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批评家中，有个性且敢说真话的人，似乎并不很多。“著书都为稻粱谋”，有些人搞批评，似乎纯粹就是为了“啖饭”，至于意义世界的事情，他们并不十分措意和关怀。这些批评家所写的文章，大都具有单一的模式化倾向，数十年间，几十篇中，写作的风格和态度，变化一般不会太大，所以，略读两篇即可知其全貌。
    然而，杨光祖的批评文集《回到文学现场——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却吸引我细细地读完。我从其中看到了“直”，看到了一种很可宝贵的文学精神。杨光祖清醒地与那种煞有介事而又华而不实的“学院派”批评保持距离。他在解读作品的时候，严格根据自己的具体感受和作品的具体事象，来展开分析，来进行判断，绝无大而无当、言不及义的“话语空转”，也很少感染随意概括、妄下雌黄的流行病。我想凭依着从杨光祖这里所得来的启示，更深入地考察一下“直”的意义与“直派批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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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学批评，人们可以从国别、民族、时代、地域、方法、立场、学科、性别、年龄等方面，区分出五花八门的类别和流派来。然而，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从批评家的人格和德性的角度，分析并提领出“直派批评”和“谀派批评”这两个概念。
    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活动。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要尽可能说真话，要为读者提供符合事实或接近事实的判断。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仅要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思想能力，而且还要有坦率、正直、勇敢的品质和德性，否则他就有可能知而不言，或者言不由衷，以至于以歪曲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也就是说，批评家一定要克服患得患失的恐惧心理，努力摆脱外部的压力和内心的怯懦，以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表达，来陈述自己对作品的感受、认知和评价。所谓“直派批评”，就是指这种正直、坦率而又尊重事实、忠诚于自我感受的批评，就是指这种及物的、触及真问题的、敢于尖锐质疑的批评。
    与“直派批评”构成尖锐对照的，是“谀派批评”（也可叫它“曲派批评”）。这是一种投其所好、唯利是图、曲学阿世的批评，是一种唯唯诺诺、闪烁其词、言不及义的批评，是一种缺乏求真热情、质疑能力和否定勇气的批评，也是一种无原则地为被批评者的“合理性”与“完美性”进行辩护的批评。
    关于“谀”，许慎在《说文》中这样解释：“谀，谄也。”《庄子·渔夫》说：“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荀子·修身》说：“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在《说苑·臣术》里，刘向则从批评者与最高统治者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谀”的性质：“从命病君谓之谀。”如此说来，所谓“谀”者，实在是一个脏污的泥潭，一旦堕入其中，其人必沦为巧言善色的佞人，其评必沦为附意顺旨的谀评。
    当然，在“直派批评”与“谀派批评”之间，还有其他样态的批评。这些批评，类别繁杂，或许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中性批评”，——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批评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具有不瘟不火、不咸不淡甚至不疼不痒的“中性”特点。所谓“学院派批评”中的一小部分，拿着上书“赞赞赞”字样的投名状，入了“谀派批评”的伙，而其中的大部分，则徇徇然站到了“中性批评”的旗帜下，——他们按照“核心期刊”提供的学术规范，埋下头来，一板一眼地做文章，态度算得上严谨，材料亦可谓翔实，但是，缺乏个性、趣味和见解，使人读之，昏昏然欲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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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和道德意味？为什么“直派批评”的处境总是那么艰难呢？
    中国自古就崇尚直言。即使在抒情性的诗歌中，直言无隐的尖锐批评，也是常见的事情。顾炎武说：“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日知录》卷十九）而唐代诗歌的繁荣，则与时代的宽容和诗人的亢直，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宋人洪迈所说的那样：“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讳。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容斋续笔卷第二·唐诗无避讳》）而从历史批评和政治批评的角度看，直斥而不讳的传统，虽然屡遭压制和摧锄，但也压而不垮，摧而不毁，绳绳相继，至今未艾。司马迁应该算是第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直派批评家”，——班固说他“其言直”，实在是一个很切实的判断。
    在中国的道德哲学中，“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它基于诚和信，是一个与正和义相近的概念。一个以直为原则的人，就是将诚信和道义看得很重的人，就是所谓的“直人”。《管子·心术上》里说：“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直人之言，不义不顾，不出于口，不见于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则。”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实，那后一句，也可以改为“民无直不立”。直与枉相对。枉即邪曲，是一种很坏的德性。孔子曾多次论及“直枉”问题。在他看来，直不仅是一种美好的德性，而且还会带来积极的效果：“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他赞赏卫国大夫史鱼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直的德行，“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他相信“直”的道德感化力和社会影响力：“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同时，也只有“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在他看来，在自己的时代，能“直道而行”的人，并不是很多。