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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有三个列车员在站台里朝我吹哨子了。就像是我给自己组了个管弦乐队。因为这会儿已经看不见爸爸，也看不见加比了，我懒洋洋地把身子慢慢收了回来，显得我压根不在乎那哨子声。 我坐了下来。要是车厢里有人做伴就好了。现在怎么办？从这儿到海法要四个小时，而他将在路途的终点等着我。他比我更抑郁，更愤慨，更绝望，他是撒母耳·史勒哈夫博士。他是教师、教育家，写了七本教育学和公民权益的教科书，他正好也是我的伯父，爸爸的长兄。 我站起来。检查了两遍如何打开窗户，如何关上它。我打开又关上垃圾桶的盖子。车厢里也没别的什么可以开开关关了。所有东西一切正常。火车里真是井井有条。 我爬到座位上，整个身子钻进上边的行李层，然后又头朝下地翻回到车厢地板上。我要检查看看有没有人碰巧掉了钱在椅子底下。可惜没人掉钱，都是些细心人。 家里的每个年轻人一生当中都得在史勒哈夫伯伯那儿经历一次这样的摧残，加比管这种痛苦的仪式叫“史勒哈夫化”。 但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孩子经历两次这样的事还能保持精神正常的。 我跳到座位上，开始在车厢壁上敲敲打打。不一会儿我又改成敲有节奏的鼓点。 说不定隔壁车厢坐着个像我一样倒霉的囚犯，想要与他同病相怜的兄弟通个信？可能这火车里坐满了要送去我伯伯那儿的少年犯？我又敲了敲，这次是用脚。检票员进来了，叫我安静坐好。我坐了下来。 2 上一回我被“史勒哈夫化”以后，我的整个人生都终止了。那是在我惹了潘西娅·马乌特耐尔那头母牛之后。那一次，伯伯把我关在一间又小又闷的屋子里，毫不留情地教训了我整整两个小时。他一开始还轻声细语地，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像以往那样完全忘记他在哪儿了，也忘了跟谁在一起。他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在城市广场上，面对着人群，里边有他的学生，有慕名而来的仰慕者。 而现在，又来了。而且毫无意义。我又没犯事儿。“成人礼之前，你得好好听听撒母耳伯伯的话。”加比说。突然间他又成了“撒母耳伯伯”。我可从来不知道。 为了离开我的父亲，加比需要我不在她身边。 我站起身来，四下踱步，又坐下来。过去他们不允许我去旅行。我了解他们。要是没有我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吵个不停，说出一些相互威胁的话，没法弥补。这就是我的命运，现在已经确定了。 “干吗不在工作的时候再谈？”父亲朝加比问道，“我都已经迟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