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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所交游均为不得志之人，生活虽较曹宽裕，能以诗、酒、画、谈禅说道消遣长日，而中心惴惴则或过于曹也。茅盾对二敦与曹雪芹交谊的判断，对二敦身世遭遇、内心世界的把握基本准确。在注释中，茅盾用了900多字介绍了二敦、永忠和明义，所可注意者，茅盾刻画二敦的为人说“敦敏不得意于仕途，而又有点狷傲，不肯趋附；这样的性格，成就了他的笑傲诗酒、找和尚谈禅的生涯。……敦诚的生活同他的哥哥差不多，他对曹雪芹的诗，评价极高：‘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四松堂集》中，颇多抑塞之音。他和曹雪芹的意气相投，不是偶然的。然而这两兄弟赞赏曹雪芹的‘狂’，言外之意，也就是他们不如雪芹之敢于‘狂’”。这样评价二敦，尤其是末句“他们不如雪芹之敢于‘狂’”之评，似乎此前未经人道。札记与注释相得益彰，信哉!又评永忠说“永忠以诗、酒、书、画、禅、道，消遣此生”，同样与札记所谓“能以诗、酒、画、谈禅说道消遣长日，而中心惴惴则或过于曹也”相得益彰。这种正文与注释相得益彰的写法值得后人借鉴。 4、高度评价《红楼梦》刻划人物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技巧。茅盾在《关于曹雪芹》中写道： 《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计凡四百余人。其中较为活跃者，不下百人，除主人公宝、黛及其陪衬人物活动较多而外，有些次要人物的活动仅昙花一现，然而只此寥寥数笔，却已把此人的面目勾勒得十分鲜明。在注释中，茅盾如此评论： 几笔勾勒，就生动地画出一个人物形象，如小红、柳五儿是也。几笔勾勒，就写出一个人物的性格，如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侍书之冷嘲热讽，写其精明干练；晴雯之举动急躁，写其高傲任性；入画之哭诉实情，乃年幼胆怯；司棋之毫无惧色，已打定主意。于此可见作者既精于细节描写，亦善于粗笔勾勒。昔人谓：人但知其繁处(细节描写)不可及，而不知其简处(粗笔勾勒)更不可及，——即指此等笔墨。这是多么优美而精辟的文字啊!概括繁处以“细节描写”说明，概括简处以“粗笔勾勒”道出，阅读这样的论文丝毫感觉不到是在读理论性文章，直有品味优美散文的感觉，如果可以借用茅盾上述评价，则可以说茅盾用字不到十个，就分别勾勒出了侍书、晴雯、入画、司棋的言行、个性!文人之笔，真可使老秃鸦成为绣鸳鸯，信矣!我们在《红学札记》里也可以找到茅盾的文献依据，在“红学札记十二：《红楼梦》评点版本”第20种谢鸿申之《红楼梦评》有按语： 按：据此信，则谢评命意亦自平凡，惟谓“繁处不可及，不知其简处尤不可及”二语论红楼技巧，颇为中肯；或者评技巧处有可取处，但此稿早已佚失。由此可知，茅盾所谓“昔人”，是指道光、同治间浙江会稽人谢鸿申(字帆初)(11)。茅盾尽管认为谢鸿申评论《红楼梦》之“命意亦自平凡”，然而谢鸿申的一点真知灼见，茅盾敏锐地发现且给予充分的肯定。是其是而非其非，这是多么可贵而科学的治学态度! 5、茅盾熟悉并推崇曹雪芹友人二敦、张宜泉等人将曹雪芹与阮籍、李贺作比，赞赏曹雪芹的个性狂于阮步兵。赞赏曹雪芹的诗风有如李长吉。在《关于曹雪芹》中，茅盾有两段精彩的评论： 敦诚的诗歌，屡次以阮籍比曹雪芹，一则曰“步兵白眼向人斜”，再则曰“狂于阮步兵”，这不光是因为曹雪芹字梦阮，实在也概括了曹雪芹的身世和性格。在封建时代，愤世嫉俗的士大夫既痛心疾首于本阶级之腐化分崩，又不能毅然自绝于本阶级，往往以“狂”的面目，倾吐他的抑塞不平之气。说曹雪芹“狂于阮步兵”，大概是指他的《红楼梦》的叛逆性十倍于阮籍的咏怀诗。对于这一点，永忠说得更直截了当。他的读《红楼梦》吊雪芹三绝句最后一首末两句是：“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明义题《红楼梦》诗也说：“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由此可见，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也有一二人看出了《红楼梦》寄托的深远的。 敦敏兄弟、张宜泉，都把曹雪芹同李长吉相比，这大概指诗的艺术风格。至于思想内容，则“诗胆如铁”一语，足供玩味。猜想起来，雪芹的诗，瑰丽奇峭有如李贺，而慷慨激昂胜于阮籍。 在“红学札记九：永忠、明义、敦敏兄弟”、“红学札记十：曹雪芹的诗及《红楼梦》的白话”二节中，茅盾用大量篇幅非常仔细认真地抄录、研究了曹雪芹的友人、同时代人的诗作，因此，茅盾赞赏他们在个性方面把雪芹与阮籍作比，且认为雪芹“狂于阮步兵”，在诗风方面把雪芹同李贺作比。更需注意者，茅盾分析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之所以“狂”的根本原因，得出了“《红楼梦》的叛逆性十倍于阮籍的咏怀诗”的结论，这样的比较研究，与时下的一些“狗比猫大，牛比羊大”的所谓“比较文学”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差!我们还必须指出，把曹雪芹与阮籍、李贺作比，目前已经成为红学常识。而在茅盾《关于曹雪芹》问世的时期，这样显豁醒目的比较实不多见。仅此一点，足可见出茅盾红学观的先进性了。 前文已及，《关于曹雪芹》是一篇新见迭出、文字精练、写法独特、异彩纷呈的极有学术价值的红学专文，它所涉及的论题涵盖了红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独特结构、刻划人物的高超技巧、以“按头制帽”来评价《红楼梦》诗词和从补作、续作、摹仿和改编、评注、索隐五大方面说明《红楼梦》的巨大影响，以及把曹雪芹与阮籍、李贺作比、对曹雪芹卒年的存疑、姑依旧说而以高鹗为补书之人、对索隐派学人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揭破、《红楼梦》传播域外的翻译与研究等等，都是在爬罗剔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令人可信的准确认识，这充分反映出茅盾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风范。 就近因来看，茅盾是为了1963年要举行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而写作了《关于曹雪芹》一文，《红学札记》正是茅盾为《关于曹雪芹》一文所作的“积步”和“聚粮”的准备工作，我们相信，这一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使得年近七旬的茅盾基本上厘清了红学研究领域中诸多复杂、矛盾乃至郢书燕说、捕风捉影的观点、方法，发现了之前红学研究者的不少真知灼见和道听途说，前所未有地丰富了自己的红学知识，掌握了红学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故而出语元元本本，有根有据，视域开阔，有的放矢，显示出了极为渊博的学识和极为扎实的古典文学、文献学的功夫。就远因来看，茅盾早在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他说：“青年时我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在古典文学方面，任何流派我都感兴趣，例如汉赋及其后的小赋，我在青年时代也很喜欢。……至于中国的旧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也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我家有一箱子的旧小说，祖父时传下，不许子弟们偷看，可是我都偷看了。”(12)这样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必然会给茅盾带来终身的受益，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作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的茅盾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众多而见解新颖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如《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国神话研究》、《楚辞与中国神话》、《〈诗论〉管窥》、《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谈〈水浒〉》、《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等等，我们同样可以明白写作《关于曹雪芹》时的茅盾比之1935年写作《节本红楼梦导言》时的茅盾在红学知识、红学见解方面要全面、客观、准确得多(13)。学以年进，信矣! 严谨、全面、一丝不苟，是茅盾红学论文、尤其是《关于曹雪芹》一文的突出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固然与茅盾扎实深厚的中外文学功底密不可分，同时也与茅盾的鲜明个性不无关系。一般来说，作家的个性气质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研究个性，茅盾早年就曾夫子自道：“真正的作家必须有他独具的风格，在他的作品里，必能将他的性格精细地透映出来。文学所以能动人，便在这种独具的风格。”(14)而到晚年，茅盾回忆说“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谨言慎行”。甚至“至今未敢怠忽”(15)。可以认为，“谨言慎行”是茅盾一生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是他个性气质的独具风格，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所遵循的基本宗旨。因此，在创作上，他钟情于现实主义而对浪漫主义敬而远之；在研究上，他重材料，重证据，全面而不片面，客观而不轻率下结论，反复斟酌而不时存疑，态度非常谦虚，藉此之故，茅盾的学术论著便具备了严谨、全面、一丝不苟的突出特点。姑且以《〈关于曹雪芹〉第三次修改后的几点说明》为例：“第三次修改”已经完成，“共收到十七位同志来信”，“极大部分的意见我都领受；这在三次的修改稿中已可概见”；而茅盾仍然非常谦虚、慎重，继续向各方面征求修改意见，此其一；其二，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仍然表明自己的看法，不轻率从众。他说：“也有几个具体问题，我以为应当斟酌。一是高鹗补书问题。几乎有半数以上的来信说现在已可断定高鹗只在一种不知谁所补写的后四十回的旧稿上作了加工，不宜仍以补书名义畀高鹗。……我在正文中提到高鹗补书时加‘相传’二字，在附注中详细介绍怀疑高非补书而只是就旧稿加工一说，但仍以讨论态度提出了我的不即举手赞成的理由，最后说留待大家继续研究”。针对有一二人认为《红楼梦》“并无政治意义”的看法，茅盾坦诚地说：“经过思考，我没有接受，而在附注中增加数语，以示有此一说。”如此尊重他人的意见，又不违心的取容，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其三，茅盾绝不以势压人，而持平等讨论的态度。如脂砚斋是谁、曹雪芹名霑之取义等问题，茅盾认为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对学术问题，特别是考证，凡有新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当‘记录在卷’”(16)。这同样是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 总之，茅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无论是对《红楼梦》的普及和论述，还是对红学发展的支持与鼓励，一直对红学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为新世纪红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经验。时下，许多红学家都出版了红学著作、红学学术传记、红学研究年谱，甚至出版红学著作全编，相比之下，茅盾的红学研究就显得比较“单薄”。事实上，茅盾以他的极有学术价值的红学论著为红学研究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他的红学论著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前进必将会更加为人们所重视进而珍视，我们坚信这一点。茅盾在红学史上自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我翻阅权威辞书《红楼梦大辞典》第一版和增订本，仅在“附录”内有“1963年12月茅盾《关于曹雪芹》一文发表，载《文艺报》十二期”和“1981年3月27日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茅盾先生逝世”(17)两节文字，其他付之阙如。建议《红楼梦大辞典》再次增订时，能有茅盾的相关条目。 2014年6月于厦门 (责任编辑：admin) |