞赞”字样的投名状,入了“谀派批评”的伙,而其中的大部分,则徇徇然站到了“中性批评”的旗帜下,——他们按照“核心期刊”提供的学术规范,埋下头来,一板一眼地做文章,态度算得上严谨,材料亦可谓翔实,但是,缺乏个性、趣味和见解,使人读之,昏昏然欲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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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和道德意味?为什么“直派批评”的处境总是那么艰难呢?
    中国自古就崇尚直言。即使在抒情性的诗歌中,直言无隐的尖锐批评,也是常见的事情。顾炎武说:“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日知录》卷十九)而唐代诗歌的繁荣,则与时代的宽容和诗人的亢直,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宋人洪迈所说的那样:“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讳。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容斋续笔卷第二·唐诗无避讳》)而从历史批评和政治批评的角度看,直斥而不讳的传统,虽然屡遭压制和摧锄,但也压而不垮,摧而不毁,绳绳相继,至今未艾。司马迁应该算是第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直派批评家”,——班固说他“其言直”,实在是一个很切实的判断。
    在中国的道德哲学中,“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它基于诚和信,是一个与正和义相近的概念。一个以直为原则的人,就是将诚信和道义看得很重的人,就是所谓的“直人”。《管子·心术上》里说:“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直人之言,不义不顾,不出于口,不见于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则。”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实,那后一句,也可以改为“民无直不立”。直与枉相对。枉即邪曲,是一种很坏的德性。孔子曾多次论及“直枉”问题。在他看来,直不仅是一种美好的德性,而且还会带来积极的效果:“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他赞赏卫国大夫史鱼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直的德行,“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他相信“直”的道德感化力和社会影响力:“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同时,也只有“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在他看来,在自己的时代,能“直道而行”的人,并不是很多。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行直道和做直人,都是很艰难的事情。古人不云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黄琼传》里说:“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也说:“夫人秉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提出了“直书”与“曲笔”两个概念。从责任伦理的角度讲,无论什么人的恶德和劣迹,历史学家都要以“直书”的方式,照直写下来。然而,在有的时候,“直书”实在是很危险的:“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所谓“可为之时”,就是遇到了仁君当政的时代,说话比较自由,“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又不至于被杀头;所谓“不可为之时”,就是生活在暴君当政的时代,以言获罪,动辄得咎,“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这就很悲惨了。不幸的是,几千年来,正直的史学家和批评家所遭遇到的,大都是很触霉头的时代,而“身膏斧钺,取笑当时”,也就成了他们难逃的劫数。尽管如此,刘知几还是赞美这种直书的精神:“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在他看来,仗义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这虽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灾祸,但却是值得赞美的伟大精神和不朽功德,所谓“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那么,有没有一种既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又不至于掉脑袋的一举两全的好办法呢?“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史通·曲笔》),于是,一些聪明的人,便发明出了“曲笔”的书写策略。本来,刘知几讨厌一切首鼠两端的滑头做派,毫不宽假地反对一切任性而不诚实的书写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但是,他也理解人们用“曲笔”的无奈和苦衷,所以,在《史通·曲笔》里,他就站到君臣父子的立场,替“曲笔”做起了辩护:“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由于有“亲疏”和“贵贱”之别,所以,“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刘知几的这些观点,其来有自,显然是对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引申和发挥。
    从现代法律的角度看,孔子的父子互隐之说,是既合乎情理,也合乎法理的。但是,从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为所谓“等差有别”的“隐”作辩护,就是一件很不合理且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这是为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撒谎和作假,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找了一条心安理得的退路。事实上,无论对历史叙事来讲,还是对文学批评来说,除了修辞性的“曲笔”,任何着眼于权力和身份的伦理性质的“曲笔”,任何以“善良动机”为说辞的“曲笔”和“谀言”——所谓“曲笔阿时”,所谓“谀言媚主”——都是不允许的,都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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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上讲,“直”虽然是一种美好的德性和重要的价值,会带来正确的认知和良好的道德效果,但是,它又意味着否定和冒犯,会给批评者带来很大的麻烦,使他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人民公敌”,人人必欲杀之而后快。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一个“不堪”,一个“偶与”,就足以说明“直性”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多么难以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谁若立志行直道而说真话,谁就难免要与一些人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甚至要与“恶直丑正”的不良社会风气发生冲突。这无疑是一件很考验人的勇气和承受力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清人包世臣才在《答萧牧生书》中感叹说:“直道不行久矣”;赵翼才在谈 “《宋书》书法”的时候说:“《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陔余丛考》卷六)
    事实上,直到今天,古人所说的“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就文学批评方面来看,情况似乎更加严重,——很多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而高贵的文化行为,而是沦为缺乏自由精神和尊严感的“谀评”,甚至沦为一种纯粹的寄生性的现象。我们的一些批评家,接受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哲学,接受他者的“社会订货”,用一套永远不变的话语模式——诸如“高峰”、“巅峰”、“杰作”、“奇书”、“极品”、“经典”、“完美”、 “辉煌”、“天才”、“震撼”甚至“地震”等——来赞美一部并不成熟甚至完全失败的作品。这种批评的根本特点就是“谀”和“谄”,就是“不诚实”和“不坦率”,就是缺乏对事实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敬畏。那些“谀派批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点:任何为了某种外在的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的判断和表达,都是对批评的道德原则的背叛,都是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
    我们需要态度亢直而坚正的“直派批评”,需要更多的杨光祖这样的“直派批评家”。因为,中国文学倘若想健康地发展,若想造成良好的文学风气,就不能没有这种奉“求真”为绝对原则的批评,就不能没有这样一批正直、坦率而负责任的正道知性的文学批评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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