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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华民族而言，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改天换地式的历史节点。在文学场域中，此前的叙述充满了对旧时代的控诉与愤懑，此后的叙述有着迎接新生政权诞生的欢欣与豪迈。成都凸凹的《甑子场》告诉读者，这两个段落转换的当口，依然存在着人与人的虎视眈眈，力与力的短兵相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封建顽固势力并没有停歇，而是伺机制造暴乱，妄图对新生政权来一个下马威。所以，毛泽东大笔一挥，签署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命令，一场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战斗旋即打响。在历史教科书中，这个部分不过三言两语，然而到了成都凸凹手里，却被铸成了一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 《甑子场》的问世彰显出文学的价值与优长。在历史细部被渐渐遗忘之际，文学可以将其打捞出来，借助艺术的手段和功力，使其获取新的空间。《甑子场》的叙事以历史上真实发生在成都平原上的“龙潭寺惨案”、“三三叛乱”为底色，经由作者的艺术描摹与精神锻造，最终指向人的命运轨迹。 时代变革、转型的当口是比较容易生发出饱满故事的。这是一个模糊与边界地带，是一个过渡时期。往前迈一步还是往后退一步，对人都是考验。身处这样的地带，人才会真正迫切地思考到底应该怎么走，最终的选择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眼光与格局，也可以看出时势对人的俯瞰与挤压。在这样的地带，人被放置在火中烤，人的性格、品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向极致，经受一番心灵的拷打。时代那么火热，历史那么耀眼，这些不在舞台中央的人们最终的命运如何？《甑子场》中出现的安、禾、蛋、乌、菜、鱼儿、扣儿等人的命运轨迹分明在昭示，他们把控不了自己，或者被一种狂热的力量引向毁灭，或者糊里糊涂就被纳入另一种体系，或者在不明不白中打发漫长的光阴。小说挣脱了简单革命叙事的套路，没有迫使人物进行非此即彼的“站队”，分出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坏人，而是将小说推向了人性化探究与思考的轨道上。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尘埃中消弭得无踪无影的小人物。”作者在扉页上标注的这句宣言道尽了他的意图与期冀。相信他送上的这份“礼物”可以让这些“小人物”感到欣慰和温暖。 这份温暖或许更多地源于整部作品充盈着一股浓郁的诗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经过诗的浸泡与涵养的长篇小说。作者曾经是先锋诗人，这回首次操持起长篇小说来，诗的精神、先锋的精神依然在《甑子场》的文字之间活泼地跳跃。因了诗意，因了先锋，在作者的笔下，空间基本上是恒定的，固定在“甑子场”一隅，但时间却顽皮得很，不给暗示与铺垫，在历史和现实的间隙里上下乱窜、来回穿梭。《甑子场》中的虚构与真实(历史)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清晰，两者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欲拒还迎的状态。明明是虚构的，却朝着真实的方向倚靠；明明是真实的，在虚构的笼罩下反而显得有点走形。 读《甑子场》，有一种语言快感时刻在伴随。其实，阅读的过程并不顺畅。这不是因为有理解上的障碍与隔阂，而是时不时需要缓一缓，进行一番诗意的回味。 “我看见扣儿婆婆冲进卧室的身形，竟像一粒能量饱满的年轻的动词。”“扣儿的天气很冷，一点不春天。”“两个男人匆匆的脚步，牵出了远远近近的几声犬吠。”这样的句子散落在整部作品中间，给人一种“陌生化”之后的会意。由于诗意的参与，原本比较冷峻、坚硬的题材，显得有些轻淡与清逸。 不过，整部作品的诗意似乎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有断裂的感觉。或许作者将这方土地的历史、掌故、风情和盘托出的愿望过于迫切，于是把很多资料性的内容强行安插在叙述途中，进行报告式的交代。特别是对客家文化的介绍，显得冗长而沉闷，生生地将诗意阻隔了。而且，书的后半部分，为了让故事脉络完整起来，作者不得不对前半部分悬置的叙事环节进行补漏，于是用力颇深，甚至使上了蛮力，显得急促，缺了前半部分那份从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