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作者首先要尊重历史，自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还必须尊重艺术规律，拂去岁月的尘埃，写出真实的人、有真情的人、堪称真正的大写的人。
    近年来，以非虚构方式书写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取得长足进步。作家们不满足已有的历史评说，也没有停留在只是梳理战争的来龙去脉，而是极力用新的眼光去透视那些波澜壮阔的斗争岁月，偏重历史的人文色彩，凸显战争中人的精神乃至民族的精神状态，更有对历史经验特别是血的教训的深刻反思和认识升华。正是因为顺应了这样一个革命历史题材审美价值取向的新变化，高建国的纪实文学新作《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作家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固然有题材独特和故事传奇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忠于历史和开掘历史相统一的书写态度，坚持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并行的自觉追求，赋予了那些血染的姓名新的生命，使尘封已久的英雄依旧光芒四射，而经过岁月之河冲刷的红色经典则更显得崇高圣洁。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四军艰难发展的大背景下，从“芦荡火种”的老六团到风云激荡“沙家浜”的传奇故事。开篇就给人一种平易朴实的亲切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剑拔弩张，完全是不动声色娓娓道来，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作者从一个人、一颗子弹的微观入手，用一篇回忆录、一台戏作为布局谋篇的架构轴心，用一支敌后游击兵团牵引出光彩照人的抗日英雄画廊，而作者的跳入跳出既是穿针引线连接历史与现实，又让整个故事波澜不惊婉转渐进跌宕起伏，这就打破了当下流行的那种编年史或全景式鸿篇巨制的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写作模式，形成了这部作品独具的思想脉络、结构方式和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明风格。
    但这种单纯并不是简单，恰恰是一种很高的艺术追求和思想境界。作者所以抓住一颗子弹不放，反映了在他笔下的子弹已不是简单的武器，甚至超越了一般的战争留痕和历史印记，始终把它作为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和革命军人高昂精神的象征绘以浓墨重彩。其中最为震撼的是杨瑞年身中六枪仍巍然挺立，向色厉内荏的敌人发出最后的呐喊！当又一颗罪恶的子弹飞向杨瑞年，一代巾帼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的大义之歌！这使我们感受到炽热的火种不仅没有因为反动派的疯狂“围剿”而熄灭，相反在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广阔战场上熊熊燃烧，从而铸炼了新四军特别是“江抗”英烈忠贞不屈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同时，作者也以犀利的笔墨剖析了在江南敌后斗争严酷复杂的环境中，忠诚与背叛的生死较量，时常在抗日营垒中上演，有胆怯畏惧强敌、有怕死苟且偷生、有变节利欲熏心，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理想信念的丧失而导致精神支柱的坍塌。由此来看，作者描写的这颗子弹并非一成不变，是利器、是凶器、还是暗器，它具有极深邃而又复杂的内涵，既能够裹着一腔怒火射向敌人，也可能认敌为友逆袭曾经的同志，它记载着那些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也把那些臭名昭著的叛徒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好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作者首先要尊重历史，自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还必须尊重艺术规律，拂去岁月的尘埃，写出真实的人、有真情的人、堪称真正的大写的人。《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在这方面值得称赞，既注意写好革命志士的坚强党性，又注意写好他们真挚浓烈的人之常情，避免了以往有些同类题材的作品只重视思想性、文献性而忽略了生动性和可读性的问题，让那些已经倒在血泊中的男儿女儿，犹如又被复活了灵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作者还极力避免那种为了迎合某种阅读需求而不顾战场环境和斗争氛围去写那些与主题游离的浅薄甚至是低俗的儿女常情，尤其在他经过整整三十年对数百人的跟踪采访，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硝烟中的血色玫瑰绝少铿锵开放，“没有红袖添香，但有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如“江抗”副总指挥吴焜与他心仪的女战友曲折的悲情，透视出他们浸透着凄美抑或是血泪的情感世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早就抱定用生命去殉自己的事业，而在就义前思妻怜子之情愈发浓烈，人们往往可以窥知一种甚至比血洒疆场还要悲壮的牺牲。更让我们感动不已的是那个勇敢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后又不惜以牺牲爱情和婚姻为代价，义无反顾去完成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的女共产党人吴恩灼，正如作者所言，对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的悲怆情感经历，常使后人洒一掬同情之泪，从而引发对战火中恋情的深沉思考。
    如果说作者对“子弹”的描绘是写意，那么对“红色经典”的刻画则是写实，一张一弛，异曲同工，不仅让严肃的革命史书多了一些空灵，更让宝贵的精神遗产富有深邃的启迪。这也是衡量一部经典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的标准所在。就这部作品而言，当我们穿过抗日的烽火，驶过风雨飘摇的芦荡，跨过血染的江河，走过弹痕累累的茂林，不仅为一个个不乏精彩的英雄传奇肃然起敬，更感到那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倍加珍贵，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强军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是对皖南事变惨痛教训的剖析发人深省，具体来说，就是思想上“只了解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忘记了斗争的一面”，组织上“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的危险。其次是对退出皖南的战略转移比较分析发人深省，先对整个战局的情况估计错了，接着撤退的路线和部署错了，关键时刻战斗指挥又错了，尤其把中国革命多次战略转移作为比较参照，引用陈毅1942年所做的《皖南事变总结》画龙点睛，“过去就有过井冈山的转移，方志敏北上，二万五千里长征，四方面军转移等，我们要很好地学习经验。”再就是对新四军建军原则、优良传统的阐述分析发人深省，“我们军队历来是政治领导军事，政治军事并重，军事达到政治的任务”。“不要忘记思想斗争是我们的防腐剂，不要忘记政治集体教育制度是我们进步的推动机”。“我们纪律是铁的必须遵守”。“我们的团结就是把数千人打成一片，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也是作者摘录陈毅在新四军成立之初写给“江抗”的信，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检验，无论是在烽火岁月还是在和平年代，坚持政治建军的原则，铸牢忠诚于党的军魂，都是确保我军无往而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我以为，这就是作者书写“红色经典”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精神，也正是因为他用当代价值唤醒了传统魅力，才使这部大气厚重之作成为又一部当之无愧的“红色经典”。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