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行直道和做直人，都是很艰难的事情。古人不云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黄琼传》里说：“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也说：“夫人秉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提出了“直书”与“曲笔”两个概念。从责任伦理的角度讲，无论什么人的恶德和劣迹，历史学家都要以“直书”的方式，照直写下来。然而，在有的时候，“直书”实在是很危险的：“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所谓“可为之时”，就是遇到了仁君当政的时代，说话比较自由，“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又不至于被杀头；所谓“不可为之时”，就是生活在暴君当政的时代，以言获罪，动辄得咎，“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这就很悲惨了。不幸的是，几千年来，正直的史学家和批评家所遭遇到的，大都是很触霉头的时代，而“身膏斧钺，取笑当时”，也就成了他们难逃的劫数。尽管如此，刘知几还是赞美这种直书的精神：“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在他看来，仗义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这虽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灾祸，但却是值得赞美的伟大精神和不朽功德，所谓“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那么，有没有一种既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又不至于掉脑袋的一举两全的好办法呢？“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史通·曲笔》），于是，一些聪明的人，便发明出了“曲笔”的书写策略。本来，刘知几讨厌一切首鼠两端的滑头做派，毫不宽假地反对一切任性而不诚实的书写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但是，他也理解人们用“曲笔”的无奈和苦衷，所以，在《史通·曲笔》里，他就站到君臣父子的立场，替“曲笔”做起了辩护：“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由于有“亲疏”和“贵贱”之别，所以，“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刘知几的这些观点，其来有自，显然是对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引申和发挥。
    从现代法律的角度看，孔子的父子互隐之说，是既合乎情理，也合乎法理的。但是，从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为所谓“等差有别”的“隐”作辩护，就是一件很不合理且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这是为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的撒谎和作假，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找了一条心安理得的退路。事实上，无论对历史叙事来讲，还是对文学批评来说，除了修辞性的“曲笔”，任何着眼于权力和身份的伦理性质的“曲笔”，任何以“善良动机”为说辞的“曲笔”和“谀言”——所谓“曲笔阿时”，所谓“谀言媚主”——都是不允许的，都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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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上讲，“直”虽然是一种美好的德性和重要的价值，会带来正确的认知和良好的道德效果，但是，它又意味着否定和冒犯，会给批评者带来很大的麻烦，使他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人民公敌”，人人必欲杀之而后快。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一个“不堪”，一个“偶与”，就足以说明“直性”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多么难以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谁若立志行直道而说真话，谁就难免要与一些人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甚至要与“恶直丑正”的不良社会风气发生冲突。这无疑是一件很考验人的勇气和承受力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清人包世臣才在《答萧牧生书》中感叹说：“直道不行久矣”；赵翼才在谈 “《宋书》书法”的时候说：“《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陔余丛考》卷六）
    事实上，直到今天，古人所说的“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就文学批评方面来看，情况似乎更加严重，——很多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而高贵的文化行为，而是沦为缺乏自由精神和尊严感的“谀评”，甚至沦为一种纯粹的寄生性的现象。我们的一些批评家，接受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哲学，接受他者的“社会订货”，用一套永远不变的话语模式——诸如“高峰”、“巅峰”、“杰作”、“奇书”、“极品”、“经典”、“完美”、 “辉煌”、“天才”、“震撼”甚至“地震”等——来赞美一部并不成熟甚至完全失败的作品。这种批评的根本特点就是“谀”和“谄”，就是“不诚实”和“不坦率”，就是缺乏对事实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敬畏。那些“谀派批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点：任何为了某种外在的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的判断和表达，都是对批评的道德原则的背叛，都是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
    我们需要态度亢直而坚正的“直派批评”，需要更多的杨光祖这样的“直派批评家”。因为，中国文学倘若想健康地发展，若想造成良好的文学风气，就不能没有这种奉“求真”为绝对原则的批评，就不能没有这样一批正直、坦率而负责任的正道知性的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