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邂逅曹多勇和他的大河湾是在北京一个潮热烦闷的夏天，窗外低垂的柳条懒懒地飘过，斑驳中洒满午后的阳光，偶然间看到了那片长满风景的西瓜地，那个白浪翻滚的水季天，那条古朴宽阔的淮河，以及淮河岸边那个静谧而蓬勃的小村庄——大河湾，曹多勇自然也就停留在我的心灵里：这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之后开始有意识地扫描他的创作轨迹，竟发现近10年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几乎都淌过这么一条河流，也记住了他在某个访谈中所说，“一个作家的创作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要有自己的一块出生地，要有滋养自己生命的一条河流。这是一个作家最坚实的出发地和落脚地。”如此萦心于一个狭小的区域——中国淮南地区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和那里的底层人家，很容易让人想起开创乡土文学的鲁迅和他的鲁镇，包括后来的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山东高密，这些带有启蒙关怀的底层乡土，似乎总有着挥之不去的苦难、蒙昧和怪异。曹多勇的大河湾似乎也有些许的无奈和悲凉，但却找不到“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绝望和仇恨，更不是新世纪“底层文学”比狠比惨的“残酷叙事”，当然与沈从文、废名等一脉传承的湘西小镇似的田园牧歌也不尽相同。大河湾里的男人和女人、河滩和麦地、涨水和落水，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和常态，那样的舒展和饱满，那样的踏实和温暖，而这种贴着地面的“乡土经验”所传达出的希望、美好甚至高贵，读来令人动容，诗意盎然。 “幸福花儿开” ——走向大河湾的追忆 曹多勇从事文学创作20多年，从长篇小说《大河湾》《大淮河》，中短篇小说集《幸福花儿开》，以及《年馍》《水族馆》《送亲》《语文课》，到最近出版的《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曹多勇始终默默地坚守着或者说主动选择、解释、雕刻、经营着大河湾这块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据此我认为曹多勇是个喜欢回忆的人。 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写道：“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也就是说特定的文化传统必然制约着作家创作个性的选择，而且往往存在于作家的血液及生命中，包括无形的经验、记忆、态度、价值观等等，并成为作家最有价值的不动产而在创作中自然而执拗地流淌出来。弗洛伊德就认为《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童年时期对父亲的感情复苏”，《蒙娜丽莎》是达·芬奇对“童年时期的母亲的记忆”。喜欢回忆和倾听的曹多勇，其观照世界的审美情趣自然受到古朴厚重的大河湾及其文化传统的“剪辑编排”，他在谈到《大河湾》的写作资源时也提到，作品得益于他的父母，其中老女人这个叙述者实际上就是他的母亲，而更多的写作资源来自于走南闯北、喜欢玩花鼓灯说大鼓书的父亲。大河湾滋养了曹多勇，曹多勇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忆和倾听的叙述姿态”，选择了“大河湾里的诗意人生归属”(路文彬《历史的反动与进步的幻象》)。对于这种自然而清醒的情绪认知及审美选择，曹多勇不无幸福地说：“我找到了写小说的地方，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身处喧嚣浮华的消费时代，曹多勇的精神坚守不禁让人想起福克纳的“邮票般小小”的约克纳帕塔法，萧红的“只有两条大街”的呼兰河，以及汪曾祺的高邮水乡、刘绍棠的运河滩。海德格尔曾说，“作诗就是追忆，追忆就是创建”，追忆大河湾的曹多勇满怀敬畏与感激之情，精心创建着他理想家园的亲近和谐状态，即“诗意的栖居”。因为在他看来大河湾的一切如同大河湾的人一样都具有生命和灵